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一、译名的“分离” 把英文片名"A Separation"直白地译成“一次别离”似乎是欠妥的，个人觉得译成“分离”或许更为贴切。一来，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接受采访时也说，“Separation”涵盖了诸多的层面，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留给观众自己。"A Separation of...."这个语法结构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解读方式，但中文名“一次别离”却隐约有种一锤定音的意味，弱化了电影本身的多重寓意。二来，看完整部电影，你会发觉所谓“别离”并没有太多向过去告别的意思，也并非是一个位于时间轴上的重要节点，而是将各种“分离”全都交织在一个故事中，且无论在哪一层面上，都显示出了一道鲜明的分野与裂痕。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正是试图通过两个不同阶层家庭的碰撞来揭示出这道分野与裂痕的存在。 二、精英与精英的分离 纳德和西敏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家庭，显然是伊朗社会中精英的象征。他们有房有车，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负担得起护工和家庭教师的开销。但导演阿斯哈通过开篇那接近4分钟的长镜头，透露出这个中产家庭正遭遇到的解体危机。一反惯例的是，在离婚的当口上，西敏依然承认纳德是一个得体而正派的人。他们唯一的分歧在于，西敏拿到了出国的签证，因为她不愿女儿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至于是何种环境，阿斯哈狡猾地略过不表，点到为止——而纳德不愿离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老年痴呆的父亲是个明显的隐喻——一个老迈而病入膏肓的祖国。西敏质问纳德，你父亲还认得出你这个儿子么？纳德回答，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认得出他是我的父亲啊。国家失序的症状之一，便是中产阶级的逃离。离开还是留守，纳德和西敏无疑代表了这一群体中两种截然相反的的观点。颇有意味的是，纳德在法院的长凳上对着女儿Termeh举手起誓时，却不想把身边和他拷在一起的士兵的也牵了起来——选择离开的大可自由地离开，决心留下的却处处为僵硬而强大的体系所掣肘，还有比这更绝妙的讽刺么？ 三、 民众与精英的分离 比起精英内部的裂痕，民众与精英之间已然是一道鸿沟。而这也是整部电影着墨最多的部分。 护工Razieh和她的丈夫Hodjat无疑是底层民众的象征。他们在身处精英阶层的纳德和西敏面前，几乎毫无话语权。 Razieh在和纳德的薪资谈判中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所有的努力都在后者的一句“下午之前给我个答复吧，这样我也好找别人”前烟消云散。而她的丈夫，背了一屁股债的Hodjat也只能祭出“如果我干得不错，能不能加点？不满意你可以不付钱。”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对此，隔着玻璃窗的纳德根本不置可否，他只顾提出自己的要求：你明天来吧，带上身份证。 在精英阶层的眼中，Razieh和Hodjat他们，无疑属于一个和自己全然不同的群体。如果我没有遗漏的话，在纳德和西敏的对白中，有意一次也没有出现过Razieh和Hodjat的姓名。对他们来说，民众只是一张张模糊的面孔。其中一场戏是这样的：纳德下班回家，目不直视地称呼Razieh为“女士”，边敷衍着她的问候，边直奔女儿的家庭教师而去，主动打招呼并称对方为“Ghahraii太太”。两相对照，区别立现。另一个更明显的桥段是：纳德的女儿Termeh在法院的走廊里背诵课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the normal class)。”她的外婆立马纠正说，是"普通民众(the normal folks)”。而此时占据镜头的，正是Razieh和Hodjat的女儿，她在一旁鹦鹉学舌地附和着Termeh的背诵。导演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分离的阶层观念，不仅是后天的自然演变，更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和预设。 而在双方的直接交锋中，这种差距更是体现得尤为突出。