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部意义大于剧作与技术的电影，故事从展现来看显得颇为温吞，而无论是拍摄与剪辑都有些平淡，说得严重一点，像是流水账。但基于电影试图表达的内容，我仍然觉得电影值得一看，值得思考。

女主角金智英是一位家庭主妇，日常生活是照看女儿与打理家务，在结婚之前也拥有着正常人的生活轨迹，上学，毕业，工作，恋爱。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不知怎么的，金智英女士患上了奇怪的病症，她会莫名其妙的变成其他人，以其他人的口吻说话，比如自己的外婆、自己的妈妈、丈夫死去的朋友……丈夫虽然非常担心她，但还是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她的情绪，在家人面前维护她，并且同意她重新进入职场。

如此看来，金智英应该是幸运的，不必在职场打拼，有可爱的女儿，体贴的丈夫，有维护她的家人，但最值得警惕的就是有人觉得她很幸运。 金智英像一根针一样，牵引着观众的视线，游走于过往回忆与当前现实，游走于家庭、职场以及公共场所，同时展现陈旧的观念与女性的生存状况。 而这些观念和状况包括： 老一辈的家长与亲戚对男孩有明显偏爱；过去的女性总会被剥夺上学读书的机会；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理所应当的需要承担家务；女性工作能力再强也不如把孩子和家庭照顾好；带孩子出门的全职主妇则有可能被视为“妈虫”；被性骚扰了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小心不够注意；某些男性会偷拍女性并将照片上传分享……

但电影的总体气质是温和平静的，没有强烈的表达态度，可即便如此，电影还是在韩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或者说是反差。 女性给了电影高分，男性则给出了超低分，更有激进者请愿青瓦台，希望禁止本片上映。结合韩国娱乐圈的几起丑闻，由此可以猜想韩国大部分女性的生活状态，拥有名气、财富、地位的女性尚且如此，普通女性可想而知。 电影中实际上对男性已经有所美化。 孔刘所扮演的金智英丈夫，不仅愿意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甚至觉得金智英患上怪病是因为和自己结婚的关系，这是足以打动观众的非常深刻的自我反思。 金智英的父亲虽然重男轻女，观念不太正确，但对女儿的爱却是发自内心的，接女儿放学时急促地叫女儿的名字，对她找到工作感到开心，打电话买药，这几个镜头都是极具温情的时刻。金智英的弟弟生长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下，倒也没有变得令人厌恶，知道姐姐患病后，带上了礼物和零食去探望。 私以为电影是给出了暗示的，亲密关系和亲情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女性的地位和生活状态，但严苛一点来说，这可算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实中的情况往往要比电影来的复杂得多，这也是很多人会觉得金智英幸运的原因，因为她的身边几乎不会有特别蛮横不讲理的男性，几位男性并不排斥更加关注女性。 电影明示的部分是，两个喝咖啡片段的对比。第一个，金智英在公园喝咖啡带孩子，被不远处的男性非议；第二个，在购买咖啡时被无礼的男性指为“妈虫”。第一次金智英默默走开，第二次金智英上前据理力争。

两个桥段的对比，终于让人觉得看到了一些戏剧性和态度，想要获得一些进步，总归是要靠自身去争取一下，不能指望别人有所觉悟。 这样的态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目前社会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2019年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女记者伊藤诗织遭遇性侵一案作出裁决，伊藤诗织胜诉，被告人“安倍御用记者”山口敬之需赔偿其330万日元，并且，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权的反诉也遭到驳回。

这本该是一场快慰人心的胜利，但这个结果却让受害人伊藤诗织足足等待了4年之久，而日本法律体系本身便存在着对性犯罪的严重忽视，在过去，日本强奸案的最低判刑仅仅是3年。伊藤诗织以自己的经历写作并出版了《黑箱》一书，成为日本乃至亚洲为女性所受到的恶劣待遇而抗争的标志性人物。 反抗永远来自于压迫，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不管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是倡导女权主义，都不是为了制造男女之间的对立。真正的女权主义，不仅对解放女性有所帮助，同时也有益于男性。 基于漫长的历史，女性真正的敌人是陈旧的错误的观念，甚至我认为，无论男女，只要你活在新时代，只要你认为自己的新时代的人，想要更多的自由以及美好，你就应该视陈旧的错误的观念为敌。 电影中的金智英觉得自己被困于囚笼之中，真正捆绑着她的并非是房子、家庭或者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长期捆绑于女性之上的腐朽观念。而精神病则是一种类似于科幻手法的消解手段，变成另外一个人，对女性予以安慰。

某些观念一旦在人们的心中既定成型便很难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可能根深蒂固，事实上，所有的人，你我他，都有可能成为错误、陈旧、腐朽观念的囚徒。 -END-

最近微信公众号、微博上似乎刮起了一股剖析韩国的风，这股风大概从李胜利事件开始兴起，到几天前雪莉自杀事件达到了顶峰，诸多大v或高流量公众号摇身一变成韩国问题专家，共同营造出一种高度雷同的韩国国家形象——一个“被财阀和美国操控蹂躏的傀儡国家”。其春秋笔法难免令读者产生幻觉，仿佛“财阀”或“美国”是解释所有韩国问题本质的终结理论，继而一改以前对韩国社会的漠不关心转向积极嘲讽。

