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

【叶君先生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也是萧红生平的有分量的研究者。其专著《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638607/）亦与葛浩文《萧红传》一并荣获首届萧红文学奖萧红研究奖。这篇文章原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1c7630101defo.html，以一个尊重萧红、理解萧红的学者所应有的严肃态度对霍建起导演宋佳主演的这部影片做出了客观的评价。】

 电影《萧红》：一次毫无诚意的影像叙述

 多年来，我所做的就是力图在文字叙述里提供一种认识萧红的新的可能。这份冲动源于，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萧红应该是出版传记最多的作家。但是，林林总总的叙述，大多出于他者的立场，概括起来不外两种：一者站在萧军立场，极力美化萧军的拯救之举；二者，往往站在端木蕻良的立场，极力为端木辩诬。当然，还有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叙述，刻意将萧红塑造成一个“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这是1981年召开萧红诞辰七十周年纪念会时，北京方面定下的调子）。少有真正站在萧红自身立场的叙述，即便那些出自女性传记作者之手的文字亦是如此。所以，我在自己的叙述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她还原成大时代里的一个普通女人，甚至是一种亲情想象。能做到怎样，姑且不论，但那是我的努力。近年的传记研究，说实在的取得了一些成绩，人们对萧红的认知开始慢慢多元，而其身上存有的一些讹误也在一点点澄清。

关于萧红的影像叙述，早就有人跃跃欲试。4月6日，看了电影《萧红》之后，作为一个所谓萧红研究者的确难以掩抑愤怒。当被各路记者问及的时候，写了一些带有情绪的话。事后，我也知道情绪是说理的大敌。如今，这部影片在哈尔滨以外的城市早已纷纷下线。我说过人们会很快忘记它，但我到底还没有忘记它。我想说的是，萧红并不是影像叙述的困境，而是叙述者们诚意的缺乏。时隔多日，今天就心平气和地谈谈这部电影，以兑现我在博客上的承诺。

同时，我也转贴了赵光远先生对电影《萧红》的看法。

一、真实与虚构

电影《萧红》涉及的主要人物都是真名真姓，在我的理解里，无疑应该是一部传记片。但上映后，有了关于部分电影情节真实性的争论，有人便为之辩护，说这是文艺片。好像文艺片就可以肆意虚构。其实，即便是文艺片也有自己的虚构原则，那些连日常情理都不顾及的虚构，让人如何接受？

这部标榜让客死异乡的呼兰河女儿萧红“回家”、让萧红侄子当顾问，开拍前要萧红家属签字的电影，我想问问某些人，从这架势来看，到底是文艺片还是传记片？当然，传记电影也不是不能虚构。关于萧红的资料，近年出版整理很有成绩，非常容易找到。传记电影的虚构应该是资料缺失之处合理想象，而那些早已有定论的事实，无疑应该尊重事实。电影《萧红》对真实性可以说极不在意，改易随心。现根据观影之后的记忆略举几例。

其一，据《东昌张氏宗谱书》记载，萧红父张廷举曾任呼兰县教育局长、松江省教育厅秘书。其同事回忆，张待人诚恳，谦虚严谨，不阿谀取悦，落落寡合；《呼兰县志》亦载其“不沾烟酒”（这则材料在哈尔滨方志办公室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电影开始不久，就有萧红父和继母躺在炕上吸烟的场景。全然是旧时代土财主和地主婆的形象，满足了人们对地主的想象。殊不知，张廷举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地主。

其二，萧红三岁时，爱用手指捅祖母房间的窗纸，逼得祖母拿大针守在窗纸后边吓唬，这成了她深刻的童年记忆，日后以不无调侃的语调写进《呼兰河传》。很多读者据此误解萧红幼时受到家庭的虐待，实则祖母也非常爱她。拿大针吓唬爱捅窗纸的孩子，是当时东北老太太常用的方法。电影将这一情节改为萧红初中毕业后，因执意继续到北平读高中而与父母一边争执一边捅窗纸，本意大概为了表现其倔强。要知道，萧红初中毕业也就是离家出走北平的1930年，虚岁二十。一个20岁的大姑娘一边跟继母说话，一边捅窗纸，该是多做作。

其三，1932年哈尔滨的大洪水让被困差点被卖圈楼的萧红，好不容易被难民船从二楼窗户救出，与萧军错过。影片改为二萧与大水淹没的街道上相遇，也还可以接受，如此一改，可以有煽情的机会。但是，萧红在船上因为怕与萧军错过，又大喊大叫地要回旅馆，就显得不合情理了。她越挣扎，越让人觉得做作。要知道，她是好不容易逃出来的，不是放出来的。

其四，二萧同居后，萧军第一次情感出轨的对象是一个叫陈涓的上海姑娘，而不是电影里的女房东。据萧红多篇散文可以看出，二萧安家商市街25号期间，房东三小姐确实对萧军爱慕之意。二萧哈尔滨时期的朋友，解放后去台的作家孙陵日后撰文提及，二萧的房东三小姐名叫王丽，姿色出众、俄语流利，是在哈尔滨大出风头的时尚女子。电影里将萧军与陈涓的故事嫁接在一个房东身上，明显不合适。因为陈涓老家上海，所以日后二萧到上海后，陈涓回上海省亲，与萧军发生了后续情感纠葛，给萧红以巨大伤害，才导致萧红的东京之旅。这个人物直接关涉到后续的故事，这样改动我不知道有什么必要。

其五，萧红第一次与端木蕻良相识是在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在胡风为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而召集的作家座谈会上。据端木回忆，现代文学名刊《七月》的名字，就来自萧红在这次座谈会上的提议。影片让端木出现在1937年1月萧红从东京回上海，码头迎接的一众人里。

