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与反抗

让人过目难忘。他们已经彻底背离了其所服务的那种基本价值，赤裸裸的成为恶魔的帮凶。



深深愿，人类社会早日结束类似的悲剧一再上演！

问一下，反问，自问，苟安的人们，当正义来临，你我何以自处？

终于挤出时间观摩了这部影片，没想到情节相当简单，苏菲作为德国评选出最伟大的十人中最年轻的一员，年仅21岁就由于参与白玫瑰行动，在慕尼黑校园散发白玫瑰传单而被捕，经过人民法院的审判最终被处死。
 影片拍的非常的简洁干练，如浴春风的背景音乐与审判官的咄咄逼人交错出现，展示了苏菲内心对于信念不懈的追求以及作为一个年轻少女生命的美好，在最后的审判期间，这两者成为了矛盾体，只能舍弃其中的一样，伟大的苏菲选择了坚持信念，放弃生命。就像她说的，她如释重负，因为我用生命保全了信仰，可以让信仰继续下去。
 从片中可以看出，即使对于反党叛国的嫌疑犯，纳粹党还是表现出了极度的文明，没有严刑拷打，没有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而是收集证据，公开审判。就我们所知道的礼仪之邦中国的历史中，也是不多见的。
 德国尽管有一段血腥的二战历史，曾经那么疯狂的纳粹党，怀有那么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确实是个优秀的民族。即使战败后，如今德国人民热爱和平，敢于承认历史的错误，歌颂苏菲这样牺牲生命的白玫瑰成员，这绝对不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能做到的。
 德国人民的觉醒是需要惨痛代价的，这个不仅是德国，任何国家不都是如此吗？

去年柏林电影节上挺风光的一部片子，一举拿下来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两个分量颇重的奖项。好象此片还代表德国参加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记得在几个月前的某篇博文上就曾提起过，我对女主角朱丽娅·耶特斯一直抱有相当的好感。看过这个小姑娘的三部电影，感觉她是一直在进步。非常有意思的是，她所出演的角色也似乎一部比一部成熟，一部比一部坚强。也许你在《发情日记》里仅仅记住了她的青春富有活力的身材，但在《好日子到头了》或许你该感慨她接片的品位确实与众不同，所以你很容易便理解和赞叹她在《苏菲邵尔最后的日子》里的精湛演技。

如果说维姆-文德斯镜头下的德国被插上了一双诗意和想象力的翅膀，汤姆-提威克镜头下的德国充满动感和电子节奏的罗拉式快跑，沃纳-赫尔佐格干脆潜心致力于世界各地奇闻绎事的研究，那么本片则是一部纯正到原汁原味的德式电影。何谓“纯正”，当然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答案。你可以这样理解和认为，这个电影把德国人的理性和思辩发挥到了及至。除去最开始的半小时，影片有2/3的内容是在激烈地对白（争辩）中进行的。朱丽娅·耶特斯所饰演的女主角，面对纳粹的种种言语引诱和精神洗脑，临危不惧，不屈不挠地进行信仰上的抗争，将一个面对死亡威胁下却依然拥有绝不动摇信念的坚强女性形象演绎的相当完美。这是一部讴歌信仰和信念的电影，在一个真正拥有信仰和信念的人眼里，死亡只是一件很轻的东西。看到最后苏菲-邵尔走上断头台的那一幕，不知不觉想起了德国新民谣乐团Belborn说过的一句话：德国拥有一个永恒的灵魂。