视频链接：//weibo.com/7060281712/IbTV7gQF9?pcfrom=msgbox&type=comment

几天前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名为“韩国娱乐圈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的视频，嘲讽韩国女性地位低下，中国还能讨论“什么是健康的两性关系”、“什么是直男癌”，而韩国人却毫无作为，因而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底下评论一片叫好赞同，“财阀”、“殖民地”再次成为高频词汇。如此权威平台发布如此低级视频，引来如此多共鸣，不难想象任由这股风气吹下去，中国普通民众将形成一种如何扭曲的韩国观。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之际，我决定谈谈韩国女性地位问题、近些年来韩国社会的厌女、仇女问题及女权运动，在铺天盖地的“伪真相”中，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亦为大家观影前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韩国女性地位为何低下？

讨论韩国女性地位问题，需追溯到韩国近代女性最初登场的时期，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转换期。随着近代开化思想传入朝鲜半岛，俞吉濬等启蒙知识分子开始讨论女性的教育问题，主张女性应接受教育，肩负起生产民族下一代、教育国民的责任，以“母亲”和“妻子”的身份，也就是“贤母良妻”成为民族的一份子。

值得注意的是，“贤母良妻”或“贤妻良母”常被误解为一种儒家传统女性美德，然而这却是一个现代概念。“贤妻良母”的革命性在于它承认妇女作为国家一员的政治权利，通过确立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将其从严格由男性主导的等级制度中扮演母亲、妻子、儿媳角色的前现代习俗中解放了出来。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眼中，“良妻”是男性的伴侣以及操持家务的主管，“贤母”是为了养育更好的国民，实现富国强兵。换言之，“贤妻良母”的核心理念是民族主义，而非儒家家庭伦理——这是“贤母良妻”与传统女性的根本区别所在，然而两者的相似之处，则在于均将女性限定在家庭范围，并肯定父权。

1910年韩国进入日据时期后，“贤母良妻”论成为了殖民当局培养顺从统治的忠诚女性的手段。殖民地男性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思想驱使下，热衷于将女性推崇为民族的象征，在现实中却仍将后者捆绑在传统父权压迫地位，借此遮蔽殖民地“男性”的缺席与无能。

换句话说，在殖民地的特殊背景下，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在“保存民族固有主体性”的名义下被正当化了，这使得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帝国主义与父权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谋。“贤母良妻”仍是该时期韩国男性对理想女性的规范，接受现代教育并日渐觉醒的新女性则令其产生抗拒感与反感，其反作用便是对传统女性的赞美，及对以女学生为代表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的批判。在当时男性知识分子占多数的舆论界，后者时常被刻画成虚荣、轻浮、奢侈、堕落的形象。

图为日据时期韩国著名“新女性”舞蹈家崔承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韩国成为了“总后（方）”，多数韩国女性在“贤母良妻”的教诲下，遵循军国主义对母性的需求，期待通过将子女献给皇军、参与生产劳动、保障战争后勤来成为“帝国国民”的一份子，她们也因而被“尊称”为“总后夫人”。

光复后，尤其在由军事政权推动的现代化建设中，韩国对国民的动员是高度性别化的。在冷战对峙格局下，国家安保的重任压在每一个成年男性之上，他们通过义务兵役制、退伍后参与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建设而直接成为了现代化的“主力军”，而女性则通过参与新村运动及计划生育运动，以家庭主妇的角色间接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这种性别化的动员机制形成了一种“保护者、抚养生计者=男性”与“家务劳动、养育子女者=女性”之性别社会分工，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

经由上述简要勾勒，可知韩国自近代以来，女性未曾有机会作为运动主体开展过妇女解放运动，从“贤母良妻”到“新女性”的污名化，从“总后夫人”到“家庭主妇”，女性主义从来被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冷战、性别化的现代化动员机制所牢牢压制或统摄，其结果是，妇女解放一而再再二三地被“民族大义”、“大东亚共荣”、“经济建设大业”、“民主主义”等所谓“更重要”“更紧迫”的宏大议题所搁置——这便是当代韩国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而绝非单一地出于儒家道德观念的禁锢。

当代韩国社会的厌女现象

回到当代韩国。

首先，厌女（misogyny）现象不是新鲜事，不是韩国特色，亦非东亚特产。纵观人类历史的绝大部份时期，在大多数地区，女性都是所属或交换的对象，这是一个世界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偏见。按照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定义，“厌女”是男性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性，而将女人置于客体，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蔑视的一种意识。在上野《厌女：日本的女性厌恶》一书的译后记中，译者用了一句民间俗语清晰地解释何为对女性的“他者化”，那就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男性同为主体而结成“手足”同盟，而女性则是不可缺少却终究属于物品的“衣裳”。

在当代韩国社会， “厌女”超越意识范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兴起，始于本世纪初。在上世纪，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为了补偿义务服兵役的男性为国家的付出，自1961年起，政府曾对所有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企业面试等多种重要考试中给予5%的加分，然而1999年12月23日，宪法法院宣判该加分制度“违宪”，并于2001年正式将其撤销。