其六，萧红关于“文艺咖啡室”的畅想，发生在1938年夏天在汉口“文协”等船，与孔罗荪、李声韵等人在一起坐聊时。跟端木、骆宾基、萧军都没有任何关系。

其七，港战爆发后，日军于1941年12月28日举行“ 入城仪式”，正式接管香港。1942年1月12日萧红住进停战后开始接纳病人的养和私人医院，确诊为喉部结瘤需要手术。求医心切的萧红执意遵从医生意见，术后发现误诊。于1月18日中午转至玛丽医院。下午2时，在玛丽医院手术室医生给萧红安装了喉口呼吸铜管。因没有气流经过声带萧红不能说话只能用纸笔跟骆宾基、端木交流。偶尔，因为痰液阻塞铜管可以说几句话，不可能如影片那样长篇大论地对骆宾基和端木交待后事。电影完全无视萧红生命最后不能说话这一事实。

其八, 关于骆宾基与萧红的恋情，电影《萧红》完全坐实，也没有根据。以目前资料所见，唯一爆出此料的是台湾作家孙陵。在其所著《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一书《骆宾基》专章记述萧红死后，骆和端木到桂林由其提供住处。一天，两人突发激烈争吵，孙陵劝架过程中，骆对他说，萧红逝前对其表示过爱意。孙陵描述当时的情景：“他（骆宾基──笔者）很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说：‘是真的！她（萧红──笔者）说她爱我！’”。孙陵去台后，出于政治立场的偏见，对当年留在大陆的三十年代作家的回忆，多用语刻薄，很多事实不尽可信。而且，骆宾基对此说有明确回应，说他和萧红之间除了出于朋友道义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情谊。孙陵之说，是多重转述的“孤证”，应该存疑为妥，而不应该如此贸然坐实，更不用说肆意渲染。

其九，骆宾基1917年生人，比萧红小六岁，而且与萧红弟弟相识，萧红将其看作弟弟张秀珂的朋友，当时在文坛上已经有一定影响，1939年就出版了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绝对不至于对萧红崇敬到张口闭口称“先生”的地步。对女性称“先生”是非常庄严的场合。电影如此处理，显得矫情。

其十，电影对端木蕻良的塑造是最大的败笔，将其塑造成一个讨女人喜欢，心灵猥琐的男人。要知道，端木蕻良出身富贵之家，是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才生，生性孤傲，才华横溢。如此塑造，完全不顾事实。

二、噱头与票房焦虑

如果说以上这些与史实的出入，或许出于编导的疏忽，或许出于剧情改编的方便，只是显示其对萧红认知的不专业，还不至于让人产生恶感。然而，影片那些明显因为票房焦虑而刻意制造的噱头，就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对电影心生恶心感。而噱头的制造可谓用心良苦。略举几例。

其一，1928年寒假期间，萧红由六叔保媒、父亲作主，许配给汪恩甲。两家正式订下婚约，等她初中毕业再约定婚期。一开始萧红对这门婚事并未表示任何异议。可能一来与她当时的交际面还比较狭窄；二来，实际上她也比较满意汪恩甲，除对方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拥有比较体面的职业外，据见过汪恩甲本人的萧红小姨梁静芝晚年回忆，小伙子“也算相貌堂堂”。订婚后，萧红与汪往来密切，除见面外，也经常通信，还给他织过毛衣传达爱意。不久，汪父过世，在继母带领下，萧红到顾乡屯参加丧礼。没过门的儿媳居然为公公戴“重孝”，萧红因此广获好评，汪家赏钱二百。

萧红后来对汪不满，是发现其纨绔习气，抽大烟恶习以及表兄陆哲舜的出现。1932年5月的一天，汪离开东兴顺旅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音讯杳无，人间蒸发。汪恩甲此次外出，多年来在萧红研究者中存有多种说法，多半倾向于为了筹钱还债。而他一去不返，绝大多数萧红研究者认为是为了逃避债务，故意借口筹钱，丢下重孕在身的女人弃之不顾。多年来他一直背负着“无耻”、“负心”的恶谥。

汪恩甲何以抛下大腹便便的女人和腹中骨肉一去不返，并再也无人知其下落，是萧红研究中最令人沮丧的迷案。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至今仍是一片空白。近年，据说曹革成先生已经探访到汪恩甲后人，并获得了一些信息。他是否故意抛弃萧红，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应另当别论。

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在一些自述文章中谈人（即便自己的父母）说事（被困东兴顺旅馆）真率、坦荡，可信度极高。但关于汪恩甲，在其著作、信件中却找不到只言片语，哪怕影射的话亦不可见。爱憎分明如萧红，如果汪恩甲真是始乱终弃，她不可能在文字里没有丝毫的情绪流露。这从另一侧面表明，萧红对汪的态度，远非人们所想象的基于对方始乱终弃的怨恨那么简单。然而，汪恩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只有萧红自己最清楚，她一向对此讳莫如深，外人也就更是不得而知。

电影为了将汪负面化，特意设计汪强奸萧红的场景，让女演员露出胸衣，赚赚眼球。要知道，两人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且已有婚约，汪恩甲犯得着特地跑到北京强奸她吗？

其二，与汪对萧红的强奸相反，萧红、萧军同居一段时间之后，电影里刻意有一场在雪地激情野合。本意为了吸引眼球，但是尺度又不大，如果发展到肉搏，我想长江以南的观众或许可以满足一场好奇。要知道当时的黑龙江是很冷的，见此情景，影院里有人调侃道：“两个孩子也不怕作病”。导演对东北人的激情可能太具想象力了。

其三，电影《萧红》最大的噱头自然体现在萧红与鲁迅的关系上。那一份暧昧的制造真可谓用心良苦而刻毒。

1934年11月2日，二萧到上海之后，与鲁迅建立书信联系，迫切要求与之见面。鲁迅于1934年11月27日写信答应二萧请求，约定在内山书店见面，并告知乘车路线。因信同时写给二萧，所以信头称呼是：

