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New字幕组”

作者：耙姐

首先声明，这是一部严肃的电影，所以我写一篇严肃的推文评论。

乍一看这电影的标题和海报，还以为是某个导演系学生毕业作品。

但是了解到它背后的履历，才暗自抹一把冷汗感慨：真他娘的厉害！

导演肯·洛奇，1936年生于二战前夜（算一算，84岁的老爷子还在一线拍电影），牛津大学法学系毕业。

童年经历和高学历注定了他思想的不平凡。

肯·洛奇终其一生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作品大多为反映社会最尖锐矛盾的现实主义电影。

世界顶级电影节奖项自然不在话下，更引人注目的是各大媒体对他由衷的赞赏。

卫报称：“这个时代，我们前所未有地需要这样富有激情、痛下针砭的声音（More than ever, we need compassionate, angry voices like his）。”

BBC称他为“弱者们的拥护者(Champion of the underdog)”。

豆瓣更有评论戏称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斗士”。

在关注了贫穷、无家可归等社会议题后，肯·洛奇这一次将目光投在“英国社畜”身上，直白朴素的镜头语言，大胆揭露了无止无休的工作时间对一个原本温馨的四口之家的无情摧残。

这一次的电影肯·洛奇仍然采用全素人阵容，整部电影看完除了真实还是真实。

>>>人物介绍

（以下内容轻微剧透，但不影响电影观感）

影片中的父亲瑞克（克里斯·希钦饰演）像万千家庭中的父亲形象一样，不善表达、敦厚勤劳。

他为了早日买上自己的房子，卖了家中唯一的车，贷款买了一辆小货车，开始为一家物流公司跑订单。

美其名曰“自营”，实际则是逃避了劳动合同的保障。

每个快递员都配备了扫描仪，不仅能监视他们的实时行踪，还在驾驶员休息2分钟后发出哔哔的警告声。

自此，瑞克开始了没有假期，每天工作14小时的送货生活。

母亲艾比（黛比·哈尼伍德饰演）是一个温婉善良的女人。

她的工作是孤寡人群的护工。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九点，她要往返于各色各样的人们家里，打理稀奇古怪的麻烦事。

她像很多人的母亲一样，是个心软爱哭的女人。

因为自己分身无能，没法照顾独居老人流泪；因为丈夫和儿子争吵流泪。

儿子塞巴（瑞斯·斯通饰演）是个调皮的高中生。

他和几个家境相同的同龄人因为在学校受到排挤，成日游荡在街头涂鸦。

他们把涂鸦当作“事业”，把自己留在街头巷尾的各种痕迹当作“广告”，并一味地沉溺在这种虚拟飘渺的幻想世界中，逃避现实中父亲的责问、母亲的关切。

女儿丽莎（凯蒂·普洛克特饰演）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父母贴心的小棉袄。

她陪着父亲去送包裹。父亲被快递主人家的狗咬破裤子时，她留下一张纸条。

她在父母吵架时冲进两人中间，哭着喊着劝架。

影片中瑞克曾说：想给塞巴最好的，想给丽莎最好的。

然后塞巴尖锐地回击：也许你做得还不够尽力。

是真的他还不够尽力吗？并不见得。

那为何如此卖力的一家人，为什么生活愈发窘迫？不仅没买房子，连唯一的车都卖了呢？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battle

物流公司老板对瑞克称，加盟公司是拥有了自己的生意。

长久不得志的瑞克听信了这番说辞，以为自己人到中年抓住了发家致富的机会。

说服了妻子艾比，卖掉家中唯一的固定资产——艾比上班用的汽车，付了一辆新货车的首付。家中的贷款又多了一个车贷。

瑞克以为自己得到了日入155磅的好事，谁知是无轮休无假期一天14小时凭损耗生命赚来的血汗钱。

你以为资产阶级真的好心让你加盟分一杯羹，谁知道他们只是避开劳工法的约束，让你没日没夜地为他们卖命。

瑞克这份“自营”的工作不仅请不到假，而且被人打劫，躺在地上无法动弹时，不能算工伤还要赔一大笔钱。

就算如此，资本家们也不在意你的死活，只是一个电话打来医院，轻飘飘一句话问你：明天你来上班还是找谁代你的班？

德国政治家蒙森说过：雇佣劳动者被踩在资产阶级的脚下。

他们蔑视劳工权益法律，通过不断地变相增加你的工作时间，榨取你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当你以为自己是个光鲜艳丽的都市丽人时，未曾想过你也是资产阶级脚下的垫脚石。