当时正值韩国刚走出金融危机、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初期，随着企业雇佣灵活化制度的推行，就业难、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常态。加分制度的取消，加剧了男性的就业压力，部分人开始将矛头指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权主义者，斥责后者借牺牲男性来追逐私利。此后，韩国相继出台了废除户主制度、性暴力/家庭暴力特别法、生理期休假制度等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政策，愈发加深了男性“特权”的被剥夺感，厌女气氛因而弥漫开来。

厌女情绪最初盘踞在匿名的网络空间，形成了一种颇为主流的叙事框架——“作为被害者的男性” vs “作为加害者与剥削者的女性”，前者辛苦服役、保家卫国，后者则安于享乐、过度争取女权。近两年“Me Too”运动兴起，女性对性骚扰、性暴力的反抗，复又激发了前者的被害意识，在反对me too的言论中，被侵犯女性时常被描绘成诱骗纯真男性犯罪的加害者。

臭名昭著的极右网络社区“日佳일베”是生产厌女情绪的大本营。该网络社区成员多为年轻男性，在现实世界中，他们多为店员、快递员、学生、无业人员等，其中不乏文静、彬彬有礼之士，然而在网络世界中，却化身为语言暴力分子，大肆发表歧视憎恶女性、左翼人士（尤其是已故总统卢武铉）、全罗道居民、外国劳工及一切社会弱势群体的言论。

有学者指出，在韩国这样一个尤为强调“男子气概”的文化中，身处霸权地位的男性角色一旦在竞争中落败，往往会转化为对比自己更为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愤怒。这种心理不难理解，用鲁迅的话来讲，便是“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

上图中艾莎的手被电视台内部人员偷偷P成了“日佳”成员的专用认证手势，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随着“日佳”成员的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也从线上转向线下，制造了诸多超越常识、令人发指的“事迹”——光州民主化运动33周年前后，上传大量侮辱民主化运动牺牲者遗体的照片；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在绝食抗议的遇害者家属面前举办嘲弄式的“暴食行动”；将日据时期慰安妇斥为“性买卖婊”……

“日佳”成员的“暴食行动”

“日佳”最突出的倾向是厌女，并创造了一大批指代特定女性的嫌恶网络用语，如上文视频中提到的“妈虫”（家庭主妇），以及各种“XX婊”：“大酱婊된장녀”（奢侈品爱好者）、“泡菜婊김치녀”（虚荣的女性）、“狗屎婊개똥녀”（自私的女性）、“啊不知道婊아몰랑녀”（无知无逻辑的女性）、“逼婊보지녀”（所有女性）等等（相比之下，我国特产“绿茶婊”算得上小清新了）。

厌女情绪在2016年韩国民众反对朴槿惠政权的烛光集会中再次发酵。作为韩国史上第一任女性总统，朴槿惠本人并未成为推动韩国社会男女平等的践行者，反而由于崔顺实干政事件，印证并加固了“女人不能从政”的偏见。烛光集会上许多海报与歌曲对朴槿惠的批判，往往并不指向其作为“总统”的失职，而将其刻画为一个虚荣的整形美容爱好者、无理性的消费狂、放任世越号沉没的无脑且无责任心的“女人”——一个“日佳”成员口中典型的“泡菜婊”。

讽刺朴槿惠和崔顺实的海报“身着普拉达的顺实”

讽刺的是，“烛光革命”最初由韩国“最女权”的高等学府梨花女子大学学生的顽强斗争所引爆，然而在后来旷日持久的集会中，却频频爆出女性被趁乱性骚扰的问题，这令女权主义者不得不宣布抵制集会，并单独辟出一块女性专属的场地集会——女性在呼吁民主主义的广场中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与外界划清界限，这是对民主主义本身的讽刺，广场革命终究仍是男性的专有物。

“烛光革命”最终胜利了，2017年3月朴槿惠遭弹劾，在旋即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文在寅阵营格外着重刻画文在寅阳刚的男性气质，及其夫人金正淑女士贤内助的女性特质，这不得不说是又一种讽刺。

迟来却从未迟到的妇女解放运动

对于韩国而言，女权主义运动是一场迟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其抗争对象是近代以来未曾真正动摇的儒家礼教规范，是社会长久累积下来对女性日常的嫌恶与仇视，是排斥或边缘化女性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市场，以及消费女性的流行文化。

正如厌女情绪最初兴起于网络空间，韩国女权主义运动最初的战场也是网络。网络女权主义者活跃在与“日佳”战斗的第一线，展开了对网络上蔓延的厌女、仇女现象的抵抗性反击(strike back)。

女权主义运动在现实空间全面兴起的契机，是2016年发生的江南站杀人事件。一名20多岁女性在位于江南站10号出口附近商街的卫生间内，被一名陌生男性杀害，被杀原因是，“因为她是女人”。这一事件令长期潜伏在网络空间的厌女现象浮出水面，事后，江南站10号出口前贴满了呼吁正视厌女现象的海报与市民留言，女权主义也因而从线上走向街头，从精英讨论扩散至大众议题。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亦出版于此时。

2018年是女权运动高潮迭起的一年。首先，兴起于美国的“Me Too”运动席卷韩国，从司法领域迅速蔓延至政界与文化艺术领域，并最终进入校园，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令公众重新审视从来被默认为“正常”的性骚扰，尤其是权力型性骚扰。