刘

    先生

 吟

对此，电影《萧红》的场景设计，让萧红扮演者轻声读出这封短信内容，但信头故意读为：“刘先生、吟”。

20世纪70年代末，萧军将鲁迅给他和萧红的书信整理注释，并结集为《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一书，内收鲁迅给二萧书信53通。其中，19通以二萧为共同受信人，单独致萧军33通，单独写给萧红的信只有1封。这封开头称呼为“悄吟太太”，写于1935年3月17日的信，不过寥寥数语，告知来信和两稿收到，以及海婴因脚被沸水烫伤，一时不能来寓中看望，如此而已。从行文语气可以分明看出鲁迅单独与萧红书信交往时，极为明显的距离感。这种距离，除信头和语气外，更体现在“等他（海婴）能走路，我们再来看您罢”中敬语“您”的使用上。

关于称呼，鲁迅致二萧信，或单独致萧红信的称呼大致有：悄先生、吟先生、吟兄、悄吟先生、悄吟兄、悄吟太太等；在致二萧信或单独致萧军信提及萧红，一般称为“悄吟太太”，最具玩笑的口吻也只是“吟太太”，绝对不会有“吟”出现。电影里的场景设计，明显是以现有材料，别出心裁地误导观众，传递别样信息，给观众以巨大的想象空间。这似是而非的噱头制造得实在有些“阴毒”。

其四，关于鲁迅与萧红书房那场对话。

1936年初春，陈涓回上海省亲，萧军旧情重燃，直至5月1日陈离开上海。这一过程中及其后，萧红深受伤害，心情苦闷，无处可去，经常呆在鲁迅寓中。而此时，鲁迅病重，6月5日以后，连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也被迫中断。萧红7月17日离开上海去东京之前，鲁迅应该不可能与萧红就其情感苦闷而谈话。因而，电影里在鲁迅书房，鲁迅单独面对萧红，对二萧情感关系与分析，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的话题不可能出自鲁迅之口。

1946年7月1日，许广平在《追忆萧红》（《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一文中清晰谈到她和鲁迅与朋友相处的原则：“在多时的习惯，养成我们不爱追求别人生活过程的小小经历，除非他们自己报道出来，否则我们绝不会探讨的，就是连住处也从不打听一下。就这样，我们和萧红先生成了时常见面的朋友了，也还是不甚了然的”。这表明鲁迅夫妇与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交往，还是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而萧红又是那种极其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人，更不用说如此私密的情感。对此，许广平在文章里也有非常明确的叙述。

所以，鲁迅就二萧情感危机的对话，完全出于臆造。更重要的是，出自鲁迅之口的那几句台词，是1978年萧军注释萧红自东京写给他的第七信时的话，原文为：“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因为彼此身上全有刺）；远了又感到孤单（这可能是鲁迅先生说过或写过的，也记不确了）”。编剧可能依据萧军原文后半句括号里的话而生发，移到鲁迅身上。但萧军原文括号里突兀而莫名其妙的话，没有说明具体语境，且自己也拿不准，更不知道是否是鲁迅就二萧的关系而发的评论。最起码，电影这么想象极其武断。

其五，关于《生死场》序言的对话。

关于《生死场》序言，鲁迅并非在家中交给萧红，而是让胡风带给她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他们在鲁迅家客厅见面的情形，更不会有鲁迅以“怎么谢”来回应萧红的“谢谢先生”。如此让人惊掉下巴的对白，电影大约是想传达鲁迅的风趣，但抑或是今人低俗想象的惯性使然。当然，影片在这一场景里稍后故意补上一句“那就帮我们包饺子吧”来掩饰，但是，制造噱头的动机非常明显，暧昧的效果倒无疑是到达了。

其六，关于骆宾基给萧红挠痒。电影里这个场景的虚构，可能编导自己都觉得有些低俗，连忙通过萧红之口让这个日常举动，上升到哲学高度。萧红在享受一个对其表达爱意的男人的挠痒而产生的舒服时，感慨地说“不是每件事都是自己能做的，比如挠痒”。场景配合台词，真是酸、俗之至。

 

三、如何看待鲁迅与萧红

 

关于鲁迅与萧红之间的暧昧联想，由来已久。电影如此导引观众，可谓用心良苦。其实，萧红与鲁迅之间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

在萧红短促而悲剧的一生中，祖父是其情感的巨大慰藉与支撑，亦是其情感世界里最为重要的男人。她认为，“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1936年12月12日，萧红在东京应邀撰写的一篇自述文章中，仍念念不忘祖父给予自己的巨大影响：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这篇题为“永久的憧憬与追求”的短文，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外在机缘促成萧红在异国独自面对自我时的一份深刻的人生检视。此时，她已然成名，且能够理性面对苦难和遭际。东京数月独处，实际上是萧红人生的一个转捩，常常独自面对自我的检省，让她对人、事有了属于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在她，祖父显然是“温暖”和“爱”代指，令其对人生生成新的认知，亦是激发其人生追求的动力之源。

不容忽视的是，萧红将对于祖父的这样一份重大而特殊的情感取向亦比之于鲁迅。如果说萧红与鲁迅之间关系“不一般”，这倒真是一种极其“不一般”准亲情关系。萧红一生遭遇了父亲、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等一系列男性，这些男性在抚养她、爱她、拯救她、接纳她的同时，更伤害她。但祖父和鲁迅却独具别样意义。某种意义上，是他们让萧红真切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美好与尊严。综观萧红一生，幼年和祖父在一起，还有成年与鲁迅的交往，是少有的两段幸福时光──后花园里的自由无虑和上海滩立地成名的荣光。如果说祖父给了她“温暖”，那么鲁迅给了她“尊严”。

