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飘飘的年代

刘善本同志于1915年出生在山东省昌乐县农村。1935年，刘善本在“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考入了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1943年，刘善本等二十四个机组人员被送往美国学习，并于1945年春驾驶一批美国制造的B─24型轰炸机，取道印度回国。“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3月10日去世，终年53岁。197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为他平反昭雪，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是国民党空军中起义人中所景仰的先驱，是一面正义者的旗帜。他引导了我们不少的爱国志士飞向人民的怀抱，走上了平坦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人物简介编辑
刘善本（1915—1968），山东省昌乐县泊庄人。
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附中，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任任作战参谋、上尉飞行员。抗战初期，随这支远程轰炸部队袭击日军。1943年被派往美国学习，1945年春，取道印度，绕道卡拉奇“就地待命”。1945年春准予驾机回国。1946年6月26日，他利用由成都去昆明运输美军移交的通讯器材的机会，巧妙地摆脱地面控制，驾机起义，飞抵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先例。毛泽东、朱德亲临欢迎大会，朱总司令还把他请到自己窑洞里作客。 在他的影响下，国民党空军先后有100余人驾驶42架飞机起义。周恩来总理多次称，“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1946年9月22日， 毛泽东主席在其办公室接见了刘善本，让他到东北筹建第一所航空学校，并与他合影留念。1946年9月，他赴东北参加创办全国第一所航空学校（老航校）的工作，被任命为副校长。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他驾机领航，接受检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航空兵某师师长率部参战，曾经组织过人民空军的首例夜袭作战，并首次使用了电子对抗和照明轰炸的作战法。
他先后任延安总部航空教员、东北老航校副校长、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华东空军混成四旅副旅长、航空某师师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等职，对新中国人民空军的创建、成长和壮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获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4年2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3月10日去世，终年53岁。197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为他平反昭雪，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人物生平编辑
1946年6月26日，正当国民党政府不顾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建国的一致愿望，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时候，原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驾机起义，飞向延安，距今已经三十七年多了。刘善本同志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惨遭迫害、不幸逝世，也已经十五年多了。我们这些曾在刘善本起义后的不同时期与之共过事的人，深深怀念这位好同志。
　　一
　　刘善本同志于1915年出生在山东省昌乐县农村。1935年，刘善本在“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考入了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这支远程轰炸机部队的爱国将士，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几年，也曾奋起为民族做出过壮烈的牺牲。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主义”，八大队在撤至河西走廊、兰州一线后，便再也没有飞向抗日前线。
　　刘善本开始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他和密友李鑫淼等曾打算去找当时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探寻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但未能如愿。于是，他便团结一部分飞行员，坚持锻炼身体，刻苦学习技术，等待为抗战效力的机会。
　　1943年，刘善本等二十四个机组人员被送往美国学习，并于1945年春驾驶一批美国制造的B─24型轰炸机，取道印度回国。当时，抗日战争已露出胜利的曙光。刘善本壮怀激烈，一心要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献上自己的满腔热血，但他又一次地失望了——在卡拉奇，他们突然接到了“就地待命”的命令，而且一“待”就是六个多月。直到日本投降之后，才被准予回国。原来，一向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当局所关心的，并不是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而是要保存实力，消灭共产党。刘善本等人回国后便被派去赶运军火。内战迫在眉睫！国民党政府的当权者们一心只想着“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竟然连湖南一带发生严重水灾，三百万人流离失所都置之不顾了。
　　早在美国学习和在卡拉奇“待命”期间，刘善本就曾私下阅读过英文版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后来，他又得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同志在该书中的第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曾引导他思考过许多问题。他亲眼看到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正在进行的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两条道路的殊死斗争。刘善本彻底惊醒了，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再也不能迟疑、不能沉默了！
　　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严正声明，反对美国政府军事援蒋，挑起中国内战。第二天，在南京发生了十万群众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民主建国，却遭到残酷镇压。当时叫做“下关惨案”。出于对全国人民正义愿望的支持和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的抗议，6月26日，刘善本利用由昆明往成都运送军火的机会，巧妙地摆脱了地面控制，在同机组人员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同志的配合下，冒着生命危险，驾驶530号B─24型轰炸机安全飞抵延安，完成了“标志着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新高潮”（朱德总司令语）的伟大义举。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空军被称为“天之骄子”，飞行员的生活是很优裕的。刘善本又素以学习成绩优异、飞行技术超群而负盛名，在一般人眼里，他更是“仕途”坦荡、令人羡慕的佼佼者。然而，刘善本却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宁肯同当时还处于弱小一方的解放区军民一道，钻山沟、住窑洞，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延安，刘善本及其机组人员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热情欢迎——毛泽东、朱德同志亲临欢迎大会，朱总司令还把他们请到自己窑洞里作客。那时的解放区还不可能象我们今天对待驾机起义的同志那样，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连延安商界联合赠送给刘善本等人的那份“厚礼”，也不过只是“香烟一条、饼干五包”而已。然而，刘善本却为自己能生活在人民之中而感到了真正的满足。8月14日，他以“这里的人情充满了温暖”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广播讲话，表达了他决心同党和人民一道战胜困难、迎接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刘善本的起义，发生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远不再是单纯个人的行为了。正如当时一位诗人所写的：“这是一声响亮的信号”，它宣告“人民不朽，正义不朽，在黎明的号角里，一切魔怪都要退掉！”它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斗的各解放区军民，也促使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之心的广大官兵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道路。在他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2架飞机、100余人起义。单是刘善本原先所在的第八航空大队，从1948年到1954年的七年间，就有杨培光、俞渤、谭汉洲、谢派芬、阎磊、刘焕统、徐骏英、张雨农、毛履武、唐宛体等十数人先后驾驶飞机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所以，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多次称“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
