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处的女儿

近几年，欧美掀起的 MeToo 运动使女性的觉醒意识不断抬升，而随着这股运动风气吹到影坛，一系列描写女性独立自主、反抗命运和刻板印象的影片接踵而至，光在去年三大电影节上，类似的作品已层出不穷：《圣母》《平行母亲》《斯宾塞》，而当中最瞩目的莫过于一举拿下戛纳影后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挪威女演员雷娜特·赖因斯夫饰演一位北欧现代女性，其反复无定、不遵从现实的自由个性，彻底颠覆了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形象。而无独有偶地，另一部入围威尼斯竞赛的《暗处的女儿》也不遑多让，刻画了一位不寻常的母亲，其形象和行为更是与好母亲相去甚远。 影片改编自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她的成名作《我的天才女友》相信已为广大读者和影迷所熟悉，她极其擅长书写女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部影片则将矛头指向了母亲这个百看不厌的角色，挑战其传统刻板的形象，让人反思母亲的身份和职责意义。女人往往要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才能获得认可和尊重，这种刻板印象显然是男权社会施加在女性身上的一道枷锁，而女性也有意无意将自己困在这种角色里，难以跳出桎梏做回真正的自己。

虽说这是好莱坞著名女演员玛吉·吉伦哈尔的导演处女作，但是作品大胆颠覆了母亲伟大、无私奉献、含辛茹苦等光辉形象，利用各种隐喻符号、意识流的闪回镜头，以及深思熟虑的镜像人物关系，拼贴出一位不寻常的母亲。女主角是一位中年教授，她年轻时结婚生子，对管教女儿不耐心，为了事业丢下孩子多年，婚内出轨别的男人，搞得家庭破碎……这种有意转换性别的角色设计让人对女性肩负的重担有所体会。如果发生在男人身上，这些事根本无足挂齿，而换做是女性，社会压力和母性本能双重责任的叠加，给她们提出了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事业专心做全职太太，要么选择放弃婚姻家庭，勇敢追求事业和理想。而违背主流选择不走寻常路的母亲，往往承受意想不到的压力，即使是在事业成功后，依然摆脱不了对子女的愧疚。 从女儿到妻子再到母亲，女性在人生阶段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影片用几个镜像的人物来阐述自由女性在人生选择上的相似点。沙滩上偶遇的少妇与年轻版的女主角颇为相似，也疏于看管女儿而导致其走失。而小女孩丢失的玩偶娃娃则成功串联起这几个人物，还淋漓尽致展示出女主角为弥补对孩子的感情而陷入病态疯狂的行为。

既然是描绘不正常的母亲，影片同样采取不寻常的叙事方式。这表面上是一部轻松惬意的度假类型片，却以不可靠的叙事者制造出虚实难辩的悬疑感，比如常常挂在女主角嘴边的两个女儿，孰真孰假始终模棱两可；黑帮家族在海滩上出现后的情节，则不断在这个优美的南欧小岛风光里增添上猝不及防的惊悚感，导演故意将两者的矛盾处理成一部惊悚悬疑类型片，从沙滩上的火药味，到舞会上的监视，再到电影院里的骚动，女主角的遭遇让人看得心惊胆战。奥斯卡影后奥利维亚·科尔曼的演技老练精准，不动声色的演绎地演绎出一场暗流汹涌的心理剧，而年轻版的杰西·巴克利的表现毫不逊色，这位去年以《我想结束这一切》而崭露头角的爱尔兰女演员相信会有更耀眼的代表作。

在看原著和电影时，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Leda拿走了娃娃。在书中，有一处电影没有的展现的Leda的心理描写，发生于这一行为之前。

“Or the voices, yes, especially the voices that mother and daughter attributed to the doll. Now they gave her words in turn, now together, superimposing the adult’s fake-child voice and the child’s fake-adult voice…But no, I felt an unease as if faced with a thing done badly, as if a part of me were insisting, absurdly, that they should make up their minds, give the doll a stable, constant voice, either that of the mother or that of the daughter, and stop pretending that they were the same.”