5月，弘大偷拍事件被披露后，6万余名女性在惠化站附近游行抗议无处不在的偷拍，此次游行成为了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游行。反抗社会对女性外貌规范的“脱下塑身衣탈코르셋”、“不穿胸衣no bra”运动也同时兴起，许多年轻女性丢弃或毁坏化妆品、素颜、甚至不穿胸衣上街（已故的雪莉便是该运动的践行者）。

11月，受到两年前波兰女性反堕胎罪的黑色抗争的启示，为对抗保健福祉部宣布的对终止妊娠手术（堕胎）的处罚规定，首尔举行了大规模的“黑色示威”，示威者身穿黑色服装、举黑色标语牌“如果堕胎有罪，那么罪人是国家”，反对堕胎罪、捍卫女性权利。

这场席卷韩国的女权运动，展现了女性改变社会的力量，亦展现了年轻一代女性建立在共同经验之上的姐妹连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梨花女大毕业生声援在校生抗争时的那句：

“别害怕，姐姐来了。”

韩国社会亦随之悄然发生着变化。女性内衣广告开始采用不同身材的模特；卫生巾广告不再沿用以往对女性生理期隐晦的称谓（如，“魔法的那几天”），而直言“生理期”，并在示意视频中，放弃蓝色液体改用红色液体。

照片来源：유한킴벌리 화이트

新闻女主播在直播时戴起了框架眼镜，力图改变“男主播可以戴眼镜，女主播不可以”的偏见。

照片来源：MBC 뉴스

对于韩国而言，年轻一代女性的抵抗才刚刚开始，女权运动是当下的进行时，对于中国而言，也绝非完成时。

相对而言，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更为彻底地推进男女平等，首要原因在于五四期间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潮。因而中国近代的女权运动具有鲜明的“男性主导女权主义”的特征，男性知识分子积极推动妇女解放，源自其对传统女性所象征的作为“万恶之源”（傅斯年语）的儒家家庭制度与传统思想的不妥协态度，因而将女性从传统家庭中的解放视为衡量中国现代化的指标，女性主义因此成为了民族现代化话语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后来在亡国危机中，中国女性在救亡图存的动员之下直接参与救国运动，解放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终将五四时期提出的“妇女解放”话语落实到现实。

以上历史过程难免令人产生“中国女权高于日韩”的幻觉，甚至沾沾自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被动”、而非“主动”发生的，是来自自上而下的精英、国家的推动与动员，而非自下而上的觉醒。这意味着，如果未来不再存在自上而下的动力（抑或这种动力发生转向），或面临经济危机，失业情况加剧，中国女性地位极有可能面临大幅崩塌。

回到最开始提到的视频。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与日、韩同属女性地位世界排名垫底的国家，我们有何立场嘲笑邻国？

“中国性别差距在全球排名第100名” 资料：《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7》（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

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上映了。金智英是80后韩国女性最常见的名字。

期待这部反映当代韩国女性所遭受的“无差别”性别歧视的作品，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到他们，也照到我们自己。

作者申明：本文原创，谢绝挪用。若转载此文，请文首尾标明作者姓名及原文链接，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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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不少豆友对文末所列排名表格公平性的质疑，建议质疑之前，先移步世界经济论坛网站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8/ 研究一下其测算标准、数据来源与权威性（顺便说一下，2018年的报告中国排名又掉了三位，排名第103位；韩国更低，排名第115位），莫仅依凭个人主观经验张口便说“这排名有问题”。另外，列举该表的目的，并非为了证明“中国女性地位低”，而是为了说明“中国女性地位并没有我们（或你们）所想得那么高”，尤其须反驳评论中出现的此种言论：“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女性地位最平等的国家，没有之一”。

对于质疑仅凭一个排名缺乏说服力的豆友，由于主题篇幅所限，我无意针对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展开进一步论述，相关学术论述汗牛充栋，权且推荐一篇今日读到的文章：《女性受害事件背后：暴力、权力与要求顺服的无形之网》//m.jiemian.com/article/3768233.html。在该文中，作者提到：“当只考虑男性自杀率时，中国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跌到146位，然而如果只对女性自杀比率排名，中国则跃身为全球第19位。此外，还有一个统计上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几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男性自杀比率都远远高于女性，唯独我国，女性自杀比例高于男性。对此学界的解释是，这与中国社会家庭结构中的矛盾相关，包括婆媳冲突、男性家暴，以及性暴力等方面。”

再次重申我的观点：不可怀着莫名优越感鄙视男女不平等之邻国，而应以后者为镜，照到我们未经审视与反省的性别偏见，以及居安思危，守住来之不易、业已获得的一些平等。

如同这部电影一样，本文无意挑起所谓“性别战争”，借用20世纪初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何殷震（1886-？）的话，“故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女权斗争并非追求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或拥有与男性相同的特权，而是为了让男性再无压迫女性的特权。

与诸君共勉。

82年生的金智英，很多人批评它不切实际，把所有对待女性的不公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倒霉的女人啊

其实，她已经足够“幸运”

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但是还有妈妈爱她，她还能上大学，找到心仪的工作，和心仪的对象结婚，生病了妈妈也能理解她，爸爸和弟弟也试着关心

