推销员2016

Original 2017-03-20 海伦 导演帮 导演帮

时隔五年后，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执导的《推销员》再次获得最佳外语片大奖。上次获奖影片是2012年的《一次别离》。 不管法哈蒂有没有出席奥斯卡颁奖礼，也不管获奖是否掺杂了组委会打脸川普的政治快意，无法否认的是，影片仍受到影评人和影迷的肯定，即便其新作《推销员》影响度无法与神作《一次别离》相比，但获得最佳影片确实实至名归。 阿斯哈·法哈蒂这位诞生于伊朗的电影新秀，始终在自己熟悉的叙事环境里坚持。他的每部作品题材、主题都大体类似，但都同样精彩，具有很高的完成度和口碑。

诞生于伊朗的电影天才

伊朗是片神奇的土地。在极为严苛变态的电影政治审查下，电影却在蓬勃生长，从近些年其屡屡斩获国际奖项便可知。 即便跟华语片都是类似“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输出模式，但与我们现在资本逐利、佳作欠乏的现状比，伊朗电影却是现实题材佳作迭出。 同时它又是亚洲文艺电影大师辈出的圣地，个个重磅，丝毫不逊于欧洲。 从扛鼎大师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到马基德·麦迪吉、贾法·帕纳西、慕森·马克马巴夫等重要领军人，再到新生代的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巴赫曼·哥巴迪等，伊朗导演在世界影坛早已举足轻重。 现在的伊朗电影执牛耳者，当属阿斯哈·法哈蒂，拿奖拿到手软。 青年时代，他从德黑兰大学拿到戏剧艺术和舞台导演硕士学位，之后开始写剧本、执导电视剧。 他从第二部电影《美丽城市》开始引起关注，第三部电影《烟花星期三》曾摘得2006年芝加哥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第四部电影《关于伊丽》则摘得第59届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导演银熊奖。 著名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甚至称《关于伊丽》就是一部“大师之作”。 之后的《一次别离》和《推销员》均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他的电影均自编自导，作者风格强烈。题材上聚焦于伊朗社会现实，对性别权力差异，中产阶级焦虑和精神迷失，两性在婚姻中的泥沼、困境，宗教、道德等情感和人性抉择等现实问题，进行可客观理性的呈现。 但是，法哈蒂却不是一个喜欢谈论政治的人。他的影片更多聚焦于人，而非政治。

用自己的语言体系讲述中产阶级故事

伊朗纪录片导演哈伊里说，“法哈蒂就是一位用自己的语言体系讲述中产阶级故事的导演。他的作品表现的都是观众日常生活，这就是他在伊朗有大量拥趸的原因。” 法哈蒂的电影总或多或少带有令人惴惴不安的悬疑性，有直击生活痛处的魔力，虽然弥漫着沉闷致郁甚至绝望的情绪，但并不晦涩难懂，甚至还很好看。 精巧的故事架构、演员自然的表演、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吸引观众跟随主人公寻找问题的出口，但看完后带给人的思考，又是深刻而不可回避的。 他善于提前埋伏笔，看似繁琐无用的对话总是暗藏玄机，推动后续的故事发展，并得到回应。 《关于伊丽》开头伊丽跟其母亲“饱含深意”的电话，以及隐瞒心事闷闷不乐的状态，会令观众好奇疑惑，而那通电话，竟成为捅破伊丽道德创伤的薄薄窗户纸。 《推销员》里，课堂上学生随口说出父亲在警局这个信息，竟成为后来男主“破案”的关键。 法哈蒂不会用毫无用处的唠叨来扰乱你的视听，他的影片像猜谜游戏，越发想抽丝剥茧，而不会昏昏欲睡。 多用微晃的手持摄影，并非他刻意为之，他曾在采访中说，“当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观众的眼前，所以需要使用手持式摄影。这是电影本身的需求，而不是我个人的喜好。” 他并不过多追求拍摄技巧，却专注于讲故事，带有很浓的戏剧色彩。 由张力导向的戏剧性，一再将人物逼向极致，人物需要花越来越多的勇气面对自己和他人。非常深入地进入人物，是法哈蒂尤其擅长的剧作手段。 然而，反转和冲突总是自然发生、出其不意，显示出导演强大的戏剧冲突和细节处理的能力。 《推销员》中登堂入室之人不是年轻男性，竟是患有心脏病的垂垂老者，《烟花星期三》里做戏很用力的男人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出轨渣男，《一次别离》的反转再反转着实精彩，男主和女佣的谎言轮番上场，社会中的谎言、不信任才是最难解的题。 其电影善用道具和意象，虽然难免有过度解释之嫌，但符号及其隐喻对理解影片必不可少。 《关于伊丽》里伊丽最灿烂忘我的笑容出现在放风筝的桥段，那只红色的风筝，正象征她苦求不得的自由自在。无论她是因为道德问题自杀，还是为了救溺水的孩子而死，她的自由仿佛只有像风筝断线一样，结束生命才能获得。 《烟花星期三》乱七八糟、亟待清扫的房间，不正是男女主人杂草丛生、一团乱麻的婚姻生活的写照？而女主紧紧裹住头发的头巾，更是束缚在伊朗女性身上的一个道德枷锁，似乎可以决定她们的生杀大权。 《推销员》摇摇欲坠的旧楼、裂缝明显的墙壁，最终走向悲剧的戏中戏，都暗示了影片结尾两人貌合神离、婚姻难以愈合的状态。