这样真实的例子在耙姐身边唾手可得。

某厂下午六点免费晚餐，八点免费宵夜，晚上十点免费班车。

当你以为自己占了便宜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工作了“八小时工作制”的一半。

然而万恶的资本主义却又是历史上的大功臣。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写道：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我们都不可抗拒地参与进这样的制度。有人劳劳碌碌、却愈发贫困，就像片中的一家人。也有人勤勤恳恳，戴着资本家的镣铐杀出重围。

耙姐只求能处在这中间，安稳祥和地过完一生。

值得关注的是，教育作为阶级流动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愈发地显得爱莫能助。

>>>穷人的教育赌博

和中国廉价的大学费用不同，英联邦国家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商业化程度高，学费连年增长。据卫报统计，英国大学收入将近一半来自于学费收入。

完善的学费贷款体系需要学生支付绝大部分学费。在学生毕业后，将自动从工资中扣款，有效还款期限长达30年。

于是，塞巴在和父亲争吵的时候，便清醒地指出，自己没有能力上大学。

然而最可怕的事实是，尽管你负债累累读完了大学，低迷的就业市场也并不待见你。

英国官方给出的2019年失业率达到3.8%，然而经合组织表明预计英国仍有三百万之多的隐藏失业人口。

其中大学毕业生面对就业确实要从容些，但情况也并不乐观。

据BBC报道，英国有将近1/3的大学毕业生“大材小用”。

也就是说，读完三年本科，通过了概率论和线性代数，拿到了经济学学士的学位之后，你很有可能从事一个高中毕业就可以应对的工作。

然而，人才过剩、教育过剩的现象正在从西方发达国家迅速蔓延到发展中国家。剩下的就不讲了。

当然好消息是，罗素大学集团的大学毕业生收入满意度普遍较高，可惜在英国164所高等院校中只有24所。

由此看来，教育仍然能够起到一点促进阶级流动的作用（此条规则只适用于顶级教育机构）。

>>>Ending

影片的结尾令人震撼。

被劫匪打的鼻青脸肿的瑞克第二天找不到人代班，只得清晨跑去送货。

启动时，一家人都跑出来挡在车头，然而他们挡不住铁了心要上班的父亲。

货车远去，塞巴退回家门口，双手掩面，若有所思，等待他的仍是休学生活。

瑞克开上大路，突然情绪崩溃，第一次流下眼泪。他给自己小声鼓劲。

影片蓦然结束。

我真他妈难受啊。

看电影时，在不知晓电影背景的情况下，我一直在想这是十几年前“次贷危机”时的生活困境吗？直到看到了熟悉的智能手机“iPhone”以及它千篇一律的来电铃声，我才知道，他们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是每天早上在楼梯间打扫卫生时碰见你会说“早上好”的阿姨；是哪怕光顾过她的菜摊无数次，但每次买菜还要讨价还价的大妈；是穿着统一的工作服、骑着小三轮在楼宇间快速穿梭的快递小哥……如果社会像一片皮肤，他们则是皮肤上一颗颗细小的痣，他们占据了“皮肤”上微小的一部分，长年累月之下，却成为了最易被遗忘的存在。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讲述的是一家工薪阶层的生活，它不是鸡飞狗跳的闹剧，不是儿女情长的纠纷，不是起起伏伏的人生海海，它是一望无际的平静，它是一汪水，我们是其中的鱼，跳出去便没有了呼吸。

影片中的爸爸Ricky曾经是个上进的建筑工人，却因为次贷危机丢失了工作，无法贷款买房，开始打零工补贴家用，Ricky想成为一名快递公司的货车司机，要么租车，要么买车，快递公司的老板一句话让Ricky为之心动，“self-employed（自己给自己打工）”，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当他卖掉了老婆的汽车后，买了一辆崭新的货车，开始了送货生涯，而迎接他的却是快递公司无休止的不平等条约，“self-employed”成为了一则笑话。