所以，此片应该推荐给所有热爱欧洲电影，热爱德国的朋友。

1943年2月17日，索菲接受德国秘密警察头目莫尔第一次审讯
莫尔：“索菲娅·玛格达莱娜·朔尔，来自乌尔姆，1921年9月5日生于福希腾堡，信仰新教。父亲叫什么名字？”
索菲：“罗伯特·朔尔，以前是福希腾堡区的区长。”
莫尔：“保育员毕业？”
索菲：“是的。”
莫尔：“第二个常住地是慕尼黑23区弗朗茨·约瑟夫大街13号施密特的一座带花园的房子？”
索菲：“是的。”
莫尔：“被判过刑？”
索菲：“没有。”
莫尔：“根据大学主管所言，是你把传单从栏杆处撒了下去？”
索菲：“大理石栏杆上到处都有。我走过时推了一把。”
莫尔：“为什么？”
索菲：“出于爱玩的天性。但我立即知错了，我意识到把那些纸推下楼是一个错误的行为。我后悔了，但是改变不了事实。”
莫尔：“朔尔小姐，你在大学里所撒下的传单乃是属于战争特别处罚规定的范畴。你要不要查对一下什么是叛逆罪和包庇敌人罪？”
索菲：“我与此无关。”
莫尔：“牢房、监狱或者死刑。”
索菲：“我真的没做什么！”
莫尔点燃一枝烟，“要吸烟么？”
索菲：“不用，谢谢！”
莫尔：“但是你吸烟的吧？”
索菲：“偶尔。”她有些紧张，手放在双腿上来回摩挲。
莫尔放下香烟，把两沓传单放在皮箱上进行比对，说道：“大小正合适。”
索菲：“凑巧罢了。”
莫尔：“为什么你要拿着一个空箱子去大学？”
索菲：“我要回家，回乌尔姆，所以得去拿些衣服。那是我上周带给母亲的衣服。”
莫尔：“带去乌尔姆？那么远？在一周的中间时刻？”
索菲：“是的。”
莫尔：“仅仅是为了送几件衣服？”
索菲：“不，也为了看看我的朋友和她初生的婴儿。另外，我母亲病了。”
莫尔：“但你为什么要在一个星期的中间时候回去？这可是上课时间，这太仓促了！”
索菲：“因为我的朋友比原计划提前去汉堡。所以我也把周末的旅行给提前了。我本想赶12：48的快班火车，我还我和姐姐的男友约好了在霍尔茨辛基火车站见面，你不信可以问问他。”
莫尔：“他叫什么名字？”
索菲：“奥托·艾歇尔。他坐从索恩过来的车，11点半到达慕尼黑。”
莫尔；“艾歇尔的拼音是‘E’吗？”
索菲：“不，是‘a-i’。”
莫尔：“你没有带脏衣服去乌尔姆吗？”
索菲：“没有。小件衣服我自己手洗，大件的还没有清洗。”
莫尔：“你其实没有必要带干净衣服。你想一口气向我说明你得额外多带一个空箱子来装干净衣服？”
索菲：“我得考虑到下一周，那时我在乌尔姆。”
莫尔：“你在大学里干了什么？你要去乌尔姆哪个地方？”
索菲：“我和一个女性朋友约好了，她叫吉泽拉·舍特林。我们约好今天12点在英国公园的湖畔小屋共进午餐。”
莫尔：“尽管你要回乌尔姆？”
索菲：“我昨晚才临时改变决定，所以今天要去上学跟吉泽拉告别。”
这时门外的工作人员递给莫尔一份资料，并把桌上的箱子与两沓传单抱走了。索菲双手攥在一起，神情不安。
莫尔：“为什么你的哥哥会和你一起去学校？而你只不过是想和舍特林做短短的告别。”
索菲：“我们经常一起去学校。汉斯是要去神经科。”
莫尔：“主管说你们11点的时候出现在二楼的楼道里。你们去那儿干嘛？”
索菲：“那是我们在去见吉泽拉的路上。她正在胡伯教授关于哲学入门的课堂上。”
莫尔：“但上课的地方是在一楼。”
索菲：“是的，我们早到了10分钟。我就指着心理研究所给哥哥看。那是我经常上课的地方，在第二层。”
莫尔：“那些传单在哪里？”
索菲：“我看到地上到处都是纸张，如果那就是你所指的东西的话。”
莫尔：“没有看吗？”
索菲：“看了，不过只是快速浏览一下。我的哥哥还开了一个玩笑。”
莫尔：“政治玩笑？”
索菲：“不，是关于浪费纸张的。他跟我一样，不问政治。”
莫尔：“最近在德国国家博物馆里女大学生的暴动，省党部领导的演讲，你也都参加了？”
索菲：“没有。”
莫尔：“出席是一种义务。”
索菲：“我不关心一切政治。”
莫尔：“你怎么看待几天前，党部领导在国家博物馆所说的女生们更应该为领导们生孩子，而不是在学校里闲荡，甚至当他不那么好听地允诺要把她们分派给自己的副官？”
索菲：“这是个人口味的问题。”
莫尔：“你在学校里的状况让你很有嫌疑性，我建议你马上毫无保留地说出事实真相。”
索菲：“我要争辩我与传单一点微末的关系都没有。除了那个愚蠢的玩笑。我理解，你们会一直保留对我们的怀疑，直到真正的嫌疑犯被抓。但我的哥哥和我真的与此无关。”
莫尔：“你是不是认为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歪曲了你的思想信念？”
索菲：“我对你已是开诚布公的。”
莫尔起身出门，瞬即折返，说道：“朔尔小姐，我们的同事在你的箱子里找不到传单的影子，你的哥哥在审讯中也证实了你说的话。你轻松些了？”
索菲：“我没有什么担忧。”
莫尔提起电话让记录员进来，随后向索菲说：“我现在口述一份记录，你听仔细了，如果跟你所言不符的话，请打断我。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朔尔小姐？”
索菲：“明白了。”
莫尔：“然后你将被带往后面的监狱暂时关押，但是，那之后，也许你今晚仍能回乌尔姆。”
莫尔转身问记录员是否记录好，念白略去……索菲没有异议，然后被带往监狱。