稍大一些在公交车上被变态男尾随，还有善良的大妈愿意帮她，爸爸批评她不应该穿太短的裙子，去太远的地方学习，但至少接到她的信息愿意来接她

工作后虽然对女性的不公随处可见，但还有不错的女性同事和上司

婚后婆婆不理解，但已经比我们见过的太多作妖的婆婆好很多，更不用提还愿意试着去理解妻子的丈夫

是啊，我们想到那些因为性别一出生就被丢弃的女孩，那些像智英妈妈一样为了哥哥弟弟不能受教育的女孩，那些被性骚扰的女同事，那些被婆婆当成生儿子的机器、被丈夫家暴的女孩，还有那些仅仅因为长得好看或者不好看被伤害的女孩，是不是觉得智英其实也算幸运？

可这“幸运”，给你你要不要啊？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感到悲哀。

82年生的金智英

作者:李楷然

人类幼崽研究员

唐山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国电影资料馆重映了《82年生的金智英》，大厅几乎座无虚席。情节进行到金智英高中时代在公交车上被尾随这里，耳边渐渐有抽泣声响起，到影片落幕时，抽泣声已是此起彼伏，抹着眼泪离座的，不乏很多男性。

也许那一晚很多女性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不止是主角金智英，她们在金智英身上看到她们自己，看到烧烤店的那些女孩们，看到了身边每一个平凡普通的女性。

金智英是82年生的韩国女性用得最多的一个名字，影片中的主角金智英正像是千万个家庭中作为母亲、女儿、妻子的“金智英”们的缩影：出身平凡，家境普通，大学读国文系，毕业进入一家广告公司，结婚后成为全职妈妈，父母到了退休的年纪依然在做小生意。有着三两知心好友，原生家庭和婚姻也没有显见的重大缺失。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生活每日就像水一样波澜不惊地流过。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然而平静水面下那些细微的旋涡和暗流，涌动在金智英的身体里，只有她自己能感觉到：高中时在公交车上被男同学尾随，虽是有惊无险，那种恐惧带来的冲击力却是经年不减的，作为保护者的爸爸出现后也不免要责备几句“不要穿那么短的裙子”、“不要随便对人笑”，即便金智英穿的是统一发放的校服、连尾随男子的脸都没看清；

工作后参加企划组选拔，终选名单上全员男性，她犹豫再三才敢向上司问出“不选我是因为我能力不足、您不喜欢我吗”，得到的答案是“你能力不错，但也许做不了几年就要结婚生子，无法兼顾家庭与职业”；

生完孩子想重回职场，输入自己的履历和可以工作的时间后，筛选页面却一片空白，唯一能迅速上手且兼顾接送孩子的职业只有附近街区的面包店售货员，而她是国文系大学毕业生。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片中所有矛盾冲突的设置、情节的推进、画面的转换都极尽温和，几乎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场面或是极端的角色，唯一对女主“攻击性”稍明显的只有婆婆，但也点到即止、戏份有限。然而东亚社会中女性权利感的丧失很多时候并不仅仅因为遭遇过某几件重大挫折，反而正是那些微小不易察觉的侵犯、打压，与分不清是保护还是限制的“为你好”在成长过程中点滴积累，编织成一张无可脱逃的、繁复细密的蛛网，“金智英们”在其中像是徒劳挣扎的猎物。

就像姑母来家里做客时与金智英的一段对话，再日常不过，却正是这种渗透进女性生活毛细血管里的钳制最好的写照：

“你养孩子再难，也要好好打扮自己，女人应该是漂亮的。”

“姑母，我觉得我不化妆也很美呢！”

“漂亮什么，瞧你憔悴的样子！”

这里姑母虽然是女性，但她的建议却带有深深的男性凝视意味。金智英不是没有试图反对姑母的话，她把反抗藏在和气的笑里，试图用幽默和笑容缓和对话中紧张的对抗性，但很快这小小的矜骄和自尊心又被姑母看似是关心的回应打压下去。这样微妙而令人丧气的瞬间，恐怕少有女性敢说一生中从未经历过一次。什么样的建议才是真的为女孩们好很难界定，但提建议这个举动本身却彰显了提建议者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衡量体系在权力上的高位。

也有人质疑金智英矫情，觉得已经很少有男性能做到片中的丈夫所做的——在母亲面前尽力维护妻子、主动要求休育儿假、为妻子找心理咨询师。但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呈现出的黑洞般的、缺乏安全感的、仿佛再多的爱也填不满的低能量状态，不是哪一个具体的男性能修复、弥缝的，因为这种状态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不是某一次单独的事件，而是系统性的、长期性的能量侵蚀与贯穿女性生命终始的权力低位感导致的。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片中的每一个女性几乎都在某个时刻成为被男性同盟所摒弃、所不能理解的“阁楼上的疯女人”：金智英内心深处所有对生活最真实的不满都是在“精神错乱”、“被他人附身”的状态下说出口的，但这种“精神错乱”更多是丈夫定义里的——只有他如临大敌且视之为病态，而智英的母亲、上司以及女咨询师则或是心疼怜悯、或是毫不意外地理解和接受了她的状态；