　　时隔三十多年，一位1948年驾机起义的同志。回忆往事，仍十分动情地指出：“刘善本同志是我们这些从国民党空军中起义过来的人所景仰的先驱，是一面正义者的旗帜。他引导了我们不少的爱国志士飞向人民的怀抱，走上了不平坦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1]
人生经历编辑
刘善本，1915年生，山乐省昌乐县人。自幼聪颖好学，秉性刚正。1932年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部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学校进步组织和抗日爱国运动。1935年毕业时，面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命运，在“航空救国”的思想影响下，考入航空学校。同年夏到南京小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空军入伍生营”学习陆军知识。一年后，转入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在那里完成了初级飞行训练。1937年3月，又转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总校（1938年7月改为空军军官学校）中级班进行中级飞行训练。1938年底，毕业于该校轰炸科，后在成都空军轰炸总队、第六大队和第八大队任准尉、少尉、中尉飞行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刘善本所在的轰炸机部队被撤到河西走廊、兰州一线，没能飞上抗日前线。他团结一些飞行员，坚持锻炼身体，刻苦钻研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等待着抗日报国的机会。[2] 1943年初，刘善本作为副驾驶兼领航，参加青海大河坝、玉树、昌都的航线试飞。在大队长蔡锡昌因高空缺氧昏厥情况下，刘善本临危不惧，沉着驾机安全飞回，为在高原玉树建立第一个航空基地立下功劳。同年秋，他和部分空勤人员赴美学习，先后在4所航校和基地进行B—24型轰炸机飞行训练。他曾对领航计算尺提出改革意见，获圣地安娜航校奖励。 1945年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即，刘善本驾驶B—24型轰炸机回国。飞到巴基斯坦卡拉奇时，被指令“就地待命”。眼看着与日本侵略军最后拼搏的机会没有了，他非常失望苦闷。6个月后，国民党当局才准予他们回国。回国后，进驻上海大场机场，即被派出赶运军火。他目睹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蓄意制造内战的现实，对国民党当局完全失望了，思索着如何对国家、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公开撕毁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调集30万大军进攻解放区。就在这一天，刘善本利用由昆明飞往成都运送军火的机会，机智、勇敢、沉着地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控制，在机组人员张受益、唐世跃、唐玉文的配合下，驾驶530号B—24型轰炸机，飞抵延安，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热情欢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亲临欢迎大会，接见机组人员。
　　刘善本飞行技术高超，是当时国民党空军中的佼佼者。他的起义，唤醒了国民党军中一些官兵的爱国之心。在他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0余架飞机、100余人起义。周恩来曾多次称赞“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
　　1946年9月底，他受总部委派，赴东北参与创建解放区第一所航空学校，于1947年2月到达黑龙江地区密山县东安镇，被任命为航校副校长。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又经常有敌机来袭扰。刘善本吃苦在前，主动作起义人员和教职员的思想工作。亲自兼任教官，既讲航空理论又教实际操作。教学设备缺乏，没有教材，他设计出计算尺模型，编写了《领航学》、《仪表学》等教材。还设计制作了测风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时期，航校、航空部队还广泛应用。在航校工作期间，不仅担负繁重的管理、教学任务，而且经常执行紧急的飞行任务。1947年8月，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命令，完成了空运地图的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1948年冬，锦州前线缴获一架C—46型运输机，飞机破损严重，他为在航校增设C—46型飞机训练，冒着生命危险，驾驶这架飞机飞回航校。
　　1949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善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9月24日，毛泽东主席宴请傅作义、刘善本、邓兆祥等国民党起义人员。指出：“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1949年10月1日，在举行开国大典时，刘善本驾驶C—46型飞机作为空中分队的领队长机，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
　　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在老航校的基础上组建6所航空学校，刘善本任第一航空学校校长。1950年6月，速成班学员毕业，他率领这些学员组建华东空军第四混成旅，任副旅长。1951年11月，以第四混成旅第12团为基础，扩编为航空兵第10师，刘善本任师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作为航空兵师长率部参战，曾组织过空军的首例夜袭作战，并使用了电子对抗和照明轰炸等战法。
　　刘善本具有高超的驾驶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作战坚毅果断，为人豪爽热情，遇事严谨求实。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并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空军少将军衔。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还曾任空军学院副教育长。
　　“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吴法宪一伙进行坚决斗争，不顾个人安危，上书揭露林彪、吴法宪反革命罪行，结果遭到秘密关押和无端审讯，以及残酷迫害，于1968年3月10日不幸逝世。终年53岁。
　　1975年10月，空军党委作出决定，为刘善本平反，恢复名誉，并将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常乾坤（1904-1973），山西省垣曲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创建者之一。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生平编辑
常乾坤，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考入广州航空学校，
常乾坤
常乾坤
同年赴苏联入红军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一九三三年入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一九三八年回国。抗日战争时期，任迪化（今乌鲁木齐）新兵营航空理论教员，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大队长，延安军事学院大队长，军委俄文学校编辑处处长，军委总参谋部高级参谋。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副院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空军军事科研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病逝。[1]
国内最早编辑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飞行员
1904年7月，常乾坤出生于山西省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常乾坤7岁入私塾，聪明好学，15岁时以第5名的成绩考进县城高小。17岁想报考太原中学，因学费太贵，便考入“文”“武”合一的斌业中学，实际上是阎锡山的一个初级军官学校。1925年毕业时，常乾坤与同学一起到达广州，恰逢黄埔军校第3期招生。常乾坤义无反顾地报考黄埔军校，分配在炮兵队学习。