次日，由于证据不足，索菲被初步判定无罪释放。她暗自庆幸，长舒一口气。正当索菲准备在离院单上签字的当口，电话铃响了，是莫尔打来的。洛赫接完电话，不再让索菲签字，而是再次带她来到审讯室，显然莫尔又掌握了新的证据。

2月18日，第二次审讯
莫尔：“你可以脱掉你的大衣了，坐下吧！”
莫尔手持索菲的离院证，看了看对面这位文静的女孩。然后将离院证放进资料夹，开始发问。
莫尔：“你父亲去年坐了6个月牢，因为他称我们的首领是‘人类上帝的人质’。”
索菲：“他因其‘阴险’被捕，并被剥夺了工作。”
莫尔：“我在想你父亲是如何承认的。你曾经是德国女青年团的成员？”
索菲：“我们的父亲从来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政治思想。”
莫尔：“哼哼！典型的民主！你为什么参加德国女青年团？”
索菲：“因为我听说希特勒把我们的国家带向强大、幸福和安康。关心每个人都有工作和面包。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幸运的子民。”
莫尔：“你是单身的吗？”
索菲：“我订婚了。和弗里茨·哈特纳格尔。他是前线的上尉。”
莫尔：“在斯大林格勒？”
索菲：“是的。”
莫尔：“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索菲：“半年以前。”
莫尔放下烟蒂，猛地将台灯照向索菲，后者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尔后缓缓睁开。莫尔突然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枝勃朗宁手枪，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莫尔：“认识这个吗？”
索菲：“我哥哥有一枝。他是国防军的中士。”
莫尔：“如何解释他抽屉里有190枚子弹？直径9毫米。”
索菲：“那也是我哥哥的。”
莫尔：“你最后一次买邮票是什么时候？”
索菲：“大概两个礼拜前。”
莫尔：“哪里买的？买了多少？”
索菲：“在利奥波德大街23号的邮局。10张12分的，也可能是5张6分的。我记不清了。”
莫尔：“没有更多了？”
索菲：“没有了。”
莫尔从包里又拿出一叠邮票。
莫尔：“认识这些邮票吗？”
索菲：“不认识。”
莫尔：“真不认识？”
索菲：“真不认识。”
莫尔：“我们在你哥哥房间里找到的。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们？他用这么多邮票来进行大量印刷品的寄发。”
索菲：“你问的是我最后一次是在哪里买的。”
莫尔突然声调提高到了80分贝：“无耻！你们当中究竟是谁想拿这些邮票去干嘛？邮寄那么多印刷品干嘛？”
索菲：“向亲朋好友表达祝福，我们写了很多。”
莫尔：“那么你知道这些邮票了？”
索菲：“我只是猜测而已。你是从我哥哥那里搜到的，不是从我这里。”
这时盖世太保警察进来了，双手抱胸，站在门边。
莫尔：“你有一台打字机？”
索菲：“在我哥哥的房间里。那是我们房东太太的。她把它借给我们，我哥哥就可以用来打印东西了。”
莫尔：“打印什么东西？”
索菲：“关于哲学和神学问题的论文。”
莫尔从包里取出宣传单页：“不是这些传单？”
索菲：“不是。”
莫尔：“也许是这样的哲学和神学问题吧：‘希特勒不会赢得战争，只会拖延战事。’或者是‘罪行不会为德国赢得战争胜利。’又或者‘未来的德国会变得封建。言论的自由，认识的自由’。”
索菲：“这不是汉斯写的。”
莫尔：“你写的？”
索菲：“不是。”
莫尔：“但是你相信这样的一种社会秩序。”
索菲：“我不关心政治。”
莫尔拍案而起：“不管怎么样，根据字体比较，这些诽谤书出自你们屋里的打字机，并从月初开始寄给了很多奥古斯堡和慕尼黑的居民。”
索菲：“我不知道这事。”
莫尔：“坐着！你给我注意。”