吸引Leda目光的母(Nina)女(Elena)对着娃娃说话，母亲的孩童声音和孩子的成人化声音都被附加于娃娃身上，这种不和谐使得Leda不安，她认为并在心里坚持娃娃应当拥有一种同一的声音。

为什么娃娃拥有同一的声音如此重要，以及娃娃是什么？在海滩上，大的威胁来自于电影中得到强化的男性帮派的粗俗，暴力，和凝视。而直击内心的是这种暴力也复制于母女关系中。混杂的、互相模仿的女性声音失去了边界，女孩将成长为没有出路的年轻母亲，一具性凝视下的身体，而年轻的母亲孩童般的声线则显示其当下险恶处境及早熟的母职扮演之荒谬。她们在男性掌控的粗俗世界中的关系是权力的争夺关系，一种病态的相互折磨。强加于娃娃的声线是将这种母女关系具象化。借由这一纽带，Leda不仅回忆起自己与女儿的关系，而且因这一不和谐的破绽重温了对于划分明晰的母女权力级别及身份的维持的失败。她所想要维持的有文化，有身份，有学识，从容镇定，独立的姿态，以及女儿成人离家后因获单身自由而重具有性吸引力的身体，都在这一不和谐破绽下被瓦解。女儿不会成长为成熟独立的女性，母亲也不会得到解放和出路，一切并不是随着岁月向前而正向前进式地发展。正如书中Leda的顿悟，“ a mother is only a daughter who plays.” 她以为已放下或逃离的处境重新回归。一具身体可以拥有两种声音，正如作为女儿，自我，和母亲的界限并不明晰。Leda又一次不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而是某种母职功能存在。这种功能的失败蔓延至定义其整体。一切社会阶层攀爬的努力和文明的表象不堪一击，从稍稍破绽就可瞥见一切仍是由暴力和无理性笼罩的深渊。Leda的边界感受到了威胁，与远远逃离的低阶层家庭背景和残酷世界中失势状态的曾经溶解在一起。

拿走娃娃的缘由因此是多层次的。首先，这是她针对男性恶意所带来边界感消失的反击。Leda本是来到海滩悠闲度假。Nina和Elena所属的男性主导的大家庭却粗鲁地侵入了静谧的海滩。在书中，他们操持的地方口音刺激着Leda的神经，使她联想到那不勒斯郊区的暴力和粗鄙，以及其与母亲失败的关系，这是她毕生致力于逃离和划清界限的地带。电影中，英文的共同操持使得方言的象征削弱，但仍有痕迹，而这种粗鄙的暴力更多由行为展现。初始，男人们开着快艇，快艇锋利地划破平静的水面和其象征的平静。渐进，群体中的女人和孩童在男人对所有物的宽容和’庇护’下对其他人进行指使和羞辱，这种矛盾在电影院中上升到顶峰，Leda的反击呈现十足无助。拿走娃娃，是剥夺这一群体所庇护的脆弱所有物之最脆弱成员，造成的动荡遍及整个群体，是一种复仇。