萧红对鲁迅所存有的这份准亲情的情感，在周围朋友的叙述里，有非常清晰的表述。只是那些一心要对他们作绯闻想象的人们对此视而不见。1937年4、5月间，萧红独自北平访友以疗心灵伤痛，其间，与当年北平求学时的知友李洁吾曾经谈起鲁迅之于自己的这种特殊的亲情比拟。据李洁吾回忆：

1937年，她从上海来北京看我的时候，偶然之间我们又谈到了父亲。我说：“鲁迅先生待你们，真像慈父一般哪！”廼莹马上就说：“不对！应该说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

自东京返沪，鲁迅已逝，萧红第一次拜谒墓地回来，深情难遏，写下《拜墓》一诗。除了抒发自己沉痛的心情，萧红更传达出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和认知，写下诸如“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这样的诗句。正如从祖父那里，萧红感受到了“爱”和“温暖”，并对之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而从鲁迅身上他除了获得一份有如祖父般的温情外，还看到了什么是正义，并在鲁迅导引下同样对正义进行着不懈的追求。在精神层面，鲁迅之于萧红是“父”的代偿。祖父、鲁迅就这样支撑着萧红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因着这层非同寻常的关系，萧红对鲁迅确实怀有一份独特的认知。

而正是萧红对鲁迅存在这种祖父般的情感比拟，让她日后对鲁迅的观照，完全出之于亲情视角。1939年10月，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萧红终于抱病完成纪念鲁迅系列文字，并结集为一本小册子，取名《回忆鲁迅先生》，次年7月由重庆妇女生活出版社初版。在这本书里，萧红观照鲁迅的亲情视角，体现在，她摒弃了通常纪念鲁迅文字的宏大叙事立场，而以日常琐碎的叙述，活脱脱地呈现出一个“人间鲁迅”，没有丝毫神化、距离化鲁迅的倾向。而这亦可看作萧红彰显自身独立人格立场的表现，面对文化巨人，只有爱与敬但绝不匍匐于伟人脚下。正因如此，《回忆鲁迅先生》可以说是关于鲁迅生活最为原生态的叙述，保留了许多对于认知鲁迅来说，极为重要的资料。

很显然，亲情视角和独立人格，让萧红对鲁迅的叙述，成了一部散文经典。鲁迅逝后，对这位文化巨匠的回忆文字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多出之于仰视和崇拜，也就忽视了鲁迅作为普通人的细节。一个缺少细节的形象，自然无法生动。正如陈丹青感慨：“我常会嫉妒那些真正的和鲁迅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不得不说，影片《萧红》对萧红与鲁迅关系的想象，显得恶俗。看不出庄严与敬畏。内在根源还是导演因票房焦虑而对观众刻意迎合，但是观众是否买账却是另说。

 

四、成本与诚意

 

再回到电影本身。谈电影专业知识，我自然没有资格。但是，俗话说“没吃大猪肉，难道没看过大猪走路？”中外优秀的传记电影还是看过许多，稍早的如《她比烟花寂寞》，眼前如《林肯》还有与《萧红》同期上映的《铁娘子》。看看人家如何看待史实与虚构，看看人家如何打动观众，更看看人家如何赢得口碑与票房。近年，中国观众在西方电影的调教下，欣赏电影的能力毫无疑问提高了。导演与观众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导演拍片是否有诚意，其实逃不过观众的眼睛。只是一些导演总还是把观众当傻子耍。

粗心观众也会发现电影《萧红》大量场景都是冬天。为了拍摄方便，甚至罔顾事实。萧红离家出走，追随姑表兄陆哲舜到北平读书是在1930年夏秋之间；而二萧离开哈尔滨取道大连前往青岛是在1934年6月12日。电影的场景都是冬天。如此曲解事实的改动，动机自然是为了节省成本，在一个季节，一个地方拍完所有场景或许对主创团队来说才痛快。

在我看来，电影《萧红》唯一能够拿出来说说的，似乎就是摄影师镜头下的几张雪景。其实，拍摄当年黑龙江很少下雪，也没有拍到像样子的雪景。观众进电影院花钱肯定不是为了看那几张所谓唯美的幻灯片。况且，龙江之美，夏天有田野厚绿之美，秋天有山川缤纷之美，可取之处甚多。舍不得搭布景，连商业度假区，位于哈尔滨市郊的伏尔加庄园也作为取景地。伏尔加庄园主人，据说是一个有哈尔滨情结的上海知青，在园区里按一比一的比例复制了哈尔滨人记忆中的喇嘛台，影片对伏尔加庄园里崭新的喇嘛台不做任何处理，就让这荒郊野地的教堂出现在影片里，让人们想象那是哈尔滨30年代的大直街，二萧以之为背景，在那里一人弹着曼陀铃，一人敲着手鼓手舞足蹈（注意这两件道具，让二萧看起来像两个流浪的维吾尔人）。真是造作之极。当然，会又有人说，这是文艺片的虚构。

电影《萧红》据称投资2500万，而整部影片连室外场景都不多，大量室内情景，加以配上独白、旁白的幻灯片，我不知道除了那场水淹街道的戏，花钱的地方在那里。既然，似乎不是钱的问题，那就是导演是否有诚意来进行这一场影像叙述了。

电影靠着大量旁白生硬推进故事，相应出现大量过场场景，叙事支离破碎，如果不是导演影像叙述的无能；那就是对这场拍摄无心恋战，敷衍了事。而那几张幻灯片和煽情的旁白、独白，迷惑了一般观众的眼睛，大呼唯美、感动。