说完，径自出门去了。不一会儿，又进来了。手里拿着另一份证据。
莫尔：“你哥哥想把这份诽谤书销毁的时候你也在场。认识这张纸吗？”
索菲：“不认识。”
莫尔：“把它念出来，在你说错话之前。”
索菲照着念：“20万同胞为了一个军事伪君子的面子牺牲了。”
莫尔：“这话让你联想到什么？想到在其他6种传单上演奏的音乐？那么这手写体呢？”
索菲：“不认识！”
莫尔再次咆哮起来：“够了！诽谤者传单的发起者是一个叫克里斯托弗·普罗布斯特的人——你们一位来自因斯布鲁克的朋友。我们在你们那儿找到他的来信。这种字迹确认无疑。普罗布斯特也是被首领仁慈关怀的一名医学学生。自家人，应该对故乡的每一寸土地心存爱恋！作为享有特权的人，却不断宣扬家丑，而其他人却战死在前线。除了你的哥哥和克里斯托弗·普罗布斯特还有谁参与这份传单？”
索菲：“你不要恶意诋毁！”
莫尔：“你对我隐瞒你们屋子里存在的证据，尽管你知道完整的事实真相！”
索菲：“我只承认我知道的东西！”
莫尔：“你想听听你哥哥是怎么说的吗？就在他像你一样拐弯抹角说完话之后。‘在我终于意识到，面对东方战线的失败和英美军事力量的强大，我们国家的军队已不可能把胜利引向我们这边。我经过许多痛苦的思考之后，终于承认只有一种办法才能减少无谓的牺牲和避免统治欧洲的想法。那就是缩短战争。另一方面对我而言，对待那些被我们占领的地区和人民来说是一种梦魇。”
索菲：“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解释，丝毫没有责备之意。”
莫尔：“这是对武装力量的败坏和极大泄密！”
索菲：“我仍然不相信这是我哥哥说的话。”
莫尔：“啊，你也觉得这里面有说错的地方是吗？”
索菲：“除非我哥哥当着我的面说，否则我不相信我哥哥会说这些话。”
莫尔：“绘画师艾克迈尔跟你说过些什么吗？”
索菲：“是的。艾克迈尔几个月都在克拉科夫干建筑。他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可以进出他的画室，向我们的朋友展示他的作品。”
莫尔：“复印机上留有指纹证实是你哥哥的。他已经全招了。他让人记录下来，全都是他一人所为。拟定六种传单复印和派发。那他一个人得一夜之间在慕尼黑发出5000份传单。你肯定和他在一起。今天上午你也肯定和他一起在学校楼台上。难道你还要告诉我们你对此一无所知？难道你认为这些传单是无害的纸张？承认吧！是你和你哥哥制造和派发这些传单的！”
索菲：“是的！我为此感到骄傲！现在我哥哥和我会被怎么样？”
莫尔：“你早该考虑到后果了，朔尔小姐！”
索菲：“我们的家庭会受到牵连吗？”
莫尔：“这另当别论！”
索菲：“我要去厕所。”
莫尔：“现在不行。是谁写了这些传单？”
索菲：“我！”
莫尔：“你又撒谎了！朔尔小姐。我们几周前就派专人跟踪研究，结论是写传单的人极有可能是个男的，学文科，是你哥哥写的！谁拿这些诽谤书去寄的？”
索菲：“我哥哥和我。对不起，我真的得去趟厕所。”
莫尔拿起话筒，让警察头目洛赫进来，令其带索菲前去卫生间。在洗手池前，索菲强忍悲痛，没有哭出声来。门外传来洛赫的催促声，她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暗下定了决心。
莫尔：“这是什么意思？‘希特勒的失败’、‘自由’？在慕尼黑大学、路德维希大街上的“”标志被划掉。还有在玛丽安广场和高丰格大道上也一样。”
索菲：“是哥哥和我干的。”
莫尔：“你哥哥在学校里被抓时曾经说到：‘快回家去，告诉亚力克斯，他不用等我了。’舍特林正好就站在附近。这是告诉施莫尔逃走的暗示吗？”
索菲：“汉斯和施莫尔有约，他不想让他徒劳地等他。”
莫尔：“你跟施莫尔谈论过这个计划吗？”
索菲：“没有。”
莫尔：“跟格拉夫呢？”
索菲：“也没有。”
莫尔：“你为什么总是要撒谎，朔尔小姐？”
索菲：“我没有撒谎。”
莫尔站起身，拉开窗帘，这时已经是次日清晨了。
莫尔；“这是，是你今天的供词，请签名！”
索菲无奈之下依从了……莫尔让洛赫把索菲带走。