在法院里，面对纳德和Ghahraii太太条理清晰的反驳，Hodjat只能愤懑地对法官说，“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然后他指着纳德，“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法像他一样能说会道。”他情绪失控，他被判蔑视法庭，可他除了以头撞门之外再无他法。而他的保释担保人，还必须有公务员或企业主的身份才行。其后，Hodjat放弃了在法庭上的言辞争辩，转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取真相。他闯进学校逼迫Ghahraii太太对着《可兰经》起誓，而誓言完成的那一刻便意味着他最后的出路也被堵死。另一边的纳德完全不同，他只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证明了，他不可能如Razieh所说的那样，把她从门口推落至台阶，因为这根本不可行。此时，在民众与精英分离的背后，还隐含了另一种层面上的分离——宗教信仰和世俗规则之间的分离。而无论从哪种层面上来看，高下立判，胜负已分。 事实如此，在精英阶层面前，普通民众彻底居于被动。平时，他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而当他们试图抗争时，又完全力不从心。但吊诡之处在于，在纳德的父亲——伊朗国家的象征——患病之后，西敏选择离开；有工作有女儿的纳德无暇顾及，只好选择雇人帮忙；因此恰恰正是沉默而弱势的Razieh担负起了最脏最累那些活。阿斯哈以此完成了一幅无比精确的社会速写。 四、 道德与现实的分离 在事故发生之后，尽管纳德、西敏与Razieh、Hodjat处于相互对立的立场，但他们都在各自道德的约束下被卷入了这场纷争。只不过，一方信守的是传统的宗教道德，另一方遵循的则是世俗世界的法律规则和个人道德。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 Razieh的看护工作受制于宗教道德，在为老人洗澡之前，还需要打电话向宗教权威请教是否可行。在这个一路狂飙的现代世界里，古老的宗教观依然顽强地延续着它的生命力，传统和现代的裂痕也因此日渐彰显。而因为顾忌丈夫Hodjat的感受而不敢坦白车祸实情的Razieh，一边要将这出戏继续演下去，一边又暗暗地受到道德的谴责。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到纳德和西敏愿意出钱赔偿，才触及到她的底线。讽刺的是，她道出实情的理由并不是担心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是害怕会招来可怕的诅咒。她的丈夫Hodjat同样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也一个因无力养家而自责的男人。当Razieh袒露车祸实情后，他想收下赔偿金并独自承担说谎的罪过。此时，在与宗教道德的冲突中，身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感最终占据了上风，赢得了一场近乎自残的胜利。 纳德为女儿温习单词，告诉她写正确的答案，即便因此被扣分也无妨，则是一处用来勾勒人物性格的铺垫戏。在顺便嘲笑僵硬的学校教育之余，更是在表明纳德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不介意为坚持原则付出小小的代价。但面对法官的追问时，他却违心地说了假话。当恪守道德便意味着遭受法律的制裁，当坚持的代价过于高昂时，向现实妥协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其后法官要求询问他的女儿Termeh，纳德既没有鼓励她说出真相，也不曾怂恿她为他圆谎。他没有勇气向上攀升，同时也拒绝继续坠落。他的不选择，却等同于将选择的重担转移到了Termeh的肩上。而这一转移，不想却成为了另一种分离的肇因。 五、童年时代与成人世界的分离 Termeh和Razieh的女儿一起玩桌上足球的那一场戏，是全片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亮色之一。那个时候，她们还生活在一个用童话与课本堆砌出的世界里——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当她们的父母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谎言来应对时，灰色出现了。她们被迫承担起了不该由她们承担的重负，保守着一个昏暗浑浊的秘密，她们成了各自父母沉默的同谋。而后，Termeh迫不得已在法官面前不动声色地帮着父亲圆谎，转眼又在汽车后座上泪流满面。她的童年时代从此崩塌，而在它的废墟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个不可捉摸的成人世界。