两性关系终结者，聚焦婚姻焦虑和道德困境

法哈蒂的影片中，伊朗人的道德困境很大程度源于宗教和信仰，女人社会地位的不公、对命运把握的无力无处不在。伊丽无法摆脱已经与其订婚的男子，苦于无法放开自我追求喜欢的人，只能为难自己。 在她失踪后，未婚夫第一件事是询问伊丽有没有拒绝这次“相亲”活动，而对生死未卜的伊丽不管不问。 《推销员》中因为在洗澡时被看到裸体的女主，甚至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本该同心的丈夫也性情大变。 在一个女性极度没有话语权的国家，女性的贞操、尊严、耻辱、信仰，比生命还要重要。 所以《一次别离》中，最后只要撒谎，便可以帮主丈夫还清债务的女佣，无论如何都不肯违背《古兰经》的教义。 而女性与男性戒备森严、界限清晰的社会划分，始终是男权至上，女人的权利、人性无法得到保障，也令中产阶级的生活荆棘遍地。 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与极不稳定公平的社会现实一样，充满火药味，且一点就着。 《一次别离》中西敏坚持要带孩子移民并因此不惜跟丈夫离婚，也是伊朗现在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在伊朗渐渐现代化、西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时，他们认识到社会的种种不可解决的问题，但不得不通过逃避来远离是非。 无论是生活还算富裕的中产阶级，还是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下层人民，他们都面临宗教信仰和自身权益的冲突，都为了生活谎话连篇，都对爱情和婚姻充满绝望、焦虑和不信任。 所以法哈蒂的影片热衷于呈现他认为的“伊朗式离婚”。他影片中面临伦理困境的男女，看待问题的方式总无法达成一致，他们最后不是矛盾未解决而坚持离婚，就是感情破裂无法愈合。 无论婚内出轨还是原本相爱，最终都走向毁灭。而真正的推手，正是伊朗社会中无形而致命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 而法哈蒂在对故事娓娓道来时，也让人无法对令人绝望和崩溃的不安冲突置身事外，只是这社会的出路在哪里？ 就像失踪了的伊丽、《一次别离》中没有答案的离婚判决、《烟花星期三》里知道婚姻残酷真相仍坐上未婚夫摩托车的女孩，导演从不给人明确的答案，而是以开放式结局提供无限想象，又或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救世主。