1925年7月，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受到中共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由范洪亮、曹汝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黄埔军校学生要集体加入国民党，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常乾坤成为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1926年1月，常乾坤从黄埔军校毕业。1926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2期招生。这所由苏联政府援助的军事飞机学校，学生的来源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国共产党为了掌握航空技术，决定选派常乾坤等进入广东航空学校学习。同年6月，常乾坤作为学校的代表，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往苏联学习飞行。在苏联，常乾坤主要是学习航空理论，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知识。1930年1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认真地对待每一次飞行，一直保持了优异的训练成绩，成为中国共产党几个最早的飞行员之一。
1932年12月，常乾坤又到苏联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毕业设计时，常乾坤曾设计了一台发动机和一架侦察飞机。虽然没有达到制造的水平，还是受到专家的表杨，并获得航空工程师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称。这期间，常乾坤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1937年7月，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常乾坤再也坐不下去读书了。他找到共产国际中国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战，得到的答复是：要他继续学习，安心等待。直到1938年3月，任弼时才通知常乾坤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何时动身尚难确定，你准备吧！”
1938年9月初，为了赶赴国内参加抗战，常乾坤没有等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
常乾坤
常乾坤
业典礼，就匆匆告别了年轻的苏联籍妻子和孩子回国。从莫斯科回国到达新疆迪化时，因这里有中国共产党员参加的航空队，常乾坤曾力争进航空队当教官，想利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由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是个多疑善变的政客，他不同意常乾坤等留苏人员任教，一直到1940年12月，常乾坤等才奉命回到延安。
1941年2月，常乾坤等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的建议。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亲自接见并给予鼓励。中央军委根据常乾坤等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条件，做出了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的决定，校址在陕北安塞，并指定常乾坤等负责建校筹备工作。创办工程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航空技术人才。选拔学员的具体条件：一是具有3年以上军龄、党龄，表现好的；二是高小以上文化程度；三是身体健康。1941年3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工程学校校教务主任。3月10日，已经选调了100多名学员的工程学校在安塞正式成立，4月6日开始上课。10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工程学校奉命撤销，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大3分校。后来，抗大3分校又改编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改为军事学院的一个俄文工程大队。这个队就住在延安宝塔山附近，常乾坤为大队长，并主持俄文教学工作。北京第一外语学院的创建时间，就是从常乾坤在延安创办俄文大队算起的。
1942年夏天，军事学院迁往缓德，俄文工程大队改为总参俄文学校。10月，常乾坤被任命为军委编译局编译处长，主要从事军事条令的编译和俄文教学工作。1943年2月，延安军事学院改为抗大总校，工程队随之撤销。有一部分人留在俄文学校。1944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常乾坤任副组长，担任航空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的事宜。这一年7月，航空组组织了延安机场的工程建设，机场竣工后，保障了飞机在延安的起降。
奔赴航校

日本投降不久，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到东北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当时，在延安航空小组的常乾坤也在焦急地等待中共中央的决定。一天清早，叶剑英参谋长把常乾坤找去说：“枣园有电话来，要你去，想是谈你们去东北的问题。”听到这话，常乾坤高兴得连早饭都没有顾得吃，就急忙赶
常乾坤
常乾坤
往枣园。9点来钟，一个同志把常乾坤带到任弼时同志住的窑洞里。任弼时同志像是早在等常乾坤的到来，他和常乾坤握手后，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看怎么样？”常乾坤激动地连忙回答：“这对我们搞航空的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一定坚决地按照中央的决定去工作，一定很好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任弼时同志又说：“我记得1940年你们刚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时候，就写信给毛主席，建议筹办一个航空工程学校。……只怪那时候的条件太差了，这个航空工程学校后来不得不并在抗大三分校里。俄文，有的当了农业合作社的主任，还有的当了木匠、铁匠，有的去赶大车……”任弼时听了常乾坤的介绍笑了笑，接着又说：“把这些木匠、铁匠、农业合作社的主任都带到东北去吧，你们还需要什么人，写个名单交给中央组织部。”任弼时还嘱咐：“赤手空拳办航校，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有待你们去克服它，……遇到难解决的问题要多请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同志也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1945年10月15日，常乾坤一行20余人启程的那天，周恩来前来送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子。”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常乾坤一行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星夜赶赴东北。
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常乾坤一行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到达东北。常乾坤首先到东北局报告了党中央关于创建航校的决定，东北局根据局势的发展，对建校的方针、原则和具体作法都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当时，日寇丢弃的航空器材散布东北各地，许多机场和飞机、器材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仅留下来的一些飞机也是残缺不全。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的手里，或被土匪特务抢走，东北局要求常乾坤等一定要依靠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一切可以抓到的器材全部抓到手中，迅速把航校建立起来。
为此，常乾坤等把东北局原先派去搞航空的同志组织在一起，进行紧急动员。大家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航空器材。有的同志在寻找器材时误入原日寇遗留下来的毒气场，中了毒；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收集了不少破飞机、发动机、油料、航空器材等，收获也是巨大的。就是这些全部家当，成了航校进行飞行训练的物质基础。
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习称东北老航校。按航校成立的日期上报了个代号为“三一部队”。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东北局讲话，并宣布了航校领导班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为副校长。
争取尽早开始训练，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这是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意