关于电影《萧红》与黑龙江，我想说的是，这部由黑龙江主体投资、黑龙江人编剧、黑龙江藉主演，叙述黑龙江作家一生，当然主要也是黑龙江人看的电影（事实上，票房说明了一切，连上海都只放了两场，很多地方连“一日游”都没有就下线了），导演如此敷衍的态度，让我这个在黑龙江工作的人，多少有一点受伤害。老实说，在导演看来，黑龙江人似乎没怎么看过电影。

我此前说过电影《萧红》主要问题不在于是否尊重史实，而在于因票房焦虑而立意猥琐。冯小刚《一九四二》亦被人批评不符合史实，但是，起码人们看出了导演观照苦难的诚意，因而，他还是赢得更多人的尊敬。电影《萧红》即便导演如此迎合观众，票房焦虑还是让他没有票房。据报道，截止本周五，《萧红》总票房才150万，对比庞大的投资，实在够让人焦虑的。这也说明，观众已经不再幼稚。至于，有人夸赞宋佳的表演如何精彩，我想说的是，导演对萧红理解平庸，演员越是敬业，所得效果自然越发适得其反。作为哈尔滨藉演员，并声称如何喜爱萧红，我很好奇地想知道，当她表演一边捅窗纸一边跟继母说话这一场景时，是否有过一丝质疑？

据我所知，以影像叙述萧红的一生，是很多文化人的梦想。我此前说过萧红是绝佳的影视题材。之所以如此说，就因为萧红短促一生太过精彩、戏剧化，根本不用去“编”。但要拍好，前提对萧红要有一份理解，自然也是对女性苦难的理解。不错，萧红与萧军同居时，怀着汪恩甲的孩子；跟端木蕻良结婚时，怀着萧军的孩子。但是，还原一个女人的生存处境，这不应成为吸引眼球的噱头，而是一个伟大女性的苦难。萧红所接触的男人，如萧军的豪霸，端木的些许懦弱，都极其富有张力，具有很大的开掘空间，可以表现出人性的晦暗与光彩。萧红本人同样具有丰富的多面，执著、任性，想独立又不得不倚靠男性的无奈等等。正如《萧红》上映后，导演面对对萧红没有了解的观众谈到，影片里的故事，像小说一样，但都真实发生过。殊不知，正如诗人桑克所言，这是一部“似是而非的电影”。

有人说“专家”与影片主创之间永难调和，“专家”以学理制约编导的创造等等，我以为其实不然，只要大家有一份诚意就很容易达成一致。电影《萧红》在我看来，其失败在于毫无诚意，那么矫揉造作，敷衍潦草，消费逝者苦难，引起关注萧红的人们的批评，赢得票房惨淡，自是必然。

落花无语对萧红。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呼和县，1942年病逝香港，年仅31岁。她22岁发表第一篇小说，并在接下来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写下近百万字的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1879年，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出版，小说里出走的娜拉俨然成为了当时乃至以后无数追求独立的女性的精神领袖；
32年后，在中国的北方哈尔滨，一位在20年后将会深深影响文坛的女孩出生在一个阔绰的封建地主家庭……
1930年，这位有着和父亲相同的倔强性格的女孩因为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
而她悲惨而又壮阔的一生，也伴随着她的出走而拉开帷幕。
她叫张乃莹，我们更熟悉的，是她的笔名：萧红。
人们总是赞扬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里，那位勇敢的离开自己丈夫的娜拉；却很少有人愿意想象，出走的娜拉将会遇见什么？所谓女性的独立，远非是出走这么简单的，也远非是出走就能解决的。萧红一生都在爱与自由中苦苦求索，在她香消玉泯弥留之际，她是否又追寻到了这两样东西呢？
终究是没有人能知道啊！人生如戏，又或许，连这位戏中人自己也还是参不透这场大戏的奥妙。萧红死前两年的长篇巨作《呼兰河传》的末尾，她写道：“蝶儿飞着，鸟儿叫着，又到五月了，叶子坐在后院冥想，莺歌的爸爸担着柴草经过后门了。”一生寂寞的萧红试图用写作来找回曾经的故乡，土地，亲人，可是到头来，她也只能藉由记忆之火来温暖自己冷寂的心灵。想一想，又有谁能回到那遍布着自由与爱的少年时光呢？
《萧红》（2012），与近期影院上映的《黄金时代》类似，也是一部以萧红一生的人生轨迹为主要线索拍摄成的传记题材影片。本期先对这部2012年的《萧红》进行点评。
首先在拍摄技巧上，瑕疵确实很多。电影的前半段还差强人意，尤其是萧红、萧军相识相恋的情节处理与镜头表现都相当不错；但是到了后半段，剧情的发展与变化却突兀了起来。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需要详细展开的情节却一笔带过，而需要边缘化处理的情节却往往冗余繁杂。
例如萧红随端木来到香港后创作她一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背景就介绍的相当模糊，人物传记电影（尤其是作家传记电影），本来就应该在作者本人的代表性作品发表的时期给与最大幅度的关注，通过作家本人的心理描述以及作家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的阐述，才能最大化的丰满人物形象；
再例如影片最后针对萧红因肺病感染而逝世的情节又给了过多的镜头，此时倒不如采用蜻蜓点水似的情节处理，通过弱化作家的死亡事实来强化（或者称之为永恒化）作家的影响力来结束电影。具体来说，影片末尾只要两个镜头足矣，一个是萧红在弥留之际的那句“我会好起来的”（此镜头表现出萧红对此生的不甘），另一个就是萧红在病床上无言啜泣的镜头（此镜头的寓意很明显，表现萧红对生的渴望与无奈）。
但是，抛却拍摄技巧，单就电影的情节呈现以及对作家的心理活动的挖掘而言，导演霍建起还是可以的（虽然影片中很多心理再现也是通过一些XX专家的深度揣摩，难免显得做作），国产电影向来在这一点上是弱项，而这也是国产电影难以在国际诸多电影节上崭露头角的原因之一。浮于表面的电影画面再震撼，也打动不了观影者的心灵。所以在此也就不能再怪霍导演了。
事实上，传记类电影的拍摄，或者再广泛一点，剧情类电影的拍摄，最大的难点就是对人物的心理再现。《辛德勒的名单》之所以感动人，不是因为影片对历史的还原，而是对历史的挖掘。人物的生平事迹可以藉由史实资料来再现，但是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再现，却不单单是查阅查阅相关资料就能搞定的。
《萧红》（2012）中，人们最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萧红与萧军的感情纠葛。我们知道，二人在贫贱中相知相爱，后来二人在文坛上名噪一时的时期，却也成为了二人感情出现问题的时期。面对丈夫萧军的出轨，人们总是深恶痛绝，并且总在揣摩着这位追求自由的女作家此时对丈夫的心态变化。针对于此，导演通过一场车站离别戏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场离别戏中，萧军手里拿着两个苹果拼命的向即将出发的火车站跑去，此时镜头切回到萧红，我们看到了一个满含期望的眼神特写。这巧妙的一跑一看，实际上就是萧军对萧红的愧疚与不舍的心理再现以及萧红对萧军虽恨尤爱的心理再现。而这两个镜头，也是本片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了。
最后，再谈谈萧红，这位被赋予“文学洛神”的女子。萧红所处的时代，于她而言或许是痛苦与快乐并存的黄金时代，说痛苦，是因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战火纷飞；说快乐，是萧红有幸与包括鲁迅在内的诸多文学泰斗生活在一个时代。而在这痛苦与快乐的双重包围下，萧红，这位寂寞的东北女孩，从异乡到异乡，漂泊一生，她不停地写啊写，想通过写作来找回她失去的一切，在她少年时代的呼兰河，却任凭她再怎么写，也只能永远活在她的记忆里。