男性在时代背景下，不公主要来源于社会，来源于工作，而对于女性来说，不公不仅来源于工作，还来源于家庭。妈妈Abby是一名护工，她需要汽车通勤，丈夫向她提出卖掉汽车买货车时，她心有抵抗，却还是选择了顺从。当Abby加班后，公司不给她发加班工资，她因怜悯之心选择无偿帮助客户，她有怨言，可她全都藏着。男性的愤怒像是大雨倾盆前的雷电，声势浩荡，女性的愤怒像是雪崩前的平静，牵一发而动全身，面对家庭，她选择了忍耐，面对工作，她选择了忍耐，她要调谐父亲和孩子的关系，还要在客户与公司之间周旋，社会的驯化让她主“内”，家庭条件又让她兼顾“外”，她的难是最黯哑的，无声的，丈夫是那条可以浮出水面，透口气的鱼，她则是在水底淤泥中越挣扎却越陷越深的鱼。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英国快递员送件过程中，客户有事，无法签收，留给客户的卡片上所写的一句话。“Sorry, we missed you（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句话，它无形中拉近了快递员与收件人之间的距离，“miss”它既可以代表想念也可以代表错过，但这句话若放在主角的工作背景下，却成了一种机械性的、毫无人情味的重复。就如快递公司老板对作为一家之主的快递员Ricky所说，“客户谁会真正问候快递员，你开车睡着了，和公车相撞，他们不管，他们只在乎运费、效率和收件。”

当我们每个人都依赖于“data（数据）”时，当社会的一切都离不开“data（数据）”时，人本身就是电脑语言中的一串“code（代码）”，程序员在设计“program（程序）”时，他们可以通过大数据，精确计算出具体到每时每分的送达时间，但是这段时间里并不包含快递员吃饭的时间或者上厕所的时间，因为它们是工作之外的生活，并不能成为工作的一部分。

人们运用大数据去开发更为便捷的生活，去追求智能化的生活，就像影片中价值一千美元的扫描仪，它可以帮助你导路、追踪汽车行驶数据、收藏收件人和寄件人的信息，它被发明的宗旨是为了服务快递人员，却成为了资本的帮凶，或许人类并不是在制造机器，而是将人类改造成机器。资本家在榨干底层人民价值的时候就如饿狗啃食骨头，龇牙咧嘴，仿佛那带肉的骨头不是它的食物，是它的敌人，狠狠地咬住，每一处缝隙的肉都要被剔得干干净净，末了，还要借着这光溜溜的骨头把自己的牙齿磨得更为锋利。

（一）

英国疫情最严重的四月，我网购了些夏天的衣物。快递公司照例给我发邮件更新包裹状态，估计是商家为了拉近所谓的亲切感，还附上了快递员的信息，一个快递员本人的头像，是那种手机面部识别视角下的，出现在我们健康码上的那种头像，一位干瘦白人中年男人，尴尬的笑脸。同时还有快递员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Richard，我平时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或者去户外活动。后来我正常拿到包裹，那位叫Richard的快递员把东西放在集中取件点后应该就走了，所以我没有见到他看看真人和照片是不是一样，nice不nice。不知怎么的，我一直记得那封邮件上快递员信息那一栏，头像，以及自我介绍，朴素、简短，我宁愿相信那不是敷衍。

（二）

夏天的时候去Morcambe海滩，初步解封后人逐渐多了起来，天气也不错，沙滩上还有对情侣打排球。坐在石堤上吹风，并成一排。身边走近一个男人，胡子拉碴、头发蓬乱，个子很高却弓着背，穿一套破旧褪色的连帽运动服，拉链随意一拉，内里的T恤圆领早已松垮变形。短短向我伸出右手的同时以近乎哀求的语气重复着：“能给几便士咖啡钱吗”。我当然没有动，迟疑着他已走向身边的游人，眼睛里浑浊没有一点光。我看着他一路这样问过去，沿着长长的海岸线，直到淹没在人群里。资本社会饿不死人，但让人没有一点心气和尊严。