临近结尾时，这两个孩子那阴沉对视的一幕，堪称全片最惊心动魄的画面。在这沉寂的四目相接中，两个小女孩一同在向她们的童年时代无言地告别。一个残酷的成年仪式完成了。 六、纳德与西敏的分离 纳德与西敏的分离，是整个故事的源头，同时也构成了诸多“分离”中最浅显可见的一个层面。事实上，分居起初只是种姿态，是一件纳德和西敏用来博弈的武器。纳德以为女儿和自己更亲，她不走，西敏也不会走；西敏知道女儿为了留住她会呆在父亲的身边，所以除非纳德弃子认输，她也走不了。两人之间，便维持着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西敏和纳德在是否该支付赔偿金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以至于所有本已被按捺下的矛盾瞬间井喷，情势的发展渐渐超出了两人的控制范围。当西敏朝堵在门口的女儿大喊：“鬼才答应过！”时，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了。影片最后，阿斯哈又安排了一个纳德和西敏在法院长廊里等候判决的长镜头，所有的“分离”都在这里等待观众给出自己的答案。 七、伊朗电影与大陆电影的分离 好玩的是，对于大陆电影而言，最后还会多出这一层面上的分离。那些老是把怀才不遇归咎于投资匮乏的苦主们可以闭嘴了，人家这部基本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分离》才花了不过区区30万美元，这点钱都不够国内某些豪华烂片做宣传的，用来雇水军在网络上刷分可能还差不多吧。至于把所有症结都推诿到审查制度上的借口，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可靠了。继《三个傻瓜》和《芭萨提的颜色》令我们惊觉，原来印象中只会又跳又唱的印度电影已经远远甩开我们一大截之后，面对受到同样桎梏的伊朗电影，大陆电影还留有多少自辩的余地呢？整体水准低劣，审查制度当然难辞其咎。但个人拍不出好电影，恐怕只有怪自己内功不够。对此，借用卡尔维诺的一段话再合适不过了：“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在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中，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让两个主角一开场便直面镜头，在争吵中各自申诉离婚的理由。这时候，观众被迫占据了法官的视角。也就是说，导演一开始就让观众做好了卷入一场“民事纠纷”的心理准备，并且要求观众对“纠纷”像法官一样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这场纠纷发端于：西敏决定要带女儿特梅移民，却遭到丈夫纳德的拒绝，因为他坚持留下来自己照顾痴呆的父亲。另一个纠纷也由此引起：纳德不得不雇保姆瑞茨照顾父亲，他们之间却因为失职和怀疑而发生推搡，瑞茨流产，原本就已焦头烂额的纳德不得不再次在法庭上为自己辩白，直面各种困境和考验。 于是，一场纠纷从家庭内部开始向家庭外部、不同阶层之间、文化差异之间蔓延，同时也改变着原来家庭内部的关系。一个意外，像一个突然出现的漩涡一样，让不同性格和生活理念的人物在原本平静的日常生活中突然发生激烈碰撞。 在某种程度上，《一次别离》几乎是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个完美样本：镜头对准身边的普通人，实景拍摄，自然光效，用质朴的旁观者视角（大量肩扛式镜头）贴近而不动声色地记录事件，同时洞悉每个人物的真实困境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把大量日常生活的要素和情境升华为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与多数伊朗电影的非戏剧化叙事不同，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这部电影中展现了在日常生活语境中塑造人物、编织故事的非凡叙事才能。这部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鲜明而独特。 男主角纳德固执己见，坚持原则，在移民和照顾父亲的选择上他从没犹豫过，不该给的小费他会让女儿重新要回来。然而，在后续的一系列的事件中，纳德却多次挣扎了：他想打赢官司避免牢狱之灾以便照顾家人，但又希望向女儿保持真诚的人格形象；他不想用钱来最后解决问题，但又不想因自己的固执而失去女儿。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重重生活压力下艰难地忠于自己的家庭责任、艰难地试着妥协，对别人不免有点冷漠和粗暴的中产阶级男性形象，真实而复杂。 相比之下，女主角西敏显得灵活通达，易于沟通，也善于用钱来解决问题（比如在搬钢琴的小事上）。