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伦德在《身不由己》中的故事,都是本来日常不起眼的小事,到最后却变成了棘手不堪。而它的作品又不像科恩兄弟中的小事闹大,最终变成一桩罪案。而是关于道义上的,关于衣冠楚楚的人物,他们在故事中或多或少存在一种尴尬,但这种难堪更多隐匿于无形,最多让人笑一笑,变成一件令人发笑的小事。
里面最容易看懂的,是那个瑞典老明星的回家路,她不小心打烂了车上的窗帘,但又不敢讲出来。本来是一件小事,但司机硬是不信邪,一定要找到那个不愿意说出来谁干的那个人。本来可以脱口而出的事情,但因为时间变长而越来越不敢讲出来。这可能是因为她的明星地位作祟,让她不敢丢脸;或者她在刚开始没有讲出来后,后来如果再承认,会引起大家的公愤:“为什么您不能早点讲呢?”。总之不管怎样,司机和乘客就这样僵持下去,变成了一件“麻烦事”。
奥斯特伦德喜欢在电影中拍摄人的“道德底线”,在《游客》中他就很集中的讲述了单独的一个道德困境。但在《身不由己》中,他还是在用他比较粗粝的方式来讲述。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两个女孩挑逗电车上的男人的故事。
这个场景中,我觉得观众很容易就会被两个女孩无礼、粗鲁的行为而感到愤怒,虽然那个叫肯尼斯的男人一直服从着他们的要求,甚至笑嘻嘻的对他们说话,但故事在进展中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出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他对这些人的忍耐程度,甚至也是导演对正襟危坐的观众们临界点的“挑逗”,这种挑逗在哈内克的《巴黎浮世绘》里也出现过,而且奥斯特伦德的下一部电影重新利用了这些素材,把它变成了一种“忍耐”,观众们要和主人公一起忍耐下去。
这种挑逗的危险性,我觉得在于这些挑逗的人并没有做任何对你有害的事情。他们只不过是把你当腼腆的小孩一样,对你进行调戏,但是又不恶语相向,也没有大打出手,它只是在说话。但在对话过程中,你很难不被这种语言所激怒,特别是“有面子”的人来讲,这种语言上的调戏让人很不“体面”,但你要真发起火来,全部的错又都在你身上。因为,别人并没有做什么伤害到你的事啊,所以我们在“忍受”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社会给予的体面与地位带来的道德感的不适应,这也是另一种“身不由己”,即道义上的不适感。
但奥斯特伦德虽然喜欢调戏观众,但他跟奥地利大师迈克尔哈内克不同的是,他不恶。反而他拍的很多场景非常好玩,甚至非常坏,就是那种喜欢黑别人的那种幽默感,但内在又会有一条很清晰的思路,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拍电影。这就是欧洲导演独有的一种思维,他完全会遵循自己的思路在拍摄电影,包括那些晦涩的和一些层次比较高层次关于道德方面的探讨,它都不会给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让观众在他给出的故事中自己选择答案。
比较好玩的,一个是那个酒醉的晕过去的女孩,当她的同伴全部被车主一哄而散后,车主看到她躺在那里,他一脸懵逼的样子以及她的同伴完全忘了她这个人的奇葩感;还有被朋友“口”了的那个男人,和老婆在车上左右为难,是生气又不生气的委屈劲;还有家庭会议上一片欢乐气氛,却在老爸被烟花射中后变成了惊吓。
这种事情都是平常事中发生的不平常事,正因为我们都觉得应该平常的进展,却变得麻烦不堪时,就很难不感觉到尴尬。而“体面人”有时最怕的不是事情,而是这种尴尬让人影响了他刻意而为的“体面”,那就非常的扎心了。
在最后,镜头跟随急救车快速地在街道上行驶时,这并不只是电影在增强故事的悬念,我们仿佛在瑞典的大街小巷中,目睹着荒谬和尴尬慢慢扩散,最后蔓延进了每一个家庭中,这也是导演在这部小品中想告诉我们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瑞典的关系,这片子让人想到伯格曼,同样是要表达沟通的难以实现。或许可以说这片子只是把这样的一种状态零散地呈现开来,并不做进一步地讨论和追问。所以它并不会像伯格曼一般牵扯到太多关于神和信仰的问题,也不让人觉得太过于沉重。但看完以后,同样的是会心里一惊,有些缓不过来。 五个故事穿插着,彼此没有关联。 一个家庭的生日聚会。丈夫在放焰火的时候被炸伤了眼睛。家庭成员之间对此的讨论,妻子与朋友之间对此的讨论。 女演员坐长途巴士回家,期间弄坏了洗手间的窗帘。司机不依不饶一定要肇事者道歉,甚至罢开。女演员羞于承认。为了让车重新上路,一个父亲领着孩子代为道歉。 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喝醉,和一群朋友在公路边砸坏了别人的车。其中一个丢下烂醉如泥的另一个逃跑。剩下的那个被车主架进了自己的车。 一群多年以来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彼此因为一些玩笑而突然生气。 女老师指出她的同事打了学生,遭到同事们的排挤。 你一定要说,这算是什么故事。没有目的,没有一波三折,甚至是没有什么高潮的。简单到极致。 镜头也是如此。固定机位,没有半点移动,大多数的时候只是对着演员身体的一部分,像是拍坏了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的长镜头。 甚至从一个故事剪辑到另一个故事的时候,都不做什么花哨的处理,只是淡出到黑色,再来下一个故事。 我也实在不知道什么算是好电影了,所谓生产或是别的什么环节么?或者是什么艺术上的东西。我完全失去判断力。此时此刻,对于我而言,只是一种心灵上的冲击。给我最强的共鸣,或者是让我在这一百多分钟里有过情感上的清洗,于我而言就是好的了。 我想这是某种可以叫作swedishness的东西。沉默的,不善言辞的,敏感的,自尊极强的。其实这种东西又是普遍存在的,你我身边满是这样的人。可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忽视了。忽视了他们的沉默不善言辞敏感和自尊。我们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不去问冲突的根源却只是盯着冲突爆发的那一刻。更可悲的时候,即便我们发现了沟通上的矛盾,却也没有办法解决,仿佛那矛盾就像是一块切不掉的瘤。 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沉默地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依旧坦荡,不担心自己的空间被挤压。 于是,不会写影评,不会起标题,也算是应景了。
景别强调了机械感,情境的自然演绎,不像后来用各种调度操纵情境强调凝视的精准度,这可能也是本片缺少统御性的原因。这个时期的Ruben还未学会以低姿态苛责“白左道德”制造狡猾的笑点,至少某种程度上还是支持道德行为的,顶多有点窘迫,后来的电影才真是道德一败涂地。。
導演說他想探討的是瑞典社會裡「人們害怕丟臉」這件事...........