抛开一些过于戏剧化的情节不谈，电影的背景相当真实，完整的展现了英国下层阶级工人的生活。英格兰东北部城市纽卡斯尔，红砖矮房子、蜿蜒街道，父亲和母亲一年没有几套衣服，做着繁重的工作；一个叛逆的儿子，大概率上不了大学，即使上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一个女儿，年纪小却很自立。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日常开销巨大。影片最后，父亲被劫匪打到一只眼睛看不见却还要清早六点去送货，面对家人的阻拦，只是歇斯底里的喊着必须要工作，然后在父亲独自的哭泣中结束。西方从疫情解封中以来，一些中国同学非常不理解民众坐看每日增长人数，还一边强烈要求复工，甚至发出“要钱不要命”的质问，本片结尾是一个很好的互文。

在这个时时刻刻讲求个性和特色的年代，每一部卖座的电影，都或多或少穿着一件华丽的外衣。这件外衣，可以像《寄生虫》那样张扬，也可似《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那样中气十足，亦或如同《罗马》《燃烧》，看着其貌不扬骨子里却闷骚得很。这些年头，你能回忆起的那些让人拍手称快的佳作，都多少揣着些不见得是噱头但又让人无法回避的“卖点”。不过渐渐地也会开始反思，自己对聪明花俏艺术手法的沉溺，是否反倒导致和现实世界离得越来越远。电影到底是“糖衣”魅惑，还是映照真实的棱镜。

把肯·洛奇今年的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和上述电影并置，就会给人这样的启发。近些年有太多作品关乎阶级矛盾，移民问题，或者平权运动，也许，是市面上聚焦劳动者阶层电影的稀缺造成了我们眼中的“新鲜感”。但其实，这份“新鲜感”恰是本片最不屑挖掘和呈现的，而它也正因为剥去了这些浮饰而更显得光彩熠熠。

电影的光芒与两位主演的精彩演出密不可分。尤其是女主Abbie，以其温和的眼神，不卑不亢的处事姿态，精准地为我们呈现了在生活重压面前人是如何被进一步压缩但又毫不失去尊严。她在医院对电话里的Maloney发飙的一场戏，相信也是2019年度的最动人的几个电影瞬间之一。这个形象让人很有感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谁没有一个总是在催活的老板，不顾及感受的客户，谁没在每天经历着和deadline赛跑的工作进度，和在长距离通勤中一点一点流失掉的时间呢。我们在自己生活中的那份努力和咬牙，坚持和窘迫，不就是Abbie一次次在即将顾此失彼的边缘竭力维持住的姿态么。这份守住的尊严，我相信是跨越阶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身份的。

男主Ricky则是一个略微不同的角色，如果说Abbie的形象更加稳定和沁人心脾，像潺潺流水，那么前者就是刺眼的阳光，偶尔光芒万丈偶尔又有些过于直接和粗暴。他其实和儿子Seb一样，都是风险的承担者，愿意在自己认定的选择上付出双倍的努力，也赌上双倍的命运，不留退路。这是一个略有棱角和带有悲剧色彩的角色，但导演并不执着于关注和剖析个人层面的“缺陷”，也并未过多移情，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悲剧背后的系统性因素上。影片揭示了在这个“效率至上”的大环境下，雇主是如何以“赋权”为名义剥削劳动者。基本生活保障的缺失，有序家庭关系的瓦解，“分秒必争”的劳动者们，在“自我雇佣”的幌子下成为了时间和进度条的奴隶。

影片有意无意在告诉我们，经济分工和技术进步，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效率追求的升级是彻底和不可逆的，但我们很多时候却会忽略它的危害，或是根本察觉不到它的发生。当人类还在憧憬机器有一天代替自己的时候，很有可能是自己首先成为了那个机器。肯·洛奇毫不避讳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同时，也很勇敢地抛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或是一次将之合理化的尝试。我们看到，在“历尽劫难”过后，Ricky还是蹒跚地从床上爬起，留了张字条之后继续出门干活。电影的结局是，老板Maloney和老婆Abbie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推着生活奇妙地又继续向前走了。

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真正打动人的地方。生活的继续，靠的从来不是什么额外的意义和力量，更不是那些形而上或者只存在于一瞬间的东西。我们在很多其他作品里找到的那些曾经信以为真的答案，或许都没有Ricky给家人留下的这张字条来得有力量。其实，大多数冲突过后都没有玉石俱焚，因为人总是一直近乎本能地跌倒了又爬起，选择遗忘。我想生活的本质和尽头，正是在我们被自主的选择所吞噬，被不走运和不够强大击得遍体鳞伤之后，却依然沿着来时的路继续前行。