2月19日，第三次审讯
莫尔：“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你们泯灭的良知。‘白玫瑰’组织让你们不得安宁。谁是‘我们’？”
索菲：“我哥哥这样写的。”
莫尔：“在第４页传单最后写着‘请将此单复印并广泛传播’。最后这里号召反抗运动。这听起来不像只有一两个罪犯。”
索菲：“我们没有组织。”
莫尔：“关于维利·格拉夫你知道多少？”
索菲：“中士，和我哥哥一样是学医的，偶尔会来看我们。”
莫尔：“据我们所知，他也在画室里帮忙复印传单。我们发现了他的指纹。”
索菲：“但他完全是另一个时间到画室来的。”
莫尔：“什么时候？”
索菲：“元月中旬，当我们向朋友们介绍艾克迈尔的作品时。所以可能有其他人的指纹留在上面。”
莫尔：“还有谁也在？施莫尔？”
索菲：“可能吧，我不知道。我只是开始的时候呆了一会儿，后来去听音乐会了。”
莫尔：“普罗布斯特是不是负责在萨尔茨堡和和林茨的传单？”
索菲：“不是，汉斯没有告诉他，因为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
莫尔勃然大怒：“我要你他妈的给我说出事实真相！我期待你现在终于可以给我说出实施者和操纵者！格拉夫？安内利泽？”
索菲：“我一共才见了他们8到10次。”
莫尔：“都谈了些什么？”
索菲：“关于文学和科学。我认为格拉夫完全与政治无关。”
莫尔：“与政治无关但向他透露过计划？”
索菲：“我声明，格拉夫与我们的传单毫无瓜葛。”
莫尔：“舍特林呢？”
索菲：“我跟吉泽拉经常见面。自从我们一起在慕尼黑上大学，我认识她是在青年义务劳动军里。”
莫尔：“那我们的帝国将充斥着非政治人士和运动的拥护者。”
索菲：“那对你来说也会是最好的秩序，莫尔先生。”
莫尔转身在文件柜里取出一沓卷宗。
莫尔：“根据我们的确认，所谓的‘白玫瑰’组织仅在元月份就弄到了1万张纸和2000个信封。这是谁干的？”
索菲：“哥哥和我。”
莫尔：“这似乎让人相信，因为最初的4页传单只印了100多份。但你还是不肯跟我说明你哥哥和你能够单独将第5、6份传单印了千余份。还能拿去邮寄。”
索菲：“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
莫尔：“佩服！除了你有记录可查的课程之外？”
索菲：“是的，我们要揭穿表象，我们的反抗有广泛的基础。”
莫尔：“我们知道，你哥哥格拉夫，施莫尔，还有富特文勒，维滕斯坦曾经一起到过前线是么？他们都在慕尼黑读大学。你们之间难道不会有什么政治意见的交流吗？”
索菲：“我哥哥对我说起人民死亡的悲痛，但不论及他的朋友。”
莫尔：“这我可不相信，朔尔小姐。”
索菲：“现在大家都很注意对政治意见的表达。”
莫尔：“人们怎么看待你们发传单的行为？你们从哪里得来的地址？”
索菲：“从国家博物馆里的电话本上抄下来的。”
莫尔：“看一下斯图加特：1月27日及次日上午，在那里通过邮局发出了700份传单。与此同时，在这里———慕尼黑，派出了约2000份传单，这不可能是你哥哥一个人干的，2000份呐！”
索菲：“27号晚上是我坐快车去斯图加特的，传单就在我的箱子里，等我到了之后，我把约一半的传单塞进火车站旁的邮箱里，剩下的在第二天派到郊外。”
莫尔：“但是1月28号一天里你哥哥不可能将2000份传单放到慕尼黑各个电话亭和电话本里。还有其他地方，谁在帮助他？”
索菲：“我当时不在慕尼黑。”
莫尔：“谁在支持你们派发传单的行动？”
索菲：“我父亲每月给我150个帝国马克。我哥哥有军费补贴。”
莫尔：“你们两个人就靠这点钱生活、印传单和邮寄？每次你回乌尔姆单趟车费都要15个帝国马克。”
索菲：“我们会向朋友借钱。”
莫尔：“谁借给你们钱？”
索菲拒绝回答。
莫尔不再追问，拿起记录本：“在左边一页的上面，有字母‘E’表示单词‘收入’，资金后面注的名字表明是谁借钱给你们。”
索菲：“是的。”
莫尔：“下面还有你未婚夫的名字。他也是参与者之一？”
索菲：“他不是！我们每次借钱都是有理由的。不信你可以问问他们每一个人。我哥哥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莫尔：“你没有考虑到后果。如果你和你哥哥把什么都承担下来……我们知道所有人的名字！你最好想想吧，朔尔小姐，最好跟我们合作。那可以减轻对你们的判罚。想想你们可怜的父母和你们所带给他们的耻辱吧！”索菲：“莫尔先生，你指责我们犯了泄密罪，现在又要我出卖所谓的同犯来使得自己好过一点吗？”
莫尔：“揭发犯罪行为不能算是泄密。”
索菲：“但我哥哥的朋友们与此无关。”
莫尔又把洛赫叫进来，令其带走索菲。