将剧中台词略微篡改，奉还给导演和编剧大人。如果你们不会讲，干脆闭嘴。
如果要点评这部电影，简而言之，没，诚，意。没有足够的诚意去老老实实地研究萧红这个人，没有足够的诚意去想怎么来表现这个人，没有足够的诚意去让观众心有戚戚而不是啼笑皆非。就好像高中生编不出作文，就拿华丽的文字糊弄；就好像学者出不了成果，拿剪刀浆糊的“成果”搪塞。
你毁无聊题材可以，别来毁萧红。
我私心里觉得我校观众应当是比较有素质的一群，但是今天看《萧红》几度嘘声大起各种笑场，而且完全不是观众的错。不知百讲引进这部电影是出于什么心态。
敬爱的导演和编剧，你们的智商在哪里？我们不懂电影叙事，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不应是这样的，这个故事不是这样讲的。不能把本应是悲剧的故事，讲出了喜剧的滑稽。作家也是人吧？平时也要正常说话的吧？不是一张嘴就朗诵的吧？而且还张口闭口就是“我崇敬您”“她给她爱上的男人能量”种种散文诗格式，（编剧是把十几岁女生的日记本直接拿来用了？）鲁迅他老人家居然成了江苏台的莫非，专门给萧红点评夫妻关系，还用上了“你们两个就像两只刺猬”的时髦比喻。
而电影叙事的拖沓也懒得吐槽了。影片开始萧红逃跑，场景是萧红的父亲和继母在炕上抽烟斗。窗外仆人喊了一句“老爷，大小姐跑了！”萧父应了一句“什么？”死心眼儿的仆人居然又老老实实重复了一遍“老爷，大小姐跑了！”最后影片表现萧红临终场景，骆宾基和端木交错出现，萧红在梦境跟现实中间游移不定，眼睛闭了又睁睁了又闭，让我忍无可忍开始乞求导演给萧红个痛快吧让她去吧让她痛快地去吧。
电影的叙述方式是一方面，更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人物塑造。既然自称传记片，那应当抓住这个人的灵魂。萧红不仅是个女人，她更是个人。对她的才华成就、精神意志视而不见，一门心思关注她的情史（而且是yy得离谱的情史），八卦恶俗的取向暴露无遗。很明显，萧红身上最出众的是她过人的才华，而不是她在男人间兜兜转转无人可挡的魅力。电影里那些段罗曼史基本都是扯淡，居然连鲁迅都黑。
萧红自己是有性格弱点，但这些弱点如果写得真诚细微同样可以震撼人心。一个有才华的女人，是怎样跟自己的文字相依为命，怎样在坎坷的情路上跌跌撞撞走过来，依靠对更多人苦难的同情而获得救赎的？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只有二萧一见钟情的狗血，（“让像你这样的女人流泪，是所有男人的罪过”；“她是个孕妇，但她不是个普通的孕妇”），只有端木脉脉凝视萧红的矫情做作，只有生造鲁迅“怎么谢”（还专门强调了两遍）的恶俗可耻，只有将骆宾基友情生掰成爱情的无节操（包括抓痒抓得那么销魂的桥段= =）。萧红是女作家，不是万人迷。