冷静的女权主义者

法哈蒂电影海报上，常常出现整幅女性图像，美丽动人。 也经常男女并排对立出现，给人紧张的对峙感以及两性关系幻灭既视感。 但女性，往往处于中间位置或置于前端，更清晰、更高大，更主要。 也难怪。法哈蒂的电影中，女性都异常美丽、勤劳、温柔、善良、充满包容心。对于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没有发言权，她们往往很脆弱无助，却绝不会一蹶不振，女性的伟大和包容在她们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负责承载和传递人性中真善美的，都是女人。 《关于伊丽》中鼓励伊丽追求幸福的伊朗女人；《烟花星期三》里的清洁工女孩单纯可爱，就连男人出轨的美发师都极有魅力惹人怜惜；《一次别离》里的西敏，是全家人最有智慧、最通情达理的一个人。 而男人呢，却往往自大、自负、暴躁，自尊心和羞耻心过强，一言不合就家暴，且毫无愧意。 法哈蒂一定是带有批判和苛责去塑造男性形象。伊朗男人面对困难易燥易怒的状态，着实跟女性的温柔沉静形成鲜明对比。 而男人们在感到男性尊严受挑战时，第一反应并非安抚女人，而是奋起反击挽回尊严，哪怕付出毁灭两个家庭的代价。 《一次别离》中，纳德故意推倒怀孕的女佣，没有丝毫同理心和同情心；《推销员》中伊麦德因为妻子被羞辱而觉得难堪，一定要将失足老者逼上绝路；《关于伊丽》中因伊丽失踪发飙，将责任推到作为邀请者的妻子身上的男人，他们始终以人鲁莽冲撞却没脑子的直男癌形象出现，但无比真实可信。 而这都是源于强烈的羞耻心和社会对男权的过度强化。 法哈蒂曾在采访中说，我试着将我电影里的每个人物都塑造的现实和复杂，无论男性或女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女性拍成主角，或许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毕竟在伊朗，女性在争取自己被剥夺的权利斗争中更加痛苦、挣扎，她们更具有抵抗力和判断力。 这位满脸络腮胡的伊朗男人，在电影中给伊朗女人足够的深情、宽容和人文关怀，也在他“无意识的选择”中，成为女权主义的使者。 这位伊朗当下杰出的电影大师，用一个个真实却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和人物，“润物细无声”地剖析伊朗社会普通人的家庭、生活，温柔又强有力地呈现伊朗两性关系焦虑、道德困境冲突不断的现实。 “几年前我在柏林创作一个剧本时，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伊朗的音乐声，就在我隔壁。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里的人和事已经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段时间，无论在街上、公车上，我都在想起伊朗。最后我回去了，开始创作《内达和西敏》的剧本。” 他用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温柔地讲述伊朗社会生活的敏感骚动，危机四伏，乃至每个家庭的“婚姻围城”，给普通人更多生活上的反思。 因为他持续而深情地热爱伊朗这片土地，也让看电影的人对伊朗社会困境保持思考和关注。

----------------------------------------------------------------------------------------------------------------------------------------

附一点观影笔记：

影片虽明显冗长，故事集中在几天内连续发生，镜头未有喘息，紧跟事件发展。这种老练的叙事节奏制造了一种追踪纪录的观影感受。我觉得是较以往作品的一点创新和突破。

强奸并未发生，结局老者的死亡，也并非简单的因果报应，这样简单粗暴的解读太过低估法哈迪。对强奸的猜测才是面对道德与宗教的挣扎的试金石，对男主角，对观众，皆如此。老者的死，将这种挣扎上升到一个非常严肃和现实的高度。而非对事件给出评判。

像片中男主一样，我来讲理了。

1、女主没有被强暴！

证据1：老奶奶邻居的证词：“听到有男人的哭号，以为是夫妻打架。“说明老头当时也在受着良知的折磨。假设是强暴，为什么要嗷嗷喊？

证据2：老头脚伤。一地的血脚印，邻居大叔的证词，以及后期证实是老头脚割破了。如果是强暴，老头好毅力，怎么最后还是受不了良心谴责犯病呢？

证据3：桌上有钱。原本以为是猖狂的强奸犯留下来的嫖资。不过上面有个安全套，应该是老头儿先把钱和套放在那里等肉体治疗师，结果干等不来，去洗澡间看，发现进错屋了，落荒而逃。

证据4：遗落的车钥匙。处处出错，如果是强奸犯，我实在是无语了。

证据5：女主的表现。第一没有大声呼救，可能是吓坏了失去意识（从打扫卫生和后期振作感觉不像，给人女强人的感觉），可能是直接撞到了玻璃晕倒（照应证据2，说明老头已经受伤）。第二不让事后追查，可以说是怕名誉受损，勉强可以佐证没有收到性侵害。

2、剧中剧《推销员之死》很好的映衬了剧情

第一段：剧中剧饰演妓女的人因为一个演员的笑就羞愧难当的罢演，而笑她的人只是觉得明明穿着衣服却说自己裸体很好笑。预示了女人被看到裸体是个性命攸关的大事，加上演出布景，引出女主后期的惊慌与崩溃。