其次，拿走娃娃也是一种惩罚和重赋权。惩罚女儿，也惩罚曾作为年轻母亲的自己。在Leda的回忆中，孩子并不是纯洁的，而是近乎于邪恶的存在。会毁坏其Leda幼年珍视的娃娃，对无辜的身体进行摧残和标记，会怀着纯粹又无辜的恶意打她，会拖累她的学术生涯，使她失去自我，失去身体的魅力，使她再次陷入无法挣脱出身之困境的热潮。在海滩上她被年轻的母亲Nina吸引，是在其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无助的身影。在其凝视下，这具身体极富魅力。电影中，在Leda与其的短暂社交中，这具身体拥有着强烈的同性吸引力。然而这具身体的行动随时由其女儿的需求所定义，又被其所处的男性大家长家庭所限制，呈现无助之姿。沙滩是其失败展演和发挥魅力的有限舞台。另一方面，Nina与Leda的女儿年纪相仿，她透过其姿态也对叛逆敌对女儿作关联。因此，可以说Leda从沙滩的母女看到了女儿的幼年和成年两个阶段，而不仅仅是将母亲看作母亲这一身份。Nina占据女儿与母亲的双重身份，如同娃娃（Nani与Nina的字母位移和对照）。拿走娃娃，是重访Leda与女儿的旧时关系，并重新通过剥夺玩具的形式幻想这一关系之主导。这种破坏性的重赋权也曾以Leda出轨的形式实现过。在与有学术声誉和地位的教授Hardy的外遇中，与其说是重拾激情和爱的能力，不如说是透过上位者的凝视和这一关系产生汲取上其权力的假象。获得上位者的认可和爱，进入学术界，远离家庭，远离母职，树立自我的身份和边界成为可能，但这是困难且煎熬的，甚至羞耻的。现在，只需拿走绑定年轻母女的娃娃并带入年轻母亲身份就可以实现母女关系中的赋权。女儿的精神支柱被抽离，只得陷入无助与无理性，而年轻母亲虽然心焦于娃娃踪迹不明，却不再需要陪女儿过家家，因为道具之不可寻。因此年轻母亲拥有了更多精力抒发自我之苦恼，散发年轻的魅力,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与Leda交谈，与Will（文中的Gino)调情。但同时，Leda曾离开女儿对她来说是煎熬和自责的。影片中，透过她对Nina的凝视，可见后者之不成熟。语言粗俗，竖中指，对女儿忍无可忍的脏话，对婚姻关系的背离，浓妆严密，衣着暴露。拿走娃娃使得Elena高烧不退，Nina的生活更为焦头烂额。Leda借此对Nina母职的过失进行惩罚，但同时也是对其自身在与女儿关系中的不称职进行惩罚。再者，借由对于他人关系的操纵，使得Leda获得了一种去性别的赋权。她旁观一切，却掌握了事件的核心，这种感受是平常生活中需掩饰和不可得的。

最后，拿走娃娃是解放。在电影和书中都有一场景，及Leda在偷走的娃娃口中先是发现了脏水，而后又在清洗过程中发现了蠕虫。天真无辜的娃娃口中爬出蠕虫，如同片中和书中Leda屋内的一盘被赠送的美丽如静物画的水果，表面魅力无暇，内在已经腐烂。这可看作平淡体面生活充满肮脏和危机背面的隐喻，也可看作一个体面个体不为人知的黑暗秘密。但蠕虫又不止于此。蠕虫是一具女性身体的产物，如同婴儿寄生于母体。Nina和Elena在沙滩上将娃娃作为共同的孩子抚养。而被赋予性别的娃娃则继承了这一性别和母职，在原书21章Leda与Nina的对话中可知，Elena决定让娃娃同其姑姑Rosaria一样怀孕。蠕虫则是娃娃孕育的孩子。被寄生与可惧的寄生正是母体与孩子的关系。这种敌对及黑暗的关系很多时候成为母女关系的主导，打破理所应当的爱的滤镜。拿走象征有孕育能力的母体的娃娃并帮助其清楚腹内脏水及蠕虫，也是对Nina和Leda自身从母女关系和母职中进行解放。

在书中，清除蠕虫的篇幅（22章）为：

“ I should have noticed right away, as a girl, this soft reddish engorgement that I’m now squeezing with the metal of the tweezers. Accept it for what it is. Poor creature with nothing human about her. Here’s the baby that Lenuccia stuck in the stomach of her doll to play at making it pregnant like Aunt Rosaria’s. I extracted it carefully. It was a worm from the beach, I don’t know what the scientific name is: the ones amateur fishermen find at twilight, digging in the wet sand, as my older cousins did four decades ago, on the beaches between Garigliano and Gaeta. I looked at them then spellbound by my revulsion. They picked up the worms with their fingers and stuck them on the hooks as bait; when the fish bit, the boys freed them from the iron with an expert gesture and tossed them over their shoulders, leaving them to their death agonies on the dry sand.

I held Nani’s pliant lips open with my thumb while I operated carefully with the tweezers. I have a horror of crawling things, but for that clot of humors I felt a naked pity.”