昨天闷头在家看了好些一直想看却无暇看的《萧红》。记得全国首映是在3月8日，是打着女性、觉醒、爱情、文艺等主题词的片子。大概还是认为女人堪比花朵，盛放也免不了凋零，又或者因了张爱玲那句传颂的不能再传颂的分手名言：“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所以片子的英文名也恰如其分的译做了“falling flower”。
想来也觉奇怪，民国的传奇女子诸如张爱玲、陆小曼、林徽因的故事都已被搬上大屏幕无数次了，情爱传奇也在世人心中演绎得轰轰烈烈，唯独萧红，遗世独立，至今鲜有关于她的作品问世，《萧红》算第一个，接下来，还有许鞍华和汤唯的《黄金时代》，值得期待。
萧红一生，始终陷在渴望爱与害怕被抛弃的两个困境中书写苦难。我也始终搞不明白，为何她总是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而奔向另一个男人，却又在一切安稳后渐行渐远，是因为她从未懂得自己要的是什么，还是对寂寞的害怕，爱的匮乏，致使她总是轻易地被点滴的温暖所融化，最后只能无声地流逝于无形。
第一次，逃婚而出，遭旧式家庭遗弃，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
第二次，重投逃婚对象。也是，当生存都受到威胁时，那么原本厌恶之人也变得面目可善起来。他给她钱买衣服吃饭，他供她继续念书，原来像夫妻一样的同居、怀孕也并没有那么可怕，直到他也不辞而别，将大腹便便的萧红和欠下旅馆的600块大洋一并遗弃在旅馆。
第三次，救世主萧军的出现，第一次陷入热恋。爱情，教会她表达与书写。但是，却给不了她渴望那个唯一。她说，萧军喜欢女人，女人也都喜欢萧军。她说，我就像是一根被他划过的火柴，逐渐燃烧成灰烬，然后再看着他划另一根火柴。
第四次，在端木的身上，找到了那束唯一的崇拜的热烈的目光，为此，她怀着萧军的孩子毅然与其分道扬镳，与端木正式结婚。但偏偏，就是端木，将其孤身一人留在战火纷飞中产下早夭的孩子，使其再次陷入困境，从而一病不起，终于寂寞辞世。
这么看来，片子不该叫《萧红》，而应该叫《萧红的那些情爱往事》。不可否认，爱情对其一生影响巨大，但片子却始终只能叫人记得萧红的这点情事，所以，对表现萧红情殇连连苦难不断的一生总有点隔靴搔痒之感。还有那些想努力文艺却失败的台词。比如，萧军抚摸着女人的脸庞说：让你这样美丽的女人流泪，这真是一种罪。再比如，鲁迅先生竟对萧红说：你们俩就像是两只刺猬，靠的近了就会互相伤害，离远了，又会互相需要。
女人陷入苦难，看得太多太多，娜拉出走以后还是要面对衣食住行，电影里也说了，肚子干瘪的滋味是那种会叫人想做贼的羞愧。可惜，这部电影无法给我这样的悲痛感。女人的战争，总是杀敌八百，自伤一千，或者同为女人，互相为难，内耗太多。如果，不是苦难滋养了萧红，她是否会有这样的创作才华，如果，她不是女人，她的才华是否还会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刹那芳华，落尽萧红，凋敝总是情有可原，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

       前段时间在CCTV-6，看了由霍建起担任导演，宋佳、黄觉、张博等主演的电影《萧红》。相信很多人，无论是文学爱好者还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都会对位列“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她产生好奇，毕竟萧红身上能够体现的，太多太多了。恰逢2012年是萧红逝世70周年，这部霍建起导演的最新作品，算是为好奇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萧红、接近萧红的窗口。

       看《萧红》之前，我一直觉得萧红题材的电影是很难拍的，因为虽然她的一生堪称短暂，却总有复杂而说不出来的意味：我们应该关注的，则是她的文学作品和成就，可坊间称道的，却是她和三个男人之间的感情故事；如果将过多的笔墨聚焦在她的三段情史，却将电影落入俗套的轮回，又埋没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然而，霍建起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电影终究不是现实的复原，而是在妥协中，选取萧红生命中重要的几个片段，并试图追寻现实造成的，悲剧和残酷的美。
       影片的镜头处理和音乐安排，还是颇为讲究的：当萧军找到了工作、一家人有了生活来源时，二萧跑到哈尔滨的街头欢快地唱着、跳着，跑到了一个废弃的房子里，在雪花中尽情亲吻，却配以相对低沉而悠长的曲调，体现二萧纯洁的爱情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渴望，却为接下来二萧的感情裂痕埋下了伏笔；在香港的医院，当护士为萧红换床单时，端木蕻良抱着萧红，迎接窗口投射的日光，久久而没有放下，而萧红如婴儿般，依偎在端木蕻良的身旁，展现萧红此时此刻的绝对依赖和端木蕻良内心深处渴望上天的奇迹降临、感叹萧红悲惨一生，却无能为力的痛苦；当影片最后，萧红听着骆宾基读《呼兰河传》，留下的热泪和“我想回家”的呼唤，则进一步体现了萧红的悲剧的美，进一步将主题推向了高潮。
       事实上，霍建起恰好是一个善于拍摄“美”的导演。从《那山，那人，那狗》、《暖》，到最近的《台北飘雪》、《秋之白华》，再到这部《萧红》，故事情节、人物思想，平淡得如白开水一般，若即若离，若隐若现。唯有他精心打磨的美，在引人入胜中，寻找矛盾的根源，展示人性中最纯朴、最空灵、最温暖的一面。这种美的得来，或许出自残酷、源于悲剧、带来痛苦，甚至要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却让我们主动去思考，主动去复现美的意境，去感受其中蕴藏的，无处话凄凉的悲伤和渴望自由、美好的生命的怒放。正如《台北飘雪》中，小莫看到消防车喷的泡沫，犹如雪花般落下，模糊中看到了那个最熟悉的身影；《萧红》中，当少女时摆脱包办婚姻、逃出家庭的“魔掌”的她，在弥留之际梦回那片最熟悉的乡野，在草丛中、在“长大了就好了”的叮嘱声中尽情奔跑——再平常不过的回忆，放在这里都有辛酸的味道。毕竟，年华已逝，一切都变得那么奢侈。