第二段：剧中剧女主自怨自艾，男主牢骚满腹。演出了人物生活中女主已经难以支撑，男主也有些手足无措。

第三段：剧中剧男主辱骂老板。没啥好解释的。

第四段：剧中剧男主之死，之后还没谢幕完就跑去看老头。说明男主也非常担心老头心脏病发作死掉，以及一切终将有个了结。

好了，说完这两点，或许已经可以充分驳斥那些占领道德制高点去评判老头老奸巨猾的，评判女主圣母婊的，和评判男主矫枉过正的键盘侠了。

有人说导演用力过猛，有人说伏笔很刻意。在我看来都还好，一部好的戏剧，不过是在人们原本无比平淡的生活湖面上抛下一粒石子。再将自身带入每个角色，计算稳态经过扰动后的实时状况。只要这些足够自然，演员表现到位，细节描绘突出，然后观众在其中各取所需就好。

而我在这部片子里看到的就是男女主之间绝对的矛盾。男主倾向于达理，倾向于维护世间的公理。既然作恶了，就要施以罚，原本是为了妻子出口恶气，最终虽然听从了女主的劝诫没有高发，却还是情不自禁的给予最低程度的报复。女主倾向于通情，事情发生后，首先想到的是声誉，其次是苛责男主，最后是原谅老头。

除了老头的冲动，或许真的是没发觉搬家，只是撩起头发看看是不是肉体治疗师，每个角色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女主希望尽快平息伤痛，重新步入正轨。男主选择不退缩，不仅仅是自己的面子，还相当于是家庭的捍卫者。老头编造一个一个谎言是为了给自己开脱，也为了别人好过。邻居在是非面前要摆明立场，抢占道德高点。

总体来说，我认为本片非常精彩。

法哈蒂凭借《推销员》再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你可能看了张假新闻照，这是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上一次捧得小金人时的照片。今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五强的他却公开表示，不会出席本届颁奖典礼。

一个月前的今天，刚刚履职总统才满一周的川普签署了“禁穆令”。这份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禁止伊拉克、伊朗等七国公民在未来90天内入境美国。

一石激起千层浪，好莱坞愤怒与同情之声不绝于耳，盖因“禁穆令”充满赤裸裸的歧视，且其辐射范围空前之广，其中就包括入围本届奥斯卡的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而他本人也因此发表声明不参加本次颁奖典礼。对此，奥斯卡评委会作出回应：

“曾因《一次别离》荣获奥斯卡奖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以及他今年提名影片《推销员》的全体剧组成员，竟因为其宗教或国籍原因而被挡在国外。学院作为全球影人及全民人权的支持者，对此感到极为不安。”

接下来是众所周知的戏剧性反转，先是“禁穆令”被联邦法院叫停，接着是《推销员》在各大网站的获奖赔率纷纷攀升至第一，并取代此前的获奖热门《托尼·厄德曼》，最终爆冷摘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桂冠。

颁奖礼现场，代领者读出他的获奖感言：

“电影人的镜头能够捕捉到人性...会在我们和其他人之间产生同情心，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同情心。”

应该相信，这部电影和它的胜利，也许不仅仅关乎于同情。

— 伊朗剧场中的美国悲剧 —

《推销员》剧照

《推销员》发生在伊朗的德黑兰。一对夫妇Emad和Rana搬入新家不久，妻子Rana独自在家时遭遇陌生人的强暴，一场有关罪与罚的悬疑故事就此展开。值得注意的是，“推销员”的片名取自穿插于电影里的戏中戏——丈夫Emad与妻子Rana在剧中所表演的话剧《推销员之死》。导演法哈蒂通过三幕剧的植入，向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经典作品致敬。

《推销员之死》表现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一位小人物的失败，而其所影射的美国梦的幻灭，在当今“反全球化”的背景下竟书写着新的注脚。不同之处在于，导致底层民众生活困境的不再是股灾和金融危机，而是面向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移出，以及非法移民的不断涌入。

这恰巧同主线剧情形成互文，并微妙地折射出当代美国的乱象——缓缓推开的门，登堂入室的陌生人，暗生龃龉的家庭关系，以及作为回应的惩戒与宽容之辩。

— 同情是唯一不残忍的选项 —

影片中，丈夫Emad最终发现，闯入房间并强暴妻子的竟是一位白发、佝偻而且患有心脏病的老人。当老人层层揭开脚上的绷带，事情的真相也水落石出——他脚底的创伤，同此前案发现场地面的血迹以及遗落的袜子，完全吻合。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的女婿，让他知道岳父是个什么货色”丈夫Emad喊来老人的家人接他，坚持在他家人面前公布他的罪行。