智英的姐姐中学时曾因抓住暴露狂送警被老师批评“女生不知道羞耻”，家庭聚会上也会因为还没结婚被姑母讽刺“你真是特殊”，她的据理力争被弟弟评价为“你总这么冲动，会出大事的”——她的每一次抗争都让她更加成为父权社会中的异类，尽管周围人“划清界限”的方式可能是温和的（也许只是家常闲聊中的一两句调侃）；

母亲美淑两次因不满丈夫对女儿和儿子的差别对待而爆发，丈夫都是本能地回以震惊、不解、不可置信的眼神，即便妻子情绪崩溃地坐在地上哭诉，他也只是站在一旁。同样的情境下，当智英不堪压抑化身外婆诉说委屈，母亲则是本能地迎上去抱住了她，无需解释、毫无困难地理解了女儿；

智英的女上司半开玩笑地反驳男同事污名化职场女性的言论时，会议室里的男性迅速、无声地结成同盟对她施压——或者说同盟一直存在，只是何时现身的问题而已。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只要女性试图反抗、表达不满、争取权利，不论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都会被视为异类与威胁。于是所有女性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刻成为“生病的金智英”，因为定义“什么是正常”的权力不在她们手中。

家庭系统排列创始人海灵格的治疗实践表明，当家庭成员对家庭内部动力和能量流动没有觉知意识时，家庭中的一个后代会承接某位被排除在家庭系统之外的长辈的命运。亦即，一个人的情绪、感受、能量转嫁到同一系统中更为弱势（年龄更小）的另一人身上，不仅可能，在他们同为弱势群体时，这种群体间的“通感”甚至是必然的。片中金智英多次出现身份的游移——时而是大学时代的学姐，时而是母亲，时而是外婆（均是比她年长的女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她们都是曾经被男性话语系统排除在外的人，她们都已经或近乎失语（母亲年迈，外婆和学姐死亡），她们连同她们的愤怒、委屈、不甘、悲伤，都活在金智英的身体里，因此金智英因为女性身份所遭受的每一次打压、侵犯、不公，也许看似微小，实际上牵动的都是她身体中这个巨大的女性共同体，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引发的能量共振是爆炸式的。金智英其实也是失语的，只有借这个女性共同体中的某个其他人之口，才能说出真实的感受，代价是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在这股来自女性共同体的强烈能量的裹挟下，她的自我很容易被淹没。所以金智英面对很多生活琐事产生的愤怒、不满、失望，不是敏感，更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因为她愤怒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愤怒，悲伤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悲伤，几代甚至千百代女性的生命诉求在她身上横冲直撞、要找一个出口。

但正如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里所说，家庭也不过是父权制对女性进行剥削的最小单位而已，“金智英们”回归家庭就像是一头钻进了死胡同：“我总觉得越过这面墙壁，应该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还是碰壁。就算找到其他出路，也依然碰壁。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出口。”

那么离开家庭、像娜拉一样出走的话又如何呢？恐怕在初入职场之时，金智英已经从女上司身上看到了答案。

知道她生病后，弟弟终于把那支她眼馋了十几年、爸爸去英国只买给弟弟的钢笔送给了她；知道她生病后，以前登门从不带礼物的弟弟受爸爸嘱托带来一袋红豆面包，尽管俩人都不记得金智英爱吃的是奶油面包，把弟弟喜欢的口味错记成她的。高位者的自省和歉意总是在对方已经不需要的时候姗姗来迟，正如这钢笔；有时这种歉意和补偿甚至根本无关要害、文不对题，如同一袋红豆面包。

-FIN-

家庭主妇的绝望有几人能体会？我敢说，很少很少。至今仍记得有一期《60分》采访金刚狼休.杰克曼，他说小时候，大概六七岁吧，有一天，没有任何先兆的，他妈妈忽然就收拾东西离家出走了，再也没回来，后来他再也没见过她。受访是他主演《悲惨世界》那一年，快五十岁了，说到这件事他还是在镜头前哭起来，他说他是个小孩子，不能理解，现在长大了，仍然不理解妈妈怎么忍心抛弃他。休.杰克曼一直和太太关系很好，拍戏都会带着她去，他们没有要孩子。

斯皮尔伯格的母亲也做过同样的事。爱上丈夫的好友，和他私奔了，那时斯皮尔伯格尚年幼，在学校面对对犹太人的歧视，家庭也没有了妈妈的温暖，可谓内忧外困。她们的年代，正是西方女权觉醒的年代。男人们对自己另一半内心的波涛汹涌竟然毫不知情。《革命之路》里如此，《时时刻刻》里如此，《克莱默夫妇》里仍然如此。她们探索除了家庭主妇之外，女性究竟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西方（白人）女性的故事。东方呢？看一看《82年生的金智英》。

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部电影，它太真实了。金智英的故事是她的故事，也是中日韩等亚洲女性共同的故事--看完后我甚至想，和中国韩国相比，日本算好了，起码钱是交给老婆而且男社畜做的不好是会自杀的。女性多少还有点儿盼头儿。