2月20日，第四次审讯
莫尔给索菲泡上一杯咖啡。
索菲轻啜一口：“这是正宗的咖啡豆。”
莫尔：“朔尔小姐，德意志的幸福也涉及到你对吗？”
索菲：“是的。”
莫尔：“你不像那个埃泽尔一样卑鄙地在慕尼黑酿酒厂地窖里制造爆炸，你虽用了一些错误的谣言，但却以和平的方式斗争。”
索菲：“那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们？”
莫尔：“因为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没有法律就没有秩序！”
索菲：“你所引用的法律在1933年权力被篡夺之前还能保护自由的言论，但现在希特勒统治之下，自由言论导致牢狱甚至死亡之灾，这与秩序何关？”
莫尔：“如果人们不遵循法律那应该遵循什么？同样的，谁来赦免？”
索菲：“遵循良知。”
莫尔轻蔑地回应：“是这样。”随即拿起法典和索菲的记录本，“这是法律，这是人。我作为侦探需要检查两边是否全等？如果不是的话，必须找出哪里出错了。”
索菲：“法律是会变的。而良知不会。”
莫尔：“那如果每个人都自行决定其良知正确与否会怎么样呢？特别是当罪犯想要推翻首领的时候，又会怎样？这必然是一场罪恶的混乱，所谓的自由思想、联邦主义、民主？我们曾经拥有这一切，我们也已经知道了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索菲：“没有希特勒及其政党人们最终也会拥有权利和秩序。法律保护是让每个人免于专制而非为了随大流。”
莫尔：“专制，随大流者？你怎么可以如此轻蔑地谈论？”
索菲：“是你在轻蔑我们。当你因为一纸传单把我哥哥和我称为罪犯，虽然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试图用言论说服别人。”
莫尔：“正因为你和那群人不知廉耻地享用着特权，你们才得以花我们的钱在战争期间继续读书。而我在那该死的民主时代只学会了做裁缝。是什么让我今天成为警察？是占领了普法尔茨的法军，而不是德国的民主！如果运动没有爆发的话，我至今还只是呆在皮尔马森斯的一介乡村卫士。《凡尔赛条约》的耻辱记录、通货膨胀、失业率、经济危机都是由我们的首领希特勒解决的。”
索菲：“让更多的人徒劳地送命！”
莫尔：“这是英雄之战！你拿到的食品配给票和我们是一样的，和那些你鄙视的战斗着的人们一样，你拿到的和我们还要多，还要好！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你为什么会有牢骚呢？我们的首领和德意志民族在保护你！”
索菲：“或者留在这维特斯巴赫的宫殿里，或者我的家庭受到株连？”
莫尔：“我们的士兵是在解放欧洲，使其摆脱富豪统治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立一个更强大更自由的德国，避免再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人奴役，我告诉你！”
索菲：“当不久以后这场战争结束，德国又重新进军另一个陌生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就会指着我们说，我们毫无反抗地忍受着希特勒。”
莫尔：“当我们获得了所有战争的胜利，流血牺牲后终于换回了德国的幸福和自由，就像你当初在女子青年团所梦想的那样，你又会怎么说？”
索菲：“这样的信仰会在希特勒的德国消失的。”
莫尔：“如果我说的成真了呢？你是天主教徒？”
索菲：“是的！”
莫尔：“教堂也要求你们要坚定信仰，哪怕是你出现了怀疑。”
索菲：“但在教堂里，人人都是自愿的。而希特勒和纳粹份子剥夺人的其他选择。”
莫尔：“为什么你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想法且甘愿冒险呢？”
索菲：“因为我有良知。”
莫尔：“我不能理解，以你的天赋和智商竟然不能思考和感觉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忠诚、幸福’，有道义、有责任的国家政体就是我们的思想意识！”
索菲：“难道纳粹假借自由和忠诚的名义在整个欧洲造成的可怕的流血牺牲还没有让你睁开自己的眼睛吗？如果不在希特勒羽翼未丰时去除他的权力同时建立一个新的欧洲，那么德国的名义就会一直蒙受耻辱。”
莫尔：“新的欧洲只能是纳粹的。”
索菲：“当你们的首领精神错乱的时候是吗？你只需想想种族歧视就够了！在我们乌尔姆，以前有一位犹太教师，被抓到冲锋队前，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走过并遵守命令朝他脸上吐口水，当晚他就消失了，就像1941年在慕尼黑消失的上千人一样。据说他被送往东部进行义务劳动。”
莫尔：“你相信这样的胡说吗？他们是自己迁移走了。”
索菲：“来自东部的士兵都说他们是消失了，希特勒是想让整个欧洲的犹太人灭亡，这种癫狂的想法他20年前就有了。你怎么会相信犹太人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人呢？”
莫尔：“这种分类只是为我们带来了不幸，但是你属于疯狂的，少不更事的青年，因为错误的教育，可能我们也有责任。如果是我会用别的方法教育像你这样的女孩。”
索菲：“你信不信？我非常地震惊当我得知纳粹份子竟用毒气和毒药来消灭患有精神病的孩子，我母亲的朋友们曾向我说过，那些孩子是怎样被护养院的护士送上货车的。其他的孩子问，‘车子开往什么地方？’护士回答说，‘车子开往天堂。’然后余下的孩子们唱着歌登上汽车。你认为，我受了错误的教育是因为感受了这些人的缘故吗？”
莫尔：“那是毫无生活意义的人生。你也学过护理，你肯定也碰到过精神病人。”
索菲：“是的，所以我更加确定，无论什么情况，没有人有权对此进行判断，只有上帝才有这权力。没有人知道一个精神病人的灵魂是怎样的。没有人知道，痛苦中会形成怎样神秘与内在的成熟。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莫尔：“你必须得适应，因为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你所说的与现实无关。”
索菲：“我所说的当然与现实相关。与道义、道德和上帝有关。”
莫尔猛地起身：“根本没有上帝！”说着走向窗边，沉吟片刻，“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只是很信任你的哥哥，认为他所做的都是对的，但是你自己只是参与而已。难道我们不可能这样来写记录吗？”
索菲：“不用了，莫尔先生，这与事实不符。”
莫尔：“听着，我有一个儿子，年龄比你小一点，他有时脑子里也会出现荒唐的念头，但现在他去了东方的前线。因为他意识到了这乃是他的责任。”
索菲：“你仍然相信最后的胜利吗，莫尔先生？”
莫尔：“朔尔小姐，人一旦把什么都考虑清楚了就不会再着迷于他处事的过程了。这关乎你们的性命！这里，我为你的记录想了以下内容：‘经过谈话后形成的看法是：你与你哥哥共同的行为在这一战争阶段被视为反国家，尤其是反前线苦战的军团的罪行。应处以最严厉的判决。’？”
索菲：“不，从我的观点出发不对。”
莫尔：“承担错误并不意味着出卖你的哥哥。”
索菲：“主意很好，但如果重来，我还会选择这样。因为不是我，而是你有着错误的世界观。我还是之前的观点，我为我的民族做最好的事情。我不会后悔，我也会承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莫尔无可奈何，“记录员进来记录口供。告诉领导，我们这里结束了。”