由此可见，Leda想到童年时期男孩子们用类似的蠕虫作饵钓鱼，并在此刻摒除对爬行软体动物的恐惧而对其产生了一种纯粹的同情。被用作饵的蠕虫此刻使得Lena想到了母亲这一身份下的她和Nina。她们都在男权社会和家庭中作为一种功能而非独立个体而存在（这书中17章，Leda提到这点“How foolish to think you can tell your children about yourself before they’re at least fifty. To ask to be seen by them as a person and not as a function. To say: I am your history, you begin from me, listen to me, it could be useful to you”）。拿掉蠕虫，解救的不仅是娃娃，也是蠕虫本身，是解除相互纠缠的关系。

娃娃主导了Leda海滩上诸多事件的推进和发生，也主导了其情绪的变化。在小说最后，Leda向认为能同她产生共鸣的Nina坦白是自己拿走娃娃并被刺伤并踏上归途，也意味着她的痛苦虽说并不是女性和母亲独特的体验，但仍然得不到包括其他女性在内的人的理解。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她仍需独自面对自我的羞耻和苦难。她逃离被暴力和粗鄙充斥的海滩，如同逃离一个微缩的糟糕世界。

女主把娃娃拿走影射自己年轻时的离家出走，没有给予孩子足够的爱。帮助娃娃把脏水吐出甚至吐出一条虫是在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

妮娜刺她代表她的女儿们并没有原谅她，而是很恨她。

出车祸后到海边其实是幻想，幻想女儿们原谅了她，电话里有说有笑。女主也并不是只离开了女儿们三年可能就是根本没有回去。因为女主回忆里面完全没有女儿们长大的影像，都只是她的口头表述而已，也仅限于女儿们现在的年龄。

她不小心触碰到手机大女儿Bianca的号码，拨出去接通的确实妮娜。说明她根本没有女儿的联系方式，但是潜意识把妮娜当成自己的女儿了。

其实女主可能患了脑癌，开车时候发作出车祸了。因为在玩具店里怀孕的女人诅咒谁拿走了娃娃谁就得脑癌，这是个暗示。而女主经常很快起身就会头晕，也预示着她有隐疾。

继续讨论Lost Daughter里面教授和女主偷情的这段。 很明显教授和女主是精神上先互相吸引的，然后教授采取主动想和女主上床的时候为什么会和女主说，因为你有家庭所以要你主动，结果再滚床单？ 因为此处教授代表的还是男权社会，他欣赏女主作为唯一的杰出女性在他们的学术圈，他希望和女主发生关系的时候他的立场是希望女主是不守妇道的，因为他要享受这个不守妇道的成果和甜头。然而，在后面几次他们发生关系的时候，他对女主表示女主应该要顾及家庭，因为这个时候他作为男权世界的一份子觉得女人就应该守妇道，应该在出轨的同时还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这是女人的职责。 是不是很双标？男权世界对女人的要求就是这么残酷。女人是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的，因为男人主宰这个世界，为了更好的主宰这个世界，男人必须让女人屈服，肉体上的征服加上思想上的统治，才能让男人占尽好处。虽然教授看上去是女主老公的对立面，但是从男权的角度，他们明明就站到了一起，才显得女主更加悲哀。 另一方面教授也没有想和女主真正有将来的打算，所以他和她偷情的前提是不拆散她的家庭，这个听上去非常道貌岸然，潜台词其实是，你要抛弃你的家庭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和我无关，我不背这个锅。所以女主最后离开了家庭仍没有和教授在一起，这个结果太正常了，换我的话来说就是：我是因为你而离婚，但不是为你离婚，聪明的男人也应该明白其中的区别。

《Lost Daughter》是一部一个人安安静静看的电影，手持镜头大量人物特写拍摄，跟着镜头一起进入主人公的思绪。类似大量主人公意识流小说改编的电影还有《Call me by your name》，在适合大众观看的处理上，CMBYN更友好，不过也折损了主人公细腻的思绪。

《Lost Daughter》里主人公的生活如度假的海滨小城一样光鲜。“居住在剑桥，Leda，大学教授”昭示社会上流的身份。就是40岁独自旅行的中年女人，如同被大家族打扰的沙滩时光、年轻人恐吓及从天而降的松果一样突兀。无理由偷偷藏起的娃娃及略显“变态”“神经质”的处理，也看出女人内心d无处安放的波澜。

困扰折磨是什么呢？按照原著里的表达，年轻的时候因为事业离开了女儿三年，即便功成名就，后来回到了女儿们身边，也难以消解当时的遗憾。——这是一个母亲内心的自我检讨，没有设置外部的批判与压力。