常乾坤
常乾坤
图，也是常乾坤等同志的光荣任务。但航校训练需要有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可航校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搞了两次大搬家：第一次是1946年4月中旬，在四平战役吃紧的情况下，航校由通化搬迁到牡丹江。常乾坤召集领导干部进行紧急动员，决定从空中、地面同时进行转移。4月20日，常乾坤在通化机场指挥飞机转移。突然，国民党空军15架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轰炸扫射半个小时之久，老航校有7架飞机受损和几个人受伤。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了敦化、延吉等地。
5月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后，朱瑞不再兼任航校领导，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为政委。航校的代号从6月1日也改称“六一部队”在硝烟滚滚的战争环境中，创办航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敌人逼得很紧，有向牡丹江一带进犯的态势。于是，学校赶快抽出大部分人员抢修东安机场，于1946年11月间，航校又从牡丹江搬到东安。国民党为了消灭人民航空事业这个刚刚萌芽的嫩苗，经常派飞机侦察、轰炸、扫射，妄图把人民的航空事业扼杀在襁褓中。航校迁东安不久，国民党空军又出动飞机追到东安机场轰炸。为了避免不必要有损失，常乾坤又组织部分飞行人员迁到更偏僻的千镇。
训练终于开始了，一连串的难题也摆在常乾坤的面前。要飞机上天，首先要有各种航空技术人才，要有飞行教员，要有教领航、机务、维修、气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为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常乾坤等校领导确定了飞行教员和机械教员训练班，由留用日籍人员担任教员，加紧训练。常乾坤自己带头并动员全校所有懂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的干部兼任一些课程，并动手编写教材。
航校建立之初，各方面的技术人员比较复杂，有驾机起义的同志，也有留用的日本人员，以后又从新疆航空队回来的老红军。常乾坤严格遵照上级的指示和党的政策精神，以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和胸怀去教育和争取人，团结人。对驾机起义归来的同志，常乾坤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只要参加革命工作就一律欢迎，使起义归来的同志一到航校就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例如，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
常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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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驾机起义的飞行员，被任命为老航校副校长。在校长常乾坤的支持和鼓励下，刘善本积极工作，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航校的训练。当时，老航校留用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有300多。常乾坤等校领导对这些人以诚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为航校工作。同时，启发教育他们认清过去的历史，将功赎罪。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在东北老航校和后建的空军第7航空学校工作10多年之久，为航校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寺村邦三等16位先生因积劳成疾在中国逝世，安葬在被他们称为第二故乡的牡丹江。
常乾坤和东北老航校的建设者们，带着党中央的嘱咐，以高昂的革命精神，不畏艰难险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炮火硝烟的战争环境里把航校办起来了。三年多的时间共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机械班4期322人，领航班24人场站等保障人员88人。不少人都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建设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致力新中国空军建设
1949年初，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空军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为歼灭残敌，保卫新中国的需要，党中央即着手组建军委航空领导的机构。同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决议中提出：“在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同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了使党中央、中央军委具体了解东北航校的建设情况，经刘亚楼兼校长提议，常乾坤、王弼于3月上旬从北平乘汽车到西柏坡向中央首长汇报。走前，按刘亚楼的指示，在北平的航校党委委员召开专门的会议，集体讨论研究向中央汇报的内容。常乾坤、王弼从石家庄回来后，传达说：“他们到西柏坡时，二中全会还没有开完。等了几天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汇报。”
汇报成绩

当常乾坤等谈到东北创办的这所航校所走过一段艰苦历程，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毛
常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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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兴致很浓，听得入神。即便他有事要出去，暂时离开一下，也要让常乾坤休息一下，等他回来再讲。当常乾坤汇报到航校已经培养出空、地勤人员500多名时，毛主席高兴地连声称赞说：“了不起！了不起！”周恩来副主席则眉飞色舞地说：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曾是周恩来的学生）。
当汇报到航校现有的飞机装备和数量时，毛主席询问：你们现有的飞机，能不能赶上我去重庆谈判时坐的那种飞机？常乾坤回答说：现在飞机缺少零备件，都是拆东补西，飞机的安全系数还不是很高。毛主席兴奋地说：等着以后我坐你们开的飞机。毛主席还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了解情况的同志想到毛主席在延安时就提到过建立空军的事，那时有人建议请苏联援助飞机，成立航空队。毛主席说，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飞机要烧汽油，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建立全军性航空机构
中央领导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接收新解放区的机场、航空设备与国民党空军人员，加强航校建设，加速培养航空人员，为创建人民空军作好准备，决定建立一个全军性的航空机构。
3月17日，中央军委即电告4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由东北航校抽调。19日，军委又电东北军区、4野：航空局长望由常乾坤、王弼两人中选一人担任，或由常、王二人分担局长、政委。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兼老航校副校长、王弼为军委航空局政委兼老航校副政委。航空局下设作战教育处，由方槐任处长；航空工程处，由蒋天然任处长，朱火华任政委；民航处，由油江任处长；以及情报科、供给科等机构，暂编60多人。以后，由于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的扩大，又增设了政治处、航行管理处、秘书处。全局170余人，办公地点在北平的灯市口同福夹道。军委航空局成立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空军遗留下来的机场、设备，收容其空、地勤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人才，为正式组建人民空军创造条件。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全国性的航空管理机构，是人民空军的雏形。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领导下，已于3月25日胜利进驻北平。从此，北平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指挥中心。4月21日，军委航空局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说南京李宗仁政府拒绝在《同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朱总司令已于当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已于21日晨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成功。