我不清楚没有婚姻和孩子的观众能了解和感受多少，我一路看一路感到惊心动魄--这几乎就是过去五六年来我和叶卡的人生。想想这些场景：

郑先生早上匆匆的出门上班，有时会转身给忙碌的智英一个拥抱，智英在忙乱中催他快点儿上班别迟到了。他会急匆匆的从公司赶回来只为（可以帮智英）给孩子洗澡。孩子睡了也半夜了，温暖的灯光下智英一件一件的叠衣服，白天推着婴儿车去托儿所后在路边喝杯咖啡，买买日用品就又要接孩子回来，推着回去，喂饭，陪着玩。平时的事情还包括一家的三餐，清洗玩具，清洗浴缸。片中的智英是麻木的，她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麻木的忙碌着每一天。正如她在片中说：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每天下午的时候看着太阳落山，心里会有一点儿空荡荡的感觉。这是她和郑大贤和孩子的小家庭，日复一日。

大家庭里，每年过年都要回去伺候公婆（以及公婆的家庭），面对婆婆的冷嘲热讽，被催着生孩子，再生几个，生个男孩儿。影片一开始郑大贤说：我们不如今年别回去了，去旅游吧，智英叹了口气说：不回去被念的还是我，不会是你。郑大贤到厨房帮她洗菜，婆婆就在客厅大声说，看我儿子多好，多心疼你，你真是有福气啊。这是他们面对大家庭，家族。

终于智英从生活中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她的前上司自己创业了，希望她可以加入，而体贴的大贤也愿意休一年的育儿假支持她出去工作，她收到婆婆寄来的中药（因为她在公婆家忽然“鬼上身”--其实是精神崩溃，婆婆觉得她有病），欢天喜地的打过去道谢，说会好好工作。当婆婆得知儿子休一年育儿假让她上班后第一反应是：我儿子大好前程，你怎么搞得！你上那个破班赚的钱够付保姆费和托儿费么！这个细节真实到令人发指，我就知道几个活生生的例子，对白几乎一模一样。

最恐怖的就在于她想了一下，的确觉得自己上班挣的钱没有老公多。她想不到更好的理由支持这个家庭决定。于是她放弃了。继续把自己藏起来。

片中智英忽然像鬼上身一样用另一个人的身份说话时非常吓人，但她说的正是自己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例如在婆婆家，忽然用自己妈妈的口吻说：你知道心疼自己的孩子，我也心疼我的智英啊，你让她来我这儿吧。例如，她忽然用姥姥的口吻对妈妈说：美淑，你不要这样，你牺牲太多了，你一个人去制衣厂工作，供弟弟们读书，我看到你的手上被缝衣针划的伤口每次都很难过，但我没有说句道歉也没说句感谢。

三代韩国女人的故事，投射在智英一个人身上。

这片子让人温暖之处在于虽然进步缓慢，但三代女性以来还是能看到一点点的进步：例如男职员去上性骚扰相关课程，例如智英的姐姐独身，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老师，打破了所有韩国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和要求，和姨妈姑爹直接争论（例如：你生了那么多儿子，为啥现在儿子都不理你啊，还得靠女儿心疼你）她做这个举动并不奇怪，小时候她和智英在世界地图上画想去哪儿，她一口气划了四个：芬兰，法国，瑞典，丹麦。智英问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韩国人啊。

小小的进步还包括，智英的爸爸和弟弟的一点转变，心理医生给她的正面提示，以及她的女强人前主管，自己做了公司。做的还不赖。想不到这故事的缘起是因为结尾处一个小风波：智英推着女儿去排队买咖啡，因为女儿拉她，咖啡洒了，被几个办公室男社畜嘟囔“妈虫”（类似放任孩子在公共场合吵闹的极品家长的意思），她停止收拾，站起来对几个人说：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一个陌生人。男社畜悻悻离开。她和心理医生说起这个经历，心理医生问：你说了他之后痛快吗？

她说：没有觉得痛快，但也没觉得丢人。

这部电影其实并不是女权主义电影，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从心理危机里走出来的故事。如果说她和女权主义有一点关联的话，上面这句就是最好的结局。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恐怖片，其一是觉得真实的令人恐惧，其二是很多看了电影和书的人的观感，男性自不必说了，我看到不少女性也觉得金智英已经很幸福了，她的痛苦都是自己作的，想要的太多了。

真的是这样吗？我是男的都没觉得她要的太多，人的价值真的是只有金钱可以衡量吗？《恋爱的犀牛》里有一句对白：钱本没有用处，它能让你快乐才有用处。金智英去上班可能挣的钱没有郑大贤多，但这不是她本该留在家里的理由。我当然深深明白现实的残酷，一个小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要还房贷要给孩子上兴趣班以及准备将来。但这里的关键不是如何做到家庭收入最大化，而是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也听说过非常开心的选择做家庭主妇但被自己父母骂“我花那么多钱供你上大学不是让你毕业了做个家庭主妇的！”，很难说哪种更惨，但这悲剧的核心是在东亚社会里，女性没有选择自己角色的机会和权力。整个社会没有这样的氛围。