她面临的基本困境是：她向往更好的生活，希望女儿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然而由于丈夫纳德的固执她必须要付出离婚的代价。她必须在签证过期前，争取丈夫和女儿或女儿一个人跟她一起移民，或者她自己放弃移民，而突发的“流产纠纷”正为她提供了最后一次争取的机会。 对女儿特梅来说，和母亲一起移民还是跟父亲一起留在伊朗，或者别的选择，她必须做出自己艰难的决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纠纷后，在特梅眼中，父母其实都做了错误的事情：父亲用暴力和怀疑、谎言伤害了瑞茨和她的家庭，而母亲用金钱伤害了瑞茨的信仰和家庭。 特梅最后的选择，不只是在父母中间二选一，更是是两种生活方式中（国外的、本土的）的选择，更是要对整个事件给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在电影最后一个长镜头中，纳德和西敏在法院的楼道里等待着特梅的决定，电影意味深长地结束于此，仿佛在说：孩子，而不是法官，才是最终的、最重要的判决者。 即使是配角保姆瑞茨和她丈夫的形象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瑞茨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仰主宰着她的行为。因为身处社会底层而丈夫又欠了一堆债，她不得不瞒着丈夫带着身孕去当临时工赚钱。瑞茨的困境是，她必须在她最需要的金钱的考验下坚持自己的诚信，“有疑虑拿钱就是有罪的”。 而丈夫霍贾德则是一个失业鞋匠，在社会最底层饱受贫困和压抑，脾气暴躁，对司法系统和上层阶级抱有天然的不信任感。忍受着丧子之痛的他一方面渴望着公正和尊严（精神渴求），另一方面需要钱来缓解生存压力。 这些人物塑造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导演法哈蒂充分尊重故事中的每个人物（而不是把他们符号化、道具化），为他们都设置了独特的处境（压力和困境），并让每个人以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和个性来作出选择。正如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所说，“无论他言说什么，无论他们举止如何，我们了解深层的人物性格的唯一办法，就是看他们在压力之下作出的选择。” 好的人物塑造和好的故事构思常常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法哈蒂的高超之处就在于，他把如此多的鲜明人物（看似）轻松地放进了一个日常故事中，而不借助任何超常因素或宏大理念来完成故事的构建。或者说，导演创造了一个丰满而曲折的故事，在其中的冲突里每一个人的处境都是值得深思和同情的。而且，这些冲突不是宏大的善恶或正邪或是非之间的较量，而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善之间、或者卑微的挣扎者（常人、自我保护者）之间的对抗。 “设计故事能够测试作家的成熟程度和洞察力，测试他对社会、自然和人心的知识。故事要求有生动的想像力和强有力的分析性思维。”麦基在《故事》中说。 无疑，这部电影显示了法哈蒂对自己的生活世界的独特洞察力。他看到了生活内部不可剔除的各种矛盾和张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深藏的挫败感和压抑感，包括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宗教信仰在不同阶层和人群中的不同影响力，阶层之间的不信任感，维系生活的谎言和对真诚的渴望之间的张力……而且，他创造出了表达这些洞察的最真诚的故事形式。 法哈蒂说，儿子独自照料痴呆的父亲（据说导演有过类似经历），在浴室中给他冲澡搓背，突然伏在父亲肩上失声痛哭，这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意象，其中的孤独感和挫折感深深地打动了他，推动着他为这个意象编制出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们可以想象，法哈蒂围绕着这个意象不停地问自己：他为何会独自照顾父亲？他为何会如此哀伤？他的家人发生了什么事？他曾面临怎样的选择？他将如何解决困难？他在这种特殊的生活境遇中会作出什么特殊的举动或冲动？他的生活会变得更糟吗？他所坚持的东西会不会发生变化？他会如何影响或受影响于身边的人？这些被他直接影响着的人又是怎样的人？…… 故事正是在这些真诚的追问中慢慢浮现轮廓的。这些追问中往往深藏着一个导演的独特人生体验和思维方式，也让经验逐渐升华，让日常生活的点滴凝聚进全新的故事形式，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故事天才——将生活本身创造性地转化为更有力度、更加明确、更富意味的体验。