       可能有人有疑问，为什么萧红选择与萧军分手？端木蕻良是否给了她真正的幸福？萧红，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也许，人的一生是否悲剧，固然与社会有关，更与性格有关。
       对于萧红来说，幼年时不幸福的经历和少女时被汪恩甲抛弃，形成了她独立而敏感的性格。之所以说她独立，指的是人格和思想的独立。她不会像刚从家里逃出来的那样，举目无亲而屈身于汪恩甲的摆布，也不会因为心里的羁绊，而不敢和萧军说分手。正因为如此，她才有如此高的文学成就。然而，女性的敏感，让萧红陷入到无法摆脱的迷局中——她渴望获得她想要的幸福，她渴望能够有人为她遮风挡雨，她渴望自己不再受到任何伤害。
       在萧军、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三人中，萧红最爱的还是萧军。这不仅因为萧军是她生命中的恩人，没有他，萧红就得在小旅馆困死，更是因为他给了萧红真正的家，让她结束了漂泊，有了依靠。然而，萧军的性格，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凭着有一身本事，不考虑其他人的看法和感受。也正因为如此，当萧军有了外遇，当拳头对准熟悉的恋人，当爱情的激情流逝、生活的重复成为主题，两人的爱情也走到了尽头。
       但不可否认的是，萧军从来没想过要离开萧红，甚至可以说对萧红百依百顺；当萧红对萧军说出“我可能不再爱你（这句话怎么熟悉）”时，也并不代表萧红真的不爱萧军了。她说过，等我回来，如果你有转变，我就为你生个孩子。她一直把与萧军的爱情，当作氧气，当作一生幸福的开始。直到她结识了端木蕻良，她意识到，萧军没有让她摆脱内心的的彷徨、孤单和痛苦。她，是该换换空气了——她确实为萧军生了孩子，可身边的男人，不再是萧军。不久，孩子夭折。
       萧红将端木蕻良视为真正的依靠，以为终于找到了久违的幸福，找到了真正的家。然而，虽然端木蕻良不像萧军那么暴躁、自以为是，却也无法给萧红真正的爱。在重庆、在香港，在战火纷飞中，大多数情况下，萧红只是一个人，甚至比和萧军在一起的情况还要糟糕。渐渐地，疾病侵袭了萧红的身体，她的健康状况呈江河日下之势，可陪在她身边的，却只有悉心照顾的骆宾基。
       不过在影片中，端木蕻良还是颇为正派的，也多次出现在萧红病榻身边，悉心照料病重的萧红。可真实的情况是，萧红去世之前，将《生死场》的版权给了萧军，将《商市街》的版权给了给了她弟弟（张秀珂），将《呼兰河传》的版权给了骆宾基。而端木蕻良，什么都没有得到。为此，他没有像影片最后那样和骆宾基在萧红墓前大发感慨，而是跟骆宾基打了一场官司。骆宾基也不含糊，拿出了萧红的笔迹——“我恨端木”，令端木蕻良目瞪口呆。的确，端木蕻良很爱萧红，却因为自己的疏忽和懦弱，让一代才女英年早逝，抱恨而终。

       宋佳和萧红都是哈尔滨人。对于宋佳而言，演绎起这样的角色，本不费吹灰之力。然而，和之前定下的扮演者王珞丹相比，宋佳演绎的萧红，少了些少女的可爱与活力，却多了些20多岁这个年龄段上所不具备的成熟。不过，影片最后的演绎，还是值得赞许的——尽管我觉得，如果把“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两句话加进去，效果更好。值得一提的是，宋佳凭借在《萧红》的表演获得金鸡奖最佳女演员奖；黄觉就不用多说了，无论是《萧红》还是《倾城》，将硬汉形象演绎得相当到位。最后，还是想说一说霍建起导演。平心而论，《萧红》不是他最优秀的导演作品，但他最大程度上成功诠释了萧红这一女作家的光辉形象，也让我们通过光影，零距离走进萧红的内心世界，形象地感受她的美、她的爱，还有她的热爱。
       “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儿在墙根站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很难想象，我们在小学语文课上学过的《火烧云》，如此生动而清新的描绘，居然出自萧红的《呼兰河传》，更难想象她在如此困顿和郁闷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创作热情和对生活的那份热爱。看完电影《萧红》后，我一直在思考萧红的本来模样——她不是牡丹，不是玫瑰，不是空谷幽兰，更不是野花野草，而是北国漫天飘扬的雪花。雪花款款落下，落在森林中、在城市里、在每个人的心坎，带来的永远是洁白无瑕、轻盈不染、沁人心脾。然而，雪花再美，也难逃漂泊，直至融化的命运。可就是在这融化的一刻，在阳光的照耀下，雪花将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这，则是雪花最美的一刻，也是不屈的生命，最美的一刻。
       我们，也爱萧红，可惜斯人，空留余影。我们不能忘记“东北作家群”，更不能忘记在那些岁月里，不屈的生命，留给我们的，不屈的信念、不屈的热爱、不屈的美好。也许，这就是终生渴望幸福的萧红，衷心的安慰和祝福吧。
       孩子的孩子，我们都是孩子。最后的最后，渴望变成天使。歌谣的歌谣，藏着童话的影子。孩子的孩子，该要飞往哪儿去......

这部评分比黄金时代低觉得不可思议。小宋佳是我心里最好的萧红。我看完呼兰河传来看这部电影。萧红是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呢？她清澈而倔强。洛宾基夸她的时候小花老师脸上略带羞涩的笑容啊，这就是我心里的萧红啊。苦难常常使人灰暗，但萧红经历种种，直到人生最后也是清澈的。还有她挺着大肚子在阁楼上的样子，虽然落魄但依然清澈和倔强。小花老师是个特别特别美的演员，不在于有多光鲜亮丽的装扮，在于她能演出萧红内心的坚韧。
       ps鲁迅先生选的真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