电影在Bianka与Martha的处理上更加暧昧隐晦，我们知道的事情只有Bianka 26岁，丰满，招男孩子喜欢；Martha 23岁，对自己的胸部感到自卑。鉴于Leda在娃娃店惊慌失措的表现，观众甚至有理由质疑：除了年龄之外，Bianka,Martha的其他信息是否是真实的？这位母亲是否真的回到了女儿身边。

个人理解电影这样的处理增加了可看性与剧情的悬疑效果，吸引观众跟着镜头继续去搞明白主人公的人生里发生了什么——毕竟谁要看一个抛弃小孩、出轨中年女人的海边度假忏悔录呢？

但原著的设定或许更能凸显出主题——即便一个女人功成名就，多年以后已经与小孩和解过着幸福的生活，仍然会因为追求自己的人生而离开了女儿3年而感到忏悔，仍然会因为女儿小时候粗暴扔掉了女儿的娃娃而内心不安，哪怕也许那个时候她自己也还年轻。

刻在骨子里的“母职惩罚”

做母亲就像开了一家无限责任公司。首先要保障小孩长大，然后是健康成长，要求再高一些德智体美劳，不要做一个坏人；然后是上名校，在社会的高起点。如果小孩还有残疾，那么可能剩下的人生，都是为了小孩而活着了。

在电影里，远足的父亲可以把三个小孩留在家里自己潇洒毫无愧疚。在现实生活中，甚至会有把小孩从楼上扔下的父亲。父亲在小孩成长中缺失的案例不胜枚举，甚至可以说，一直存在在小孩成长中的父亲，甚至能够成为社会的一种标志物。反过来对母亲的要求上，如刘学州母亲的抛弃行为几乎是道德底线，更普遍的是，让每个女性必须学会“家庭与工作”的平衡。

近年来的实践可以看出，“母职”事实上是一个与主流职业、职场并不兼容的职位。在家庭内部，不管是谁（大多数情况为女性），选择“母职”就意味着放弃了主流叙事下的个人成长、事业之类的人生命题。谁从事“母职”谁牺牲。日本是最早推出男性育儿假的国家之一，但日本公会的调查显示，尽管超过半数的男性愿意休育儿假，男性育儿假的休假率仅为13.4%。原因不仅有收入减少、职位被顶替的担忧，也担心难以重新适应工作环境，被公司冷处理。

写到这里，我真的会很感激我母亲的勇敢，当年愿意把我生下来。换做是我，到今天也没有勇气说能有勇气担起这么大的责任。

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责任不仅是社会与家庭因素的影响，更多的是自己加在自己头上的紧箍咒。即便今天我健康成长到了30岁，不错的学校毕业，工作稳定，不是一个坏人。我的母亲也依然会因为没能给我买房、小时候没有特别陪我而愧疚。在电影中，让Leda久久难忘的是对Bianka的愧疚，由于是从Leda的角度出发，回忆中我们看到的Bianka的画面也是最多的。

这种外部要求与母性本能的双重责任交加，共同构成了女性头上的责任与压力。也给母亲构成了实际上的“二选一”难题。在过往的叙事与故事中，我们总能看到勇敢承担养育责任、忍辱负重的母亲，并给予艺术化的拔高表达。而如果有人选择了另一条路，其实也无可厚非。但从实际情况下，选择走了另一条路的人，也难以逃脱Leda的命运。

不仅是选择“不走寻常路”的母亲，整个社会的主旋律叙事下，违背主流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承担同样的压力，并把压力转化为对自我的折磨。近一点的刘学州，LGBTQ人群，抑郁症患者，又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被遗弃的那个“我”

人在每个阶段多少都会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现在过的是怎样的人生？课本里弗罗斯特的作品《未选择的路》就有过这个沉思。诗人的答案大抵是对自己人生满意的，“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因此走出了这迥异的旅途。”

正如Leda不会知道如果当年没有离开女儿们，如今的她在哪是什么样子；你我也不会知道，在人生的一些岔路口，如果走了另一条路，是会更开心，还是更沮丧。

还有一种说法是，人的一生，看似有很多选择，但其实最终选择的结果就是注定的。Leda不走寻常路的迹象在电影缓慢的叙述中一一铺陈，孩子哭闹时坚持做自己的翻译，zw，背自己的单词。到最后丈夫不举后出轨。即便丈夫没有这一遭，整体是个合格的老公，以Leda的个性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只不过这样处理，电影就少了戏剧性。