肯洛奇无疑是当代影坛最伟大的叙说者之一。作为导演，他与他的同志们几十年如一日地通过荧幕讲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情感、深描TA们的语言和肉身。在近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他又将镜头聚焦在了时下“崛起”的零工经济，以英国北部纽卡斯尔普通的一家四口为切入口，展现了新兴工作形式影响下的劳动者主体所发生的复杂变化。只不过，这部作品再次延续了肯洛奇过往的悲观情怀，在熄灭了主角一家最后残留的希冀——家庭之后，我们仿佛就无法避免地陷入到了女主角Abbie的梦魇之中：掉进泥沙，沉入无底深渊。

一、弹性专制：“零工”时代的劳动者境遇

主角一家原是英国的一个准中产家庭，丈夫Ricky是一名建筑工人，家庭和睦，并购置了属于自己的房产。然而，始于07年经济萧条重创了这个准中产家庭，TA们一家很快失去了原有的住宅，Ricky也失去了他的工作，只能依靠妻子Abbie从事照护工作来养家糊口。在朋友的介绍下，Ricky进入到了一家快递公司从事派送工作，这似乎让一个本已深陷贫困泥潭的家庭看到了转机。影片以Ricky和管理者的对话作为开头，在双方交流的过程中间主管明确告诉Ricky：“你不是员工，你是自雇。”自雇意味着劳动者没有获得雇佣合同，TA们一方面为企业工作，另一方面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保障，与实际的雇佣者处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关系之中。然而我们随后便能在影片中发现，Ricky和其他同事虽然名义上是“合伙人”，但TA们的劳动却受到了平台的严格控制：劳动者无法决定自己的运送路线，更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甚至连Ricky带女儿一起送递也会受到主管的批评。同时，武断、严厉的警告和罚金成为了规训劳动者的重要手段，主管还可以随意对TA们进行驱逐……

随着平台资本主义和按需经济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日不再被理解为标准、稳定的每周5天、每天8小时。取而代之的是弹性、按需、全天候的工作时间。影片中Ricky工作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他何时能够将货物送递完毕，而Abbie的工作日程则更为弹性，她需要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随时改变自己的日程表。当矛盾重重的Abbie一家达成了难得的和解、其乐融融地吃饭聊天时，客户的一通电话便迫使Abbie立刻回到工作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和解”片段是影片所展现的残酷现实里的唯一一片“绿洲”，然而很快就被弹性工作日程的沙漠迅猛淹没。

社会学家Jennifer Chun将这种工作制度命名为弹性专制（flexible despotism），在看似灵活的工作日程下，劳动者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TA们无法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并因之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延长工作日”是资本“吮吸”剩余劳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能和手段，而电影关于当下工作日的描述却与马克思所观察到的19世纪历史有着较大的不同。雇主不再运用简单的强迫手段来驱使劳动者延长线性的工作时间，而是用劳动者无法自主掌握的工作日程对TA们实施控制。正如Ricky的同事向主管所抱怨的：“我连做了十四天，你却连两个小时都不给我。”而让他“损失”这两个小时的原因是竟是货车后视镜被撞坏，在这种工作形式下，几乎没有给劳动者留下任何“犯错”的空间。同样，无论是Abbie在公交站与中介商讨工作日程却无功而返的通话，还是Ricky恳求主管给他时间去处理儿子的麻烦，“时间”在这里都变成了一种劳动者可望而不可即的“恩赐”。

二、再生产

在一次访谈中肯洛奇提到：“（Abbie的）雇主是一家中介公司。照护工作被市议会外包给中介或是私人医疗公司。”从中可以明确的是，再生产活动这项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在今天的英国却由中介或外包机构转移到了更为底层的女性劳动者身上。当Abbie的客户老人Mollie打电话向她求助时，Ricky想让她联系老人的家人时，却收到了“找不到TA们”的回复。此时，Mollie的子女或许正在工作，或正在娱乐，无论如何，TA们显然不用为照护工作而心烦——因为有Abbie的存在。但Abbie自己呢？当她在上工路上绝望地和子女、丈夫打着电话时，我们便意识到到不平等的现状是如何通过电影被再见了出来：劳动者难以在工作时间少的情况下养活家庭，但TA们一旦工作便失去了照顾家庭的时间。中上层阶级可以靠雇佣Abbie这样的家政工/护工来解决再生产难题，但劳动者自己却根本无法对工作和照顾做到兼顾。