军委向航空局发出指示：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和平解决问题，不存在整编其陆海空的问题了，应立即组织得力干部随军过长江，到宁沪杭和华中地区接管国民党空军，准备近日南下。常乾坤和王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讨论研究了南下航空接收的干部名单。4月22日，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见南下干部。常乾坤局长向周副主席介绍了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人员的情况后，周恩来副主听后高兴地说：“好嘛！派得力干部，建立接管机构是很重要的问题。渡江的解放军进展很快，国民党军队正向上海、杭州方向逃窜，李宗仁也坐飞机走了，解放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估计今明两日就可完全占领。你们应尽快到达，争取被接管的所有人员，物资少受损失。”各航空接收组按军委航空局的统一部署，在各军区、野战军首长的领导和支持下，接收工作进行的很顺利。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于5月4日派遣6架B—24重型轰炸机，对刚刚解放的北平实施空袭。国民党的空袭给北平人民和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严重威胁，也给本来就忙碌的军委航空局带来沉
常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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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工作压力。6月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召见常乾坤局长。周副主席说：“党中央决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地面的罗瑞卿同志负责，来自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把力呢？” 常乾坤局长回答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队！” 周副主席非常高兴地询问有多少名能驾机起飞的飞行员？有几架可用来打仗的飞机？并且问“能否组织起一支可以担负防空作战的飞行部队？” 常乾坤局长如实地作了汇报，周副主席听到后说：“你们回去后拟定一个计划，向军委报告。”并且一再嘱咐“要争取时间。”
建立人民空军

回到灯市口办公室后，常乾坤召集军委航空局全体同志参加讨论研究，起草了一个以P—51战斗机为主体的防空作战计划。常乾坤考虑到东北老航校的情况，主要改动是减少了飞行员和P—51飞机，因为老航校正在进行紧张的飞行改装训练，也需要飞行员和飞机。计划经常乾坤等修改后，于7月7日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在北平成立一支能担负防空作战的飞行队（简称南苑航空队）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后，常乾坤组织军委航空局从7月31日至8月8日召开了工作会议，专门研究落实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关于组建飞行队的批示，与会人员都精神振奋。这些从战争中过来吃过空中敌人苦头的人，这些党过去千方百计利用各种途径培养出来的航空技术人才，听说要组建自己的空中作战部队时，无不从心眼里高兴！许多人想到自己在东北老航校的努力，不就是为了建立我党自己的人民空军吗？
确定选调方案

经过反复讨论，确定飞行队的组成架构和飞行员的选调方案。确定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9架战斗机与必要的飞行人员，集中北平训练一个月，于9月5日起，首先在北平执行防空任务。”“必要时协助陆、海军解放长山列岛。”并确定将这9架飞机“组成一个混合中队，建制属华北航空处，作战指挥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随即开始调集飞机和空地勤人员，同时决定由徐兆文任飞行队队长。后因徐兆文飞行训练负伤住院，临时从东北老航校调战斗训练大队邢海帆代理队长。经中央军委批准后，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于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辖4个飞行分队，1个机械分队。同年9月5日起正式担任保卫北平的防空作战任务。以后，又成立了第4运输机分队。
8月下旬的一天，常乾坤局长带方槐、油江等参加了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的开国大典准备会议，华北军区和北平市的有关领导均有人参加。会上，聂代总长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国大典组织群众和阅兵的重要指示。随后，聂代总长询问航空局能否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常乾坤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聂代总长听了非常高兴，并要求回去后很好地做准备。第二天上午，聂代总长又专门把常乾坤等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地询问了现在的多少飞机、设备和飞行员？还问有没有困难？大家表示：“头一回，没有经验。”油江想到上个月，自己接待过苏联民航代表团，便说：“苏联民航谈判代表团团长过去是苏联空军中将，搞过莫斯科红场阅兵。”聂代总长说：“可以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聂代总长最后说：“你们先搞个计划出来，过两三天再来向我讲一下。”
草拟计划方案

在常乾坤的领导和组织下，航空局经过两个昼夜的编排、演算，将计划草拟好，第三
常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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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下午到聂代总长办公室汇报。聂代总长看到后高兴地说：“好！我们有飞机参加开国大典，给大典增加盛况。你们要抓紧时间很好地组织训练。”最后，聂代总长加重语气强调：“空中编队受阅，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保证受阅全过程的安全。”当晚，常乾坤在航空局召开紧急会议，局机关、华北航空处、南苑飞行队和有关保障单位的领导参加了会议。常局长传达了聂代总长的重要指示，以及受阅飞行的计划安排。到会同志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重点是讨论了保证飞行安全和多机种的编队协同等问题。特别是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对多机种共用南苑机场一条跑道的全日训练安排和每个飞行日的计划，训练的组织指挥工作等，都提出了不少合理的意见。最后，常局长在会上明确了各项工作的分工，要求大家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完成受阅任务一来。常乾坤说：“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一点都不能马虎，一定要百分之百的顺利完成任务。”，为此，常乾坤带着受阅飞行中的各种问题，深入群众进行可行性研究。为了检验飞行效果，事先要进行空中照相。那时，空中照相设备差，第一次没有成功，大家有些灰心，常乾坤就多鼓励。第二次照相获得成功后，常乾坤就赶到机场与大家共享成功的喜悦。
建立空中受阅

那时，人民空军还未能正式成立，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从组织领导上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受阅使用的飞机全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或是起义归来的。飞行员虽然是以飞行队的为主，但飞行队刚刚成立，大多数人是从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或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过来的，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飞行员只有方槐、安志敏、林虎、孟进、姚俊、王洪智、王恩泽等。按空中受阅的需要，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在政治上也要纯洁，因为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是航空局领导考虑最多，也是承担最大的关键问题。常乾坤作为具体领导负责的军委航空局长，为圆满完成受阅飞行任务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
在组织飞行训练中，常乾坤要求各分队严格编队队形训练。他亲自主持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进行沙盘作业，把飞机按空中规定的间隔、距离摆好，组织飞行员反复观看，牢记长机在自己风挡玻璃上的投影与位置，并掌握判断偏差和修正的要领。然后，反复进行空中演练和预演。为了使整个机群在天安门上空便于中央首长观看，达到最隹的效果，常乾坤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实地观看确定飞行航线。经过预演，常乾坤觉得航线偏北则太靠近天安门，观看者仰头太厉害，不便观看，甚至于会被天安门城楼的大屋顶挡住视线而看不到飞机；航线偏南则起不到与地面通过的装甲部队协调一致，达不到检阅指挥部的要求。所以，机群必须保证在金水桥以南，南红墙（当时天安门对面长安街南面有一道红墙）以北通过，西面对正复兴门才是最好的航线位置。