不过不管是如何做的选择，选择的同时，也意味着放下了其他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相加，就叫做选择的代价。人很少去算选择的代价，过于沉重，不敢细算。

电影中，Leda放不下的是“失去的那三年”；对应到观影人的经历中，又有多少是放得下的，多少是放不下的？世界的残酷在于，放下是需要机缘的。最近热播的《开端》里，王兴德夫妇炸了二十多次桥，不就是放不下吗？

成年人需要学会接受的一件事是：接受有些问题没有解。

反射式故事讲述

从剧本的设置上，沙滩上带小孩的一家人、出轨的Nina成为剧本推进的触发点。主人公观察、撞见海滩上失踪的女孩、偷情勾起自己的回忆。总体来说工整顺畅，但说不上高明。

个人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编剧在Leda的人物塑造上，把她像一颗石头，狠狠地扔到海面，溅观众一脸水花。用强烈的事件冲突，来体现这个女人的性格。老年版的Leda，从一开始的不让座，到找女儿，再到电影院与年轻人的冲突。年轻版的Leda，则是以令人窒息的育儿场景、餐厅楼梯上的性爱、流淌在唇齿间的诗句、Bianka对珍视的娃娃乱涂乱画完成。

电影中的Leda，就像她摔碎的那个娃娃一样，被扒得体无完肤，身上被画下乱七八糟的笔画，最后摔得粉身碎骨，让你看个通透。所谓的治愈之旅，或许理应如她藏起来的那个娃娃一样，从藏在柜子里，再到被挤出肮脏的海水与吓人的蜈蚣，最后被清洗干净，暴晒后换上新衣服焕然一新。

不过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完美与圆满，第二个娃娃与诚实交付后是一根刺与“变态”。

这就是生活啊。

Leda，大学教授，专精比较文学，拖着装满书的几个大箱子，一个人来到希腊小岛度假。

管理房子的是老实善良的中年人Lyle。不知因何而独自出行的中年女子，遇到适龄男子，总感觉要发生点什么。

偏偏这片海滩上勤工俭学的Waiter Will专业和Leda也基本对口。年下之恋貌似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突然到来的一大家子美国人，打破了海滩的平静，愤怒有余的Leda拒绝为他们提供方便，却被其中的年轻妈妈Nina所吸引。眼神随着摄影师的镜头在Nina的身上游走，由上至下，再折返过来。这可是《五十度灰》Dakota Johnson，请发挥你的想象。莫不是导演为我们准备了一场禁忌之恋？

无论哪种，旅行中不发生点氤氲暧昧的事情，无疑是平淡且灾难性的。

然而Leda却并没有选择主动出击，她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年纪轻轻成了两个娃的母亲，印象中甜蜜的亲子时光被她们不停哭闹，不断要求变成了午夜梦魇。人生最愤怒又无能为力的事情就是面对自己小孩的无理取闹了吧。

损毁你最珍视的东西而毫无悔意不过是件小事，因为就连你自己也不过是他们的大玩具而已。伤害你或你的身体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场游戏。

心中的巴掌举起来，现实中的膝盖跪下来，戴上耳机可能是她当下唯一自救的方式。

然而有人却不以为意，理所当然的扒下她的耳机，是那个经常缺席，留她自己困兽般独自战斗的人。是什么赋予他这样的权利？

看到她独自旅行，Lyle就断定她很孤独，主动关心却没有意识到搅扰了Leda的晚餐；躲到电影院被一群肆意喧闹十几岁男孩打扰，直到一位陌生男子出声制止，他们才平息下来。

显然男性的权威比女性的千言万语管用太多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潜移默化间暗示女性想要被看到听到，想要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依附于一个男性可能是条捷径。

如果只苛责异性之间的不平等与不理解有失公允，那么同性之间理应心照不宣。

海滩正面遭遇Nina的姑姐Callie，对方挺起骄傲的孕肚，有那么一点炫耀似的询问Leda：你一个人旅行是不是没有孩子？得知Leda的孩子已经成年，又问：你一定很想念他们。似乎对Leda本身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还记得Leda出场时怎么介绍自己的吗？

我是个教授，来自Cambridge，离波士顿不远。实际上是低调的告诉你：我是哈佛人。

你不能指望一个以孩子来界定自己价值的女人理解什么叫做：Kids are crushing responsibility，就像不能期待点石成金煎水成冰。

哦，Leda，Leda，Leda.