“如果你要跟他家人说那件事，那咱俩之间就到此结束”妻子Rana面对老人的哀求产生了恻隐之心，在她的威胁下，Emad没有告诉老人的家人，而他终究心怀愤懑地忍不住出手掌掴，竟使虚弱的老人心脏病发作，瘫坐在楼梯上几乎停止了心跳。

对于同情，卢梭曾这样阐释——“除了对弱者、罪人、或对整个人类所怀有的同情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为仁慈、宽大和人道呢？”。这一刻，弱者的柔光镜头由妻子切换到了老人身上，面对他衰老迟暮、奄奄一息的身躯，一切道德评判仿佛就此失效，一切惩戒与复仇的理由都摇摇欲坠，无论他的罪恶带给一个家庭怎样的撕裂与羞耻，同情，似乎只有同情才是唯一不残忍的选项。

— 高墙与蛋声的喧哗 —

强与弱对弈间的道德立场，有许多种表述。叔本华说 “每个人在其自身都带有嫉妒和同情这两种彼此对立相反的特质，因为这两种特质产生于一个人对自己的状况与他人状况所不可避免作出的比较”，这听起来尖锐得近乎偏狭，但似乎很好揭示了舆论评价的行走规律。邓玉娇、药家鑫等一场场话题盛宴中，我们都见证过善与恶的自由切换，民意肆意的喷薄与翻转。

另一句广为流(误)传(读)的宣言，来自村上春树“鸡蛋与高墙”的演讲——“不管那高墙多么的正当，那鸡蛋多么的咎由自取，我总是会站在鸡蛋那一边”。尽管村上在演讲中明确“高墙”的定义为体制，但当其范畴被人渐渐扩大至不加限定的个体，打着“鸡蛋”旗号的绑架、裹挟乃至欺骗又甚嚣尘上。不透明的募捐，不真实的乞求，碰瓷，逼捐，医闹，扶不扶，黑命贵，这不清真，“他弱他有理”，“他还是个孩子”...每堵墙都因鸡蛋而生，站的人多了，转眼又耸立起一座敦实坚硬的墙。

一片宽容和谐世界大同的声浪之中，我留意到一条不起眼的新闻——一些同时入围最佳外语片的制作人对法哈蒂曾面临的禁令表示同情，但同时也越来越担心这些头条新闻和政治情绪会影响正在进行的投票：

“《推销员》以外的每一部入围影片都被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政治局势所裹挟。所有的媒体只关心禁穆令，而且不仅是业内报章，而是全世界的媒体。我们都很担心这种一边倒的呼声，会让评委为了反对特朗普和他荒谬的移民政策而把票投给《推销员》。我们还不能有任何意见。”一位知情人说，“我们知道最佳外语片不是奥斯卡最重要的奖项，但这个奖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真的非常重要。”

这位知情人坚持匿名，因为他不想被扣上没有同情心的帽子。

— 完 —

1，把主线剧情当作刑侦剧在做，旧屋的电闸、没清走的房屋、多嘴的邻居、神情不安一堆麻烦事出场的巴拉克、楼梯上的血迹、移来移去的货车（可为旧租客搬家、留下的车钥匙、给商店送货）…道具、细节全都重要，连接前后剧情和逻辑，事事为刑侦主角所用。

2，trigger是那个晚上的“错认”，主题是羞耻文化，但二刷发现主角的心理前后有变化。一开始有报警和遗忘的念头，然后剧作功夫要放在主角心理转变上（心理变化和剧情发展互相推进）。于是有了女主害怕+不想报警、邻居详述经过，强调这种人该公开好好羞辱、剧团的人也知道了、发现钱，且被用来吃饭、巴拉克再提房租之事，拒绝认错…等等，周围人将耻感潜移默化地增强，主角调查及报复的意志力也增强。

人物有弧度，故事才有深度。

3，故事很简单，但从一开始作者将枝蔓密密麻麻铺垫开。搬家原始、学校、剧场、房屋隐藏的危险、夫妻间的默契与信任…这是故事的质感和可信度。

4，当然不忘在主题表现上增加的剧情，出租车女人换位、剧场饰演裸女女演员的被羞辱感等。还有伊朗学校班里全是男生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