 我愿选取Sophie在行刑以前对Hans和Probst说的这句，作为标题。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的德国，慕尼黑的大学生秘密地在一些公共场合写标语，表达对于纳粹统治的反抗，其中Scholl兄妹决定涉险将传单在大学中分发。他们的行动很轻易地就被发现了，他们被逮捕，被审问，到最后行刑。这故事不过几天时间。整部片子，仿佛德国这个民族，不多一分一毫的修饰，在影片情节内容安排，拍摄技巧运用等方面都十分的精要。
        希望·天空·阳光
        在最初的审讯时，Sophie面对严峻的检察官，在空隙间会望一望窗子，仍能够望到蓝天。这蓝天客观上不过是蓝天，但是更多的代表着Sophie心中的希望。在最初一轮审讯结束之时，Sophie被短暂地逮捕，随即又将被释放。Sophie望望此时的窗外，是红砖砌成的墙，黯无天日，她笑了，她不必面对这样的窗口。然而就在此时，一通电话宣告Sophie她无法重获自由，就差那么一点点。
        审讯继续，检察官妄图 Sophie能够供出更多叛国罪犯，此时的天空被拉起的窗帘挡住了。尽管Sophie把她的智慧、信仰真诚地与检察官分享，检察官并不为所动。检查官也无法动摇一点点Sophie的世界观，她的理想，他拉开窗帘，背对着窗，然而Sophie看到了灿烂阳光，看到茫茫天空。
        即使是Sophie被关在监狱，她也时常伫立于窗边，那个小小的窗，却有充足的阳光，能看到辽阔的天。在空袭的晚上，她似如春笋兀立迎接春雨的洗礼，她勇敢地站立，彷如不畏惧盲目的爆弹，彷如自己是自由的，而不是被监禁的。Sophie对着小窗口，呼唤她的上帝，呼唤又是宣告着她的希望。
        最后Sophie被带出监狱，她即将面对死亡，却如一个初生的孩子，闭目沐浴着纯净的阳光，那一刻，仿佛世上没有了杀戮，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被尊重，没一个灵魂都是自由的。
        