上一次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还是在希腊神话里。宙斯以天鹅之身诱惑了凡间女子勒达，勒达诞下两只蛋，分别是双生子和双生女。这对女孩之一就是以倾国倾城之貌倾倒特洛伊城，结束英雄时代的海伦。

所以，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呢？

Leda, Nina, Elaina, Martha, Bianca, Minna， 这里出现的一串名字是不是又暗含着什么密码？

人们常常将“母性”看作是刻在女性基因里的东西，却常常忽略她们真实的需要，哪怕仅仅是一点独处的时间。

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之下，孩子都是上天的恩赐，天真烂漫或者恣意放肆都只是做了一个孩子会做的事，没人相信天使的背面是魔鬼。

而作为一个妈妈意味着你必须常年如一日高质量的包容与输出，才仅仅能够达到合格的水平，无论伴侣是否参与。

世界从来都只是围绕男性旋转，但对“母亲”的期望却高企不下，甚至女性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那些胆敢对抗社会规则人因此背上了“坏妈妈”的名号，或者“根本不配做女人”。

原作者Elaine Ferrante读过导演Maggie Gyllenhaal的改编剧本后明确表示，只有她亲自指导，她才同意作品改编成电影。是惺惺相惜？我不知道，但是Maggie本人凭借此处女作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确也实至名归。

电影本身平铺直叙，没有任何倾向，缺少爆点，甚至每个角色出现的时候都敌我难分。面对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都倾向于臆测。

就像我们以为Leda对于Nina迷恋是同性之间的欣赏，又或者是来自一个母亲对于女儿的关怀。而实际上Leda只是希望Nina看清自己，趁一切还来得及，因为None of these is gonna pass。

不甚明朗的结局和Nina过激的举动说明她并不理解Leda，如她自己所说：生活中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只能说，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PS：Jack Farthing今年喜提两个最窝囊的角色，《Spencer》里他是查尔斯，《Daughter》里变成了Joe，明明也可以算作是美男…

若按罗兰·巴特所说，“写作就是提出问题”，那么，由美国女导演玛吉·吉伦哈尔执导，改编自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同名小说的电影《暗处的女儿》，就是以视听语言的形式再一次将“母性”和“母女关系”问题抛给观众的勇敢尝试。从小说到电影，《暗处的女儿》是如何延续费兰特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它又如何通过“最背叛却也是最忠实的”改编，重新打开了“母亲”背后的迷思？看完这部电影，或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作者丨张雁南，编辑丨罗皓菱，首发于《北京青年报》3月11日青影院B03

夏日假期的海滩

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电影，大多是从“女儿”回望“母亲”的视角展开的，比如杨荔钠的《春潮》，瑟琳·席安玛的《小妈妈》，英格玛·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以及马里奥·马尔托内执导，改编自费兰特同名小说的电影《烦人的爱》。尽管“回望”的动机往往在于女儿自身成为了母亲，体验到身为母亲的种种，因此想要重溯与母亲的关系（杜拉斯说，既是歌颂也是清算）；尽管在“回望”过程中也会暗示与下一代女儿之间的关系，但无论从篇幅还是强度上来看，母女关系中的母亲和母性维度，仍处在隐而不显的晦暗状态中。

如何理解这心照不宣的缄默？或许是我们早已预感到，比起女儿的回望，以母亲作为第一视角，在无限贴近自身、反思自身的过程中触探母性和母女关系，无疑是一桩更艰难也更凶险的事件。但为了孕生新事物，为了在影像中缝合母亲的碎片，电影《暗处的女儿》便在标记为“母亲”的暗礁处惊险地起航了，径直驶向的是费兰特世界中一处最关键的时空图景：女主角莱达独自前往度过夏日假期的那片海滩。