这部电影和小说是作者搜集素材之后整理而成的，它用许多具体的事件，表现了许多东亚社会熟视无睹的对女性尤其是已婚已育女性的歧视和无形的压迫，例如婆婆欢天喜地的送金智英一件礼物，重重包裹打开一看：一个土的不能再土的崭新围裙，例如公司里对女性主管的偏见，对性骚扰的处理。因为这样的集中表现，令这部电影多少有点儿用力过猛，一件接一件的事件，一句接一句的刻薄话语排山倒海，有点儿大字报的意思，削弱了它做为电影的艺术性。但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电影，一部东亚女性非人生活大百科。

2016年秋天，一本名为《82年生的金智英》的小说在韩国出版。

随即在2017年收获书店评选文学小说类年度最佳书籍，新书畅销榜Top1，实体、网络书店小说类Top1等不胜枚举的奖项与记录。

与此同时，此书被广大韩国男性定义为“女性主义”，铺天盖地的恶意评价也席卷韩国各大网站。

更不幸的是，有韩国女星在网络上公开表达对此书的喜爱，却遭来绝大多数男粉丝的强烈谴责与脱粉。

一时之间，网络上对此书展开了漫长且沸沸扬扬的探讨。

2019年10月23日，与小说同名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上映。

在网络反响上，电影上映与小说出版的结果无异。

发行前，对电影仍是恶评如潮。上映前，在韩国网站Naver上，想看与不想看人数达到了罕见的3:5。

上映首天，电影更是遭遇恶意打分的“恐怖袭击”。

以Naver网站电影页面10月23日（上映首日）下午3点为基准，电影评分的几项数据出炉。

10分制的评分计算规则，观众评分约为9.7分，影评人评分为7分，网民评分（谁都可以给）只有4.45分，而且性别差异尤为明显。

男性网友评分为1.45分，女性网友评分为9.19分。

从领略原创小说的真实和感受同名电影的温和之外，我们也不难窥见一个社会男尊女卑的严重性。

今天要分享的这部电影，就是目前豆瓣评分高达8.7分的韩国新片——《82年生的金智英》。

金智英于1982年出生在韩国，同是生活在东亚文化圈的大染缸，有些东西自然而然被当作是“传统”。

由于年代不同，男尊女卑的程度有大有小，但这种现象依旧如梦魇一般从未消逝。

从家庭戏剧的角度来看，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了一个经历育儿、家务和职业中断的金智英（郑有美 饰）突然有一天有了精神问题，说出了一些令家庭成员惊愕的话语…

不知不觉地，丈夫郑代贤（孔侑 饰）和整个家庭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故事。

影片开始，镜头在家庭聚会其乐融融的场景和金智英做家务之间切换。

直到金智英以自己母亲的口吻和婆婆对话时，空气仿佛凝结成冰，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金智英开始称呼婆婆为“亲家母”，丈夫为“小郑”，公公为“亲家公”，而这种人物代入让她完全迷失自我。

场面近乎不可控时，郑代贤（孔侑 饰）连忙将妻子带离现场。

“爸，妈，秀玄（郑代贤妹妹），智英她有点不舒服，真的，她最近有点生病了，我之后再仔细向你们一一说明。”

无数次，化作自己母亲的金智英都在想：

“只有你们家人团聚很重要吗？既然你们的女儿可以回娘家，那也应该让我们的女儿回来才对吧！”

每次金智英陷入精神异常时，她的脑海浮现的全是童年的回忆。

镜头闪回到从前，那个对女性恶意达到最大化的从前，小时候父亲重男轻女。

初中时公交被男同学尾随和威胁，叫父亲来接后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迎来的却是父亲的严词指责。

为了工作，对男同事的恶意玩笑她可以忍气吞声；为了育儿，放弃工作她可以忍气吞声。

但好不容易出门买杯1500元（约合人民币9元）的咖啡喝，竟被陌生男子说是妈虫（网络流行语，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养的生活），她愤怒的情绪终于迸发。

电影以温吞的方式描摹平凡女性金智英的一生，以穿插回忆的叙事方式将观众带入她的内心世界。

感受她作为平凡女性有苦难言的丝丝苦痛，每一次简单的单人镜头都铿锵有力，每一次的特写则让观众共情满溢。

生活流的影像虽比小说直述一个个刺痛人心的事实要来得温和，但也架不住痛楚的画面反复叠加。

脱胎于小说的真实故事，透过影像的介质，电影的真实蕴含于平静的画面和人人皆知的戏剧冲突中。

它如一面镜子，照到他们，也照到我们自己。

第一眼故事，第二眼生活，第三眼自己。

和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一样，平静却又如此有力。

时光流逝，一次次的事实成为韩国男性的“男权主义”已然深入骨髓的佐证。

我们期盼他们会反躬自省，他们会将骨子的歧视慢慢淡化，他们会摘下那恶毒的有色眼镜，然而这次期盼再度落空。

关于男尊女卑的问题，韩国存在，我国存在，全世界存在。

而每一次不同形式的发声，都看似微不足道，但都是或大或小的努力。

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但不尝试就一定没有。

回望韩国电影这么多年，不可否认的是，在创作自由的土壤之上，他们曾经拍出过太多改变社会的电影，如《辩护人》《熔炉》。

所以，偏见也好，歧视也罢，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和社会的劣根性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生而为人，由衷期盼每一位女性都可以不被所谓的“性别”所束缚，可以拥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PS: 不要求资源哈，韩国才上映呢！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