它搜寻出我们日常时光的内在特质，将其重新构建成—个使生活更加丰富的故事。”麦基说。 在影像快餐化时代，我们的眼球多数已经习惯了漏洞百出的虚假故事，它们用玄虚来取代实质，用人工来取代真实，用视觉刺激取代心灵对话。资本的过度介入让影像变得越来越奢华做作，越来越猥琐暴力，电影沦为毫无感染力的资本短期逐利的工具。 当奥斯卡把最佳外语片奖授予《一次别离》（30万美元成本）时，我们似乎看到即使在这个时代好故事仍然是能“脱颖而出”的，就像麦基的“故事炼金术”仍然是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资本和电影的基本游戏，这台疯狂的机器仍然需要用大量劣质故事来喂食，并塑造着我们的文化。 “文化离开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便无从发展。”麦基写道，“不断地耳濡目染浮华、空洞和虚假的故事的社会必定会走向堕落。我们需要真诚的讽刺和悲剧、正剧和喜剧，用明丽素洁的光来照亮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 在这个意义上，《一次离别》正是以“明丽素洁的光”深深地打动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观众。法哈蒂用“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让一场虚构的冲突具有了直抵人心的光芒，照亮了日常现实。

《一次离别》好到我无法给这篇影评弄个比较特别的题目，所以还是返璞归真为好。 这部电影让我对自尊，法律，爱，诚实，宗教，人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先说自尊。看了两遍，我才逐渐发现两个男人的过度自尊是这一场争端的主要原因。如果富男人原意放下他的自尊，放下他在女儿心中近似完美的形象，放下他因为妻子闹离婚而不让妻子介入此事的武断，放下和穷男人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竞争，放下非要证明自己是一清二白的渴望，或许这场争端就象他女儿哭诉时说的那样：“事情本可以不这么复杂。” 同样，穷男人如果放下面子，而不以维护自己权力为托词与富男人拼的你死我活，直接表明自己家庭情况艰难，原意接受赔款的话，事情也可能变得很简单。 过度的自尊让事情变得复杂，可复杂化的直接后果却是家里的女人和孩子受到最大的牵连和伤害。所以，自尊不全是个好东西。 再说法律。法律在这篇影片里扮演了邪恶的角色。没有法律的束缚，两家就不必纠结在富男人是否知道穷女人怀孕的事实。法律的束缚进而了富男人，穷女人甚至是富女儿的说谎。法律很邪恶，让那位内心极度渴望说出实话，让事情简单化，渴望家庭团圆的富女儿在法官面前说出了谎话。法律和道德经常扮演着矛盾的角色，更何况在一个法律不那么健全的国家，民事案件仅仅由一位脑袋快发胀、满脑子民事纠纷的中老年人按照自己情绪情况决定结果的，这其中过程很少看到法律依据， 我开始不太相信法律。法律让人性扭曲，让一个单纯的孩子说谎，一个虔诚的教徒背叛信仰说谎，一个有着强烈家庭责任感的男人说谎。着实让人心痛。 再说爱。一切争端的开始便起源于爱。富女人对于女儿的爱，希望女儿能离开伊朗，环境更好的地方接受教育。而富女人的丈夫，富男人，出于对于老年痴呆行动不便的父亲的爱，坚决反对离开伊朗。爱让争端开始，这还是爱吗？ 女儿为了不让家庭破碎，决定跟父亲，因为她知道母亲放不下她，会回来。女儿希望得到的爱是来自于一个完整的家庭，然而母亲对她的爱让这个家庭破碎，这还是爱吗？ 父亲很负责费心地照顾着他的爸爸，不仅专门给他找保姆，还让父亲参与到他和女儿一起做的游戏，可谓尽心尽力。可老头子一直放不下他的儿媳妇，时常念叨着儿媳妇的名字，很明显，虽然他老年痴呆，但他并不希望这个家庭破碎。虽然他说不了话，但从他的眼神里，看的出那深邃的无奈和伤心。 一切都是爱惹的祸。或许又是富女人和富男人给予爱的方式以及对爱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而酿成了这场悲剧。 最后说说宗教，感觉宗教在其中一些人手里已经成了战胜对手的手段，那些人不是真的相信古兰经里的教义。他们将“对古兰经发誓”作为一种逼人说实话的手段，甚至在故事的最后，穷女人的嫂子也不得不顾全现实情况而劝说穷女人做出违反古兰经教义的事情。 唯独那个穷女人，出于对于古兰经的虔诚而使情节更佳复杂化，这样安排只能感叹导演的高明。 让我感到很伤心的是富女儿和穷女儿之间的关系。看着她两无忧无虑的玩耍，我不敢想像这场争端之后两家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重新定义她两之间的关系。她两落寞而略带不情愿的表情让人无比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