在Abbie的家庭内部，再生产同样与传统父权制影响下的性别分工缠绕在了一起。当Ricky兴致高昂地和Abbie提出购车想法并让她卖掉代步车以凑足首付款时，Abbie对此表达了异议。Ricky紧接着说道：“你心太软了，早上去准备午饭，下午回来照顾孩子，其他的都由我来。”这正是一个明显的父权症候，即对女性劳动及再生产的贬低。而这种症候有着它长期赖以生存的土壤，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一书中写道：

男性的工资袋之所以一直起支配作用，并不只是简单地取决于其中容纳金钱的数量，而是因为工资袋标志着男性在与“真实世界交锋的过程中，以一种男性气概的方式取胜，而对于女性而言，这个真实世界则过于残酷”。因此，男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辛苦劳作者、养家糊口的人，而妻子只是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作。当然，女性工资在物质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能通常要远远大于“额外”的含义；毫无疑问，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也是整个家庭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资袋作为一种男性气概的象征，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既支配着家庭的文化和经济，又构成欺压。

“其他的都由我来”一语便足以反映Ricky“工资袋”的自我认同。他用“不可一世”的男性气质剥夺了妻子的财产并让她步入了更为艰难的工作日程。他将自己看作是家庭唯一的“辛苦劳动者”，是这个家庭走出贫困的唯一希望，继而漠视了Abbie对整个家庭做出的贡献——无论是她的薪水还是对子女的照顾。Silvia Federici认为，统治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性的贬低社会性的再生产工作的价值逻辑，与此同时，雇主阶层又长期以往地从无薪或低薪的再生产活动中获利。而家庭内部的男性劳动者无疑与雇主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谋的默契。

劳动者的再生产困境恰好又是权力和等级完成再生产的助力。哥哥Seb是整部影片当中的反叛者。他很早就认清了教育和文凭的骗局，逃学，利用艺术进行反抗。在与父母的争执中他说：“读大学，再像夏潘他哥，欠57000磅，在电话中心工作，到周末就戒酒消愁。”然而，Seb自己虽然已经醒悟，但他无疑也指出了一个社会现实，普通劳动阶层的子女即便通过教育制度的筛选拿到文凭，最终也不会收获一个好的工作，还会欠下一屁股债，除此之外，TA们也只能从事低端的工作，没有任何真正的选择。与此同时，中上阶层家庭的子女却可以依靠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资本克服自身的再生产障碍。

三、从政治的失败到家庭的失败

正如恰帕斯东风电台在影评中敏锐指出的那样，Abbie照顾的那些老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希望的火种。无论是老人照片所呈现的罢工和工人联结的往昔岁月，还是一位老人在给Abbie梳头时哼唱的左翼亲劳工作品《Goodnight, Irene》，这些都似乎在为今天的劳动者召唤某种反抗的幽灵。然而，纵然罢工的过往多么地令人心潮澎湃，联结的历史又多么地振奋人心，现如今，这些老人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寡老人”，TA们唯一可以依靠并倾诉衷肠也只剩下孤立无援的Abbie。

上一代英国工人确实在罢工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随着工会运动在八十年代连吃败仗，工人领袖频繁出卖工人的利益，反工会法的颁布，得以让撒切尔在这一时期大获全胜。工人没有在运动中实现政治上的联结，最终也只能退回到家庭之中，将过去的辉煌埋葬在自己的记忆里。而Abbie和Ricky这一代的劳动者正处于这种联结终结的时刻，TA们没有家庭以外可以与社会相联结的方式。但当家庭都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时候，悲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当妹妹Lisa企图通过拿走Ricky的车钥匙来阻拦他工作时，整个家庭陷入了崩解的边缘，而在Ricky感受到妻子和子女的温暖之后，他依然不能摆脱工作的束缚，毅然冒着生命风险和家人的阻拦，返回到那个根本无法让他逃离的系统里。同样，Seb的联结也是失败的。他更有朝气，更渴望通过年轻人的聚集和反抗来挣脱枷锁，但当他的女性伙伴因家庭原因离家出走以后，他也失去了最后的抗争希望。