瑞典将选送《不由自主》参加82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比。
97.34
和[吉他蒙古人]一个意思,但是确实更精致了
跟[吉他蒙古人]一样的结构(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结构指向的是奥特曼的[人生交叉点]),但是要好看多了。固定镜头画外空间,人性考验和尴尬时刻。另外奥斯特伦德真是喜欢探讨道德问题啊。
转场取代剪辑,抹除视线的引导,镜头不再发挥暗示功能,让人更加相信双眼所看到的,哪怕是局部的、残缺的,于是每次对情节的误判如新一轮是非问的重启。毫无关联的场景被抽象作相似主题的复调,控制,进一步控制。导演领袖气质初现,开放的表达姿态,强硬的精神内核。
就批评讽刺力度很强
固定机位的全方位使用,让视角处于客观点上。讽刺人类行为的强迫性和虚伪。无关者和正义一方被干坏事的人无辜连累,社会让好人从无选择,因为做错事的人却会站在另外事件的角度上来审判你,而不是承认自己的错误。鲁本·奥斯特伦德的确是很喜欢批判+讽刺,这力度和直接视角要比《方形》好很多啊。
不明不白的剧情还是有点儿哲理
与《Guitar Mongoloid》一样,一场一镜,但丝毫不枯燥,镜头外的内容同样吸引人;校园部分,女老师的发言明明是最正确的说法,但令其空间气氛尴尬到屏幕外,我很佩服这位女老师;女演员弄坏大巴的厕所窗帘,却没有勇气承认,哪怕看着一个小孩在大人的引导下认着没有犯的错,也无动于衷,而这或许也是很多成熟大人会做出的事;强硬扑倒并口同事的鸡鸡、倒立拉鸡鸡、屁眼插国旗,这些段落也令人印象深刻......
相较于《吉他蒙古人》的另一种更为精致的诠释,同样选择用一个固定长拍镜头观察不同人的生活:在教室做阿希实验的老师,在镜头前一直摆pose的两姐妹,车壁反光所投射的人影……两姐妹在电车中吵闹搭讪的那段很巧妙。本来两姐妹已经出画,这时通过电车的拐弯成功实现让镜头从左往右平移,将两姐妹框入画。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鲁本的固定长拍镜头跟别的导演已经不在同一个境界。最后弄坏厕所的小朋友道歉,客车重新上路。昏暗的夜晚,客车内朦胧的轰鸣,让我陷入了梦乡。
延续了《吉他蒙古人》的风格,也是几组人的碎片呈现。不同的是这次观察的不是问题人群,是瑞典社会的普通人,导演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探讨“人们害怕丢脸”这件事。
對話的雙方或幾方從來都不會同時出現在畫面中。實話,那樣的剪輯,我有點暈。
各方面都没什么波澜的电影,基本就是几个家庭的日常记录
【3.0】
几个故事并行讲述,其中的每一个都同时折射出人在群体压力之下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即问题发生前不计后果的莽撞和出现问题后畏惧承担责任的怯懦,两者之间的矛盾被归谬演绎到了滑稽的地步,但又极为真实,让人不由自问在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驱使下,我们的行为中有多少是完全由他人决定的“身不由己”。
《儿戏》的电车调度原来更早出现在此。在往后的观看过程中将发觉,开头的城市漫游携带视点,而残缺的身体构图也不是偶然,而这种缺失一定程度上也帮助了电影将全局故事线尽量往后隐藏。电影展露的是几个事件如何不可避免地从小化大,而其后看似将大化小的处理便是文本上的嘲讽所在。
没有之后的作品好,不过作为很早期的导演作品也挺好,很多瞬间也是后来电影里熟悉的和能看出来进步的。构图仍然很设计,这一点在方形和三角里反而弱化了。
冷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