10月1日，凌晨5点，南苑飞行队的受阅飞行员就进入了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已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常乾坤、油江处长等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总指挥部，对受阅部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16时，受阅指挥部通过常乾坤给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立即通过设在华北航空处对空无线电指挥室，通知南苑飞行队受阅飞行梯队起飞。常乾坤人在天安门城楼，心系受阅飞机，直到受阅任务的圆满完成其心情才轻松下来。晚上，常乾坤又率受阅飞行员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国宴。
此外，在常乾坤局长的精心组织安排下，航空局设计制造了人民空军的机徵、军徵，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于开国大典当日实行。同时，尽快恢复了航空工厂的生产，修复40多个机场，开辟北京——长春、北京——上海等空中航线。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常乾坤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的电报时，心情非常激动。常乾坤立即给刘亚楼司令员复电说：“我愿诚心 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在人民空军的创建中，常乾坤在空军的军事训练、院校建设、科学研究、武器装备及民航事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美援朝编辑
——中朝联合空军的副司令员
抗美援朝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空军参战。空军参战后，同朝鲜人民空军并肩作战，需要统一指挥。1951年1月7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提
常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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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按照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的联合集团军司令部。金日成同意这一提议。1月10日，空军党委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成立联合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确定由常乾坤提出联合集团军司令部所需各种人员的编制。1月16日，空军党委又研究了集团军干部配备，并决定由常乾坤立即着手筹组指挥所。1月28日，常乾坤率领新组成的前线指挥所60余人，由北京启程赴朝。2月5日到达平壤以北之君子里，后在三神炭矿建立了指挥所。3月15日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3月30日，中央军委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刘震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王琏（朝方）、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常乾坤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式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他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51年9月以前，共修好6个喷气机机场和10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翻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
常乾坤在朝鲜期间，同大家一样住山洞，吃炒面，生活十分艰苦。美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有一次把他们住的山洞炸塌了，封住了出口。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幸好电话线没断，打电话通知别的山洞，才把他们抢救出来。他的工作和作风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呕心沥血编辑
——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8飞机的定型试飞
1953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是新中国开始自办航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西。主要措施是，把原来的既训练飞行人员，也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学校，分建为单一的飞行航校和地勤航校。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四项工作：第一，组织实施分校工作。将10所航校分成7所培养空勤人员、3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先后于1954年成立第12航校，1956年成立第13航校，1957年成立专门为民航培训飞行人员和其他干部的第14航校，使空军各类航空技术人员的培训成龙配套，形成不同层次的网络。第二，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定了5年的训练计划。第三，1954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还宣扬了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徐庆春等先进事迹，推广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对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第四，建立预科教育制度，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学员的质量，使航校能集中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8年9月，常乾坤兼任空军学院副院长。建学院时，他亲自选点，精心组织施工，较
常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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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地完成了该院的基建任务。1959年1月，空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条例的指示，召开了各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作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的决定，并成立了空军党委条令编审委员会。同年11月，空军党委决定成立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常乾坤是三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到1965年8月，空军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大纲、教范、教科书、技术原理等306本，常乾坤参加了大部分条令、条例、教范、教材的审查工作。这批条令、教材，对空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60年9月，常乾坤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政委，主要是组织领导学院的筹建工作。空军工程学院的地址定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为基础组建的。但该院航空系的师资已经转移到西北工业大学去了。常乾坤不仅要考虑学院的基建，还要准备筹组教学人才问题。为了建好这个学院，他亲自到哈尔滨工程学院去研究学院组建的有关问题。在学院修建过程中多次出现资金、材料短缺，甚至停工待料，常乾坤及时请示、报告党委和有关领导给予解决。
为了推动空军的科研工作，1959年1月30日，常乾坤负责筹备召开了空军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空军的科研重点应放在对新武器装备的研究提出建议和要求，研究使用新武器的战术，改进维护修理，延长使用寿命等方面。各研究所按照这一重点，结合空军作战、训练开展研究。航空技术装备研究所首先取得了成果。他们研究改装了米格—17飞机，1959年5月29日夜，用这种改装的飞机将国民党空军窜犯大陆的一架B—17型飞机击落。
随着我军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空军作为使用单位，科研部门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等一系列工作。1962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任副主任委员。到1966年5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5、歼—5、运—5、直—5、初教—6、歼—6、歼—7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讨工作，均获得成功。