无疑，这部影片的底色是悲观的。无论是历史上的工人政治，还是现如今劳动者的家庭，都没有错过“失败”的命运。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实，希望的微光仍然在我们周遭闪烁，英国的Uber员工团结了起来，在关于工人身份的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中国的骑手们也自组织到了一起，与剥削TA们的平台和系统展开了英勇战斗。这一次，TA们无法再向家庭索要帮助，也不存在历史的羁绊，更无需向权力低头祈求。下一次，我们或许不会再错过属于所有劳动者的“胜利”。

关于《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的批评里，有一点是“刻意和过于悲情”，我想这可以比照40、5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来加以反驳。

我揣测，喜欢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作家马尔克斯用行动和实践证明显然也不会同意这类批评。对于像《罗马，不设防》《偷自行车的人》这类写实类作品来说，真实和细节是它们的必需品，没有巧合就不成戏，只展现人们的普通生活是非虚构创作该做的事。背负着苦难，在社会裂缝里安于现命从出生到死亡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有了巧合，有了和社会规则发生的冲突，社会的弊端才显露出来。

因此，我们会发现，《罗马不设防》处处存在意外，《德意志元年》小男孩结尾无疑是过度卖惨了，而《偷自行车的人》更是把整个故事构建在了巧合上，我们不会对此感到意外，这个悲苦的男主角怎么就雪上横霜被偷车贼瞧上了呢。

在这些强调真实和细节的现实题材作品里，没有巧合就无法展现底层人们悲苦的状态，这些巧合本身就是真实。我想，批评这类电影卖惨的朋友一定是生活太顺遂了，并没真的见识过人间惨剧。在有些国家，因为贫穷，饮食上无法保证绿色、无污染和健康，癌症大概率会找上那里的人们，且是集中发病，而照看病人的家属更容易遭遇车祸。在有些管理体制崩溃的国家，鸡瘟猪瘟往往控制不住，天上真的会掉空调，地上真的会塌陷。在废墟柏林，人们的生活实则比电影还要惨很多倍。

基于这些电影的内容，在描绘新现实主义作品风格时，维斯康蒂认为，“新现实主义首先是一个内容问题。”它们反战、描写底层、反贫困、反失业，充满悲悯色彩。它们的巧合背后，仍是对当下社会弊病的反思和针砭。

我们知道，有些新现实主义电影在技巧上甚至没有那么突出，不会在视听上给观众造成某种冲击力，但它们依然是靠视听讲述的，最大限度捕捉细节和始终保持理智是摄影机首要保证的事情。

新现实主义不是技巧意义上的某个流派，伟大的电影风格流派应该且一直是以内容界定的。就像印象派画家们早于“印象派”这个名字出现，印象派当时带有讽刺意味，并不是一个好词。他们最早被法国名流诟病的一点是，这些画家把画笔对准了肮脏的农民和乡下，这在当时的法国上层人士那里是无法容忍的，他们的墙壁上挂的是枫丹白露画派的宗教、名流、宫殿和贵族生活。

在英国自由电影运动里吸取营养，肯·洛奇从70年代初开始，把镜头对准了底层人民，显然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的作品里，真实是第一位的。真实不等于煽情，如果我们不去注意情节，而细缕肯洛奇的镜头时会发现，保持理智是他始终最为注意的一点，男主角一大段吵闹的戏剧冲突后，他会非常干净快速地切换到另一安静的场面继续展现女主角的状态。

像这样以真实为基础的电影，我们往往很容易从中看到自己生活里的场面，因此很多人都会对现实题材的故事充满偏见，“真实”也成了批评的点。

当代人的写实故事，当代观众并不是其最好的观众。最好的观众是，在未来，社会进入另一个阶段但依旧与此时此刻尚有联系的时间里生活的观众，因为对于真实而言，距离是最好的滤镜，就像我们现在回看二战后的“大闷片”一般，对身处后二战阴影下的我们而言，无疑是震撼的、感动的、直击心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