        反抗·言语·神情
        贯穿全剧的是，那些为理想的争辩，到处都迸发着希望的信念，反抗的坚定。
        人的思想、信念通过语言这一载体得以传达。在Sophie与检察官对峙之时，自从她明白自己已经无法逃脱，只有承认自己的“罪行”时，她毫无逃避，她为自己的行为自豪。她一直都是那样坚定和骄傲。她反问检察官为什么犹太孩子和他们一样却被无情地用煤气、赌气杀害；为什么一个在他家乡的犹太牧师受到所有人的侮辱，而后毫无悬念地被杀害……她质疑检察官，他依据的法律妄图带来秩序，不过是希特勒用来高压统治，剥夺人们言论的自由的凭借。她认识到，她的民族正在被引导向一条死路，当希特勒失败之时，她的民族，会被世界人民排斥、指责，指责民众没有反抗希特勒的暴行。她回答检察官尖锐的问题，民众触犯法律，检察官觉得应该让民众遵守法律，Sophie镇定地说，法律是人制定的，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依据人的良心。人们，在民主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享有自己的权利，免于专制的伤害……
        德国是一个寒冷的国家，人们时常说寒冷环境中长大的人更理性，而德国就是一个盛产思想家的国家。
        然而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通胀，失业这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以及德国在一战后的耻辱：凡尔赛合约……这，使得德国一部分人沉醉在希特勒的蛊惑中……然而在此情况下，仍然有清醒的人，大学生——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未来，青年能带来希望。
        在所谓的诉讼时，一个身着红袍的法官几乎把整个诉讼的发言几乎都自己说了。所有的审讯程序都是虚设，辩护律师，听证人，全部都鸦雀无声，更不要说反对的声音。没有反对的声音就不可能有公平的审判，当只有一条所谓绝对正确的信条时，它必然是需要被怀疑的。真理是不需要歇斯底里的，真理并不需要强词夺理，指鹿为马，而法官恰恰只会抢断被告的反驳，只会大声呵斥，你看他额上青筋暴起，再看看镇定凛然的Scholl，正如Sophie所说，正因为法官以及所有纳粹思想的拥护者，纳粹之所以逮捕、审讯、处死他们，是因为纳粹的恐惧。
        
        在影片中，让人为之一振的除了那间歇出现的天空、阳光以外。还有坚信希望坚定反抗的拥有共同理想的青年们的眼神。无论是他们独处时流露出的勇敢还是他们相互传递的鼓励，相互传递的希望与爱。你能在他们的眼睛中看到他们的力量，能从他们的眼睛中获得力量。
        
        就在行刑前，监狱的看守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安慰，虽然这不符合规矩，三个“战友”——Sophie、Hans、Probst.围成一圈，同抽一支烟，他们微笑，为共同的理想而死，有能够分享思想的知己一同赴死，或许是一种英雄之泯灭的安慰。他们拥抱，仍旧微笑。
        Sophie首先被带去行刑，她说：太阳依旧照亮天空。
        她被押向刑房的路上，充分汲取着阳光。她美丽而年轻的面庞，在阳光下温暖，彷如新生的婴儿。思想是不死的。
        
        我想起了《V for vendetta》中，最后的枪战场面，惊慌失措的官员一个劲的放弹，嘶吼：Die! Die! Why don’t U die? 接下来就是：Beneath this mask there is more than flesh,beneath this mask there is an idea.And ideas are bulletproof.

可惜后半段让我很失望很失望
歇斯底里的法庭，实在是太单薄太模式化太让人脱力了

相比之下，索菲对警探的几段则有趣得多
面对有缺陷的制度和政治体系
维护它还是反对它
享受带来的辉煌抑或是诅咒其将要带来的毁灭
几段犀利的对白
让人想到了愤青VS五毛，乌有之乡VS袁腾飞
辩证的看，没有人全对，没有人全错
只要你固执一端就必然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