在刘亚楼、常乾坤等空军首长领导和组织下，空军科研部门和部队还参加了我国发展核武器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产品运输、烟云取样、剂量侦测、空中摄影以及进入沾染区观察爆炸效果等任务。
1971年4月，常乾坤感到身体不适，但仍坚持工作。后来，他准备出差去研究歼—8飞机定型时，患重病，经医院治疗无效，于1973年5月20日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常乾坤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8飞机，他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奋斗到了生命的尽头。

林弥一郎（1911年9月2日 - 1999年8月14日），中文名林保毅，日本大阪府南河内郡人，日本陆军航空兵少佐。1945年日本投降后，林弥一郎率部投降八路军，后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担任教官。他和他属下的第二航空团第四教练飞行队培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代飞行员。

从军经历 编辑

林弥一郎，1911年9月2日生于日本大阪府南河内郡。1932年被征招入伍，成为一名航空二等兵。1932年9月到1935年，林弥一郎经历了三年多的刻苦训练，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和飞行教官，并晋升为航空兵曹长军衔。由于技术出色，1938年5月，林弥一郎成为一名少尉候补生，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当年年底，以优等成绩结束了陆士的学业，正式以陆军少尉飞行员的身份被分派到飞行第54战队担任战斗机飞行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54战队进入中国战场参战。
1942年8月，在桂林上空，林弥一郎驾驶的97式战斗机曾经与陈纳德的P-40展开过激战，并且飞机被打了34个窟窿却成功的从战场脱离，飞回日军占领下的广州白云机场。太平洋战争中后期，54战队长期驻守北千岛的占守、幌筵岛机场，负责防御从北方来袭的美军轰炸机。日本军事力量最早的在本土防空作战中的的战绩和最早的空战损失都出在54战队。林弥一郎在54战队期间，由少尉逐级晋升为大尉，并担任第3中队的中队长。在与美军的B-24、B-25轰炸机的苦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战争经验。1944年11月，林弥一郎晋升为少佐。一名普通士兵出身的军人能够晋升到校级军官，这在非常强调科班出身和论资排辈的日本陆军中属于相当少见的例子。随后，林弥一郎调往中国东北担任驻沈阳的第101教育飞行团第4练成飞行队队长，扎在沈阳东南的奉集堡机场，负责新战斗机飞行员的战斗训练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防空任务。
率部投降 编辑

日本宣告投降后，林弥一郎所在的关东军第2航空团第四练精飞行队不愿向苏军和中国军队投降。9月9日，大队长林弥一郎带领300余人，遗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向南逃跑，于9月29日流窜到本溪以南凤凰城以北摩天岭山区。这时，八路军第16军分区21旅政委刘光涛率领一支部队，正在向凤凰城连山关一带追击敌人，他们在凤凰城西大约5公里的山中发现了林弥一郎飞行大队，于是迅速将他们包围。刘光涛政委向曾克林和唐凯报告了这一情况，曾克林随即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了报告。“东总”指示21旅组织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
中方谈判小组由5人组成，由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带领，凤城县伪县长三桥（日本人）带路并兼翻译。谈判开始时，林弥一郎等深感侵华罪行严重，对向八路军投降顾虑重重。聂遵善先是指出，日军兵败军散，退路切断，下山投降是唯一出路。接着，又向日军交代了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你们虽然参加了侵略战争，但那不是你们的意愿。过去你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谈判过程中，日方几次探询中方代表官衔，聂回答：“我是旅政治委员特命全权代表，官衔不大，但言必有信。”这番话使林弥一郎解除了顾虑，他召集几位日军军官商量后，决定接受我军提出的条件，下山投降。于是，聂遵善对林弥一郎说：你们愿意和平投降，我们表示欢迎，并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我们为你们选定了一个离这里不远，条件稍好的宿营地，请你们明天把队伍带到那里，交出武器，八路军将举行受降仪式。
第二天，21旅派出一部分干部战士提前到达受降地点作了准备，在那里摆了一张6尺多长、3尺多宽的桌子。当林弥一郎带队来到指定地点，21旅的代表对林弥一郎说：“请你们把飞行装具放在桌子上，武器放在地上，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的可以不交，这是对你们的诚意作出让步。”于是，日本航空队员一个接一个走到桌子前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受降仪式就在这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40多年后，林弥一郎在《我与中国》一书中回忆此事时感慨地说：“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有关缴械的描述和画面，都是在对方刺刀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那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第二，尽量回避使用‘解除武器’这这个词，而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啊！”
日本航空队被解除武装后，分散居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这时的东北因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达14年之久，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八路军官兵和老乡一样吃高梁米和玉米，但为了照顾日本人爱吃大米的习惯，部队千方百计到老乡那里筹买一部分大米给日军飞行大队送去。
10月上旬的一天，曾克林和唐凯在本溪16军分区司令部举行了一个欢迎会，由刘光涛政委将林弥一郎大队的十几名代表请到司令部。当林弥一郎等被带进一间教室模样的房间时，只见桌上已经为他们摆好了丰盛的中国菜。曾克林和唐凯、21旅旅长杨树元及刘光涛等打着手势请他们入座。席间，曾克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重申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并表示一定保证日军的生命安全，要他们安下心来，变敌为友，与我军合作。开始，林弥一郎等担心吃了这顿饭，中国人会处置他们。听了曾克林的讲话，看到八路军干部又说又笑，不断地向他们劝酒，他们也就敞开喝酒吃菜了。
饭后，曾克林和唐凯找林弥一郎等人进行了坦率的谈话，一方面指出他们过去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力，犯下了侵略中国的罪行；一方面对他们放下武器表示欢迎，要求他们回到辽阳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我军的处置。当天，还留林弥一郎等人在凤凰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在他们回去之前，曾克林又对林弥一郎说：这次没能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吃。当林弥一郎看到是5头牛和50只羊时，惊讶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在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林弥一郎及其部下觉得生命有了保证，人格也受到了尊重，深受感动，心悦诚服地回到了奉集堡机场。
10月中旬，曾克林和唐凯将日本航空队受降的情况，向东北局书记彭真、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报告后，林弥一郎和航空队的主要人员被召到沈阳“东总”，彭真和伍修权接见并同他们谈了话。彭真说，我们共产党人一贯认为，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日本帝国主义去承担，不是一般日本军人的责任，中日两国人民都身受战争之害。这使林弥一郎等深受教育。为了表示诚意，伍修权还将长征以来一直就随身佩带的伯朗宁手枪赠送给林弥一郎，希望林弥一郎少佐能够带领尽可能多的部下加入东北民主联军。
这次受降，八路军共接收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及各种器材和配件，此外还有17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27名机械员，180多名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这些飞机、人员和装备器材，为以后人民空军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此后发生通化事件，参与暴动的大量日军战俘被击毙或处决，林弥一郎等人也受到怀疑，中国共产党中央曾经三次下令要求中共东北局处决林弥一郎。但是当时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主任前田光繁（又名杉本一夫，1938年在河北被八路军俘虏，成为了八路军第一名日军俘虏，后一直担任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责任人）坚定反对，并且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政治委员黄乃一出面做保，林弥一郎才免于一死，但是中共原本对于日军技术人员的宽容政策也有所改变，东北航空总队的人事权转移到了前田光繁的手中。同年3月1日，中共东北局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林弥一郎再次被任命为主任教官。
建设航校 编辑

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成立东北航空总队，林弥一郎担任东北航空总队的副队长兼参议。2月，由于发生了通化事件，林弥一郎的几名部下受到了牵连，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曾经三次下令要求处决林弥一郎，但是反战联盟主任前田光繁坚定反对、航空总队第一副政治委员黄乃一出面做保，林弥一郎才免于错杀。
为了收集航空修理材料，林弥一郎所部奉命进驻到辽宁省本溪市，与东北民主联军分工协作，将奉集堡、辽阳、荣口和四平等地的前关东军飞机场遗留的破损飞机及飞机零部件全部收集了起来。经过东北民主联军的多方收集，前后收集和修复了日式飞机总计46架。
同年3月1日，中共东北局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林弥一郎再次被任命为主任教官。林弥一郎在担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主任教官期间，在理论、实践、训练、教学等诸多方面开创了共军航空的基础，培养了大量的优秀航空人材。包括王海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均为林弥一郎的学生。林弥一郎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军事专家称为解放军空军之父。
回国生活 编辑

1956年8月，林弥一郎返回了日本。由于当时东西两大阵营对立极为严重，林弥一郎及其下属处境非常微妙和困难。林弥一郎被自己的同期生们非议帮助了中国空军建设，因而林弥一郎一直是保持沉默，很少谈及自己协助组建中国空军一事，也极少出席任何公开活动。据其下属转述，林弥一郎曾吐露其本人的真心话，说在当时二战日本投降后的极端混乱中，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没有办法，他坚持说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也不后悔。
1977年5月，林弥一郎夫妇受当时的第一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邀请，首次访问了中国。在该次访问中，林弥一郎受到了廖承志的接见，并会晤了多名自己当年的学生（注：没有具体的官方材料证实）。访问回国后，林弥一郎在日本各地组织了“航七会”（即“七航校会”），为创建“中国归国者友好会”（又称“日中友好会”，即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会最多时曾有会员1000多人。
1996年，林弥一郎再次来到中国，参加纪念东北老航校成立50周年活动。1999年8月14日病逝，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航七会”会员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称他是一位中国人民永远尊敬的空军之友。[1]
人物贡献 编辑

在中国空军的历史上，不能不提及东北老航校，在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史上，也不能不提及为之倾洒热血甚至献出生命的300余名日本友人。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著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是从解放区转送来的投诚和被我军俘虏的日籍航空人员。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简介编辑
王弼(1899-1977)
江西永修人。中国航空活动家，现代中国航空先驱。1899年8月3日生于江西省永修县，曾用名王启辅、贺铎夫。
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1925年受党的派遣赴苏联学习航空工程，先后求学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地勤航空学校、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毕业后在哈尔科夫苏联空军第二十纵队一大队二中队，历任少尉、上尉、机械师和准校工程师。
1933年6月任伏罗希洛夫格勒空军飞行学校修理厂副科长和少校总检验师。
1938年回国后，历任新疆航空训练班理论教员、延安机械工程学校校长、军事学院工程科主任兼大队长、俄文学校秘书长、军委作战部空军组组长、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站长、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军委航空局政治委员。
他在革命斗争的艰苦条件下，为建立革命根据地航空学校、搜集航空器材、聚集航空人才、培养航空干部、建立空军的准备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任延安工程学校（即航空学校）校长
1943年延安成立俄文学校，王弼任秘书长，同年11月军委总部成立中央军委作战部空军组，王弼任组长。
1943年，王弼与杨光（先后担任中央卫生部妇幼卫生普及处处长、妇幼局卫生处处长）结婚，毛泽东写了“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人们前进的，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的赠词表示祝贺。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弼奉命组建张家口航空站，任站长，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王弼任校政治委员
1949年3月，中央军委成立军委航空局，王弼任局政治委员。
1949年8月，王弼和吕黎平、翟云英等随刘亚楼赴莫斯科商谈援助建立空军事宜。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组建后，王弼先后任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副司令员。
1952年，为填补我国航空工业的空白，我国在重工业部设航空工业局，李富春兼局长，王弼任第一副局 长兼总工程师。此后航空工业局与其他工业部多次合并，他历任第一、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教育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部长级）等职，
1975年被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委员。他的主要译著有《航空发动机原理》（1947年）。
1976年3月，王弼就发展我国的航空科研与工业、研究高性能飞机等问题，上书中央，提出了抓质量、抓尖端、抓航空工业的建设、重用各部门有造诣的航空技术专家的意见。
1977年8月31日卒于北京，享年78岁。 《人民日报》在讣告发布中称王弼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航空技术专家、教育家”
航空先驱、新中国空军创始人之一编辑
王弼（1899-1977年），与晋朝那个哲学天才同名，但是与我们更亲近，因为这个王弼是中央盖棺论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航空技术专家、教育家”的现代人物，他是我们永修县地方人，1958年8月他回故乡探亲的时候，本地人都可以同他亲近地攀谈。翻阅一下《空军传奇》等空军方面书籍，就可以知道，王弼是航空先驱、新中国空军的创始人之一，是个杰出的飞机设计师、空军专家、航空教育家。
1918年开始，他就同方志敏、邵式平、张朝燮、王环心、赵醒侬这些人一起，开展早期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群众。1925年与曾去非、王经燕他们去苏联留学并参加党的六大，后学习军事与航空航天，在苏联就已经拥有“伏罗洛夫格勒空军飞行学校”少校总检验师、“茹科夫斯基学校”飞机设计师等一大堆头衔，1938年回国，后在延安筹办“延安工程学校”（即航空学校），1943年11月开始他就已经是中央军委作战部空军组组长了。第二年他在中央积极支持下终于修建好了飞机场，改进与设计制造了新飞机。
1946年3月开始的日子，在中央支持下王弼创办“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并投身于创建飞行员队伍和飞机群、空军队伍的事业中去。49年3月开始，他当了首任中央军委航空局政委，为航空航天系统的成立与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新中国受到兰色天空上的威胁，王弼接受新的任务，同刘亚楼等人去苏联商谈建立空军事宜，回国后还在开国大典上安排了飞机飞行表演，成立驱逐机中队、担任空军副政委、空军工程部部长等职务，积极投身支持援助朝鲜战争等事务。
王弼确实是个人才，在新中国那样的情况下，努力不懈，又是组建航空队伍，又是搞航空教育，并在航空工业局担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局长是李富春），硬是把把航空事业搞的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