夏日假期，意味着日常生活秩序的中断，意味着剧场的幕间休息；飞沙走石的海滩，是海陆之间的居间地带，也是海洋法与陆地法之间的交界处。海滩一开始几乎是空的，只有一排排静待人物入场的沙滩椅。48岁的莱达载着半箱书稿，计划在那里安排她的工作假期。穿过松林抵达海滩，她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本能地将自己浸泡在海水里，作为从身份到身体的仪式性转换。女性身体在场的恢复，也改变了身体与周遭的关系。在模糊了社会身份和父性环境的意义上，现实中的夏日海滩便翻转成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母性空间。松林气息的吹拂环绕，海浪的轻拍和律动，海滩全然地裹拥着遮阳伞下的莱达进行阅读和写作。

然而，夏日海滩的空与静不仅没能持续多久，搅扰人心的旋涡更难以被阻挡在墨镜之外，入侵者的声音早在目光锁定之前就刺入了莱达的耳蜗：先是从海滩另一头哗然而至的那不勒斯大家族，接着是从海上驶来的那不勒斯青年男女的摩托艇。外部声音的灌入触发了莱达心中某种莫名的紧张和焦虑。当她试图在海滩上追踪陌异感的来源时，莱达的目光落在一位名叫妮娜的年轻母亲身上：因为她脱离家族只和女儿埃莱娜做伴；也因为她的沉默和异域风情，使其难以融入那不勒斯家族的全景之中。对妮娜的远景式观察，在莱达心中唤起一种女性处境意义上的相似感，面对妮娜，莱达开始联想起初为人母时年轻的自己。

果盘暗处的秘密

声音的侵入刺破了宁静假日的想象，但早在莱达抵达海滨旅馆时，事件性的可怖征兆就已经在餐桌上的果盘暗处静候着她了。只不过一开始莱达是以旁观者的身份，作为一名游客（观众）进入虚构的科佩里岛（剧场），并不会留意暗处的危险；此外，对知识女性身份的认同也担保了莱达的客观视角，为此她认真纠正管理员莱尔对她的猜测：我是一名大学教授。不过第二天，当莱达在海滩上遇见那不勒斯家族和妮娜，目睹了她和女儿、娃娃之间的互动时，一股眩晕感就像灯塔的煞白之光那样射入她的身体。正是主体晃动的时刻，当莱达想要以水果充饥时，她命运般地撞见了水果的腐烂内核。

鲜亮果盘的陡然翻转，像是骤降的暴风雨倾覆了平稳航行的船只，暴露出知识的无能和身份的脆弱。实际上，要是母女关系真能通过这套父权象征体系而被阐述清楚，要是所谓母性的“原罪”真能通过控诉父亲们在育儿上的心照不宣而得以被彻底清算，要是千百年来女人-母亲的私人痛苦真能通过反转传统家庭性别分工，像男人那样牺牲家庭、追求事业、享受自由，像父亲那样育孩（几通简短、无关痛痒的电话，满足女儿的非情感性需求）而得以解决，那么《暗处的女儿》就不必存在，也无需被改编了。

但《暗处的女儿》的深意正在于，它将腐烂的果盘进一步翻转成了母性欲望的生产性标记。正是在丑陋、扭曲的否定面向上，莱达认出了被压抑至今的母性欲望。也正是这疯狂涌出的欲望，将她从观众席卷入到舞台中央。如果说在果盘事件发生之前，莱达与妮娜之间的关联只是基于一种笼统的女性经验的相似性，那么在经历了种种陌异征兆（母蝉、松果、暴风雨）之后，在一种更隐秘的母女关系维度上，莱达与妮娜之间形成了一条强韧纽带：莱达看见了“年轻完美母亲形象”背后那个因疲于安抚女儿情绪、因女儿和娃娃的失踪而痛苦的女人，那个为了享乐和自由而和海滩服务生威尔偷情的女人；而当莱达回忆起初为人母时的情景时，我们惊讶地看到了几乎同样的情节。

与此同时，随着“母亲”秘密的陆续敞露，莱达似乎更危险地卷入到妮娜和埃莱娜之间。她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母女之间的汹涌欲望：女儿的渴求与忧伤、母亲的野蛮与疯狂、母女之间的彼此享乐与彼此吞噬。频繁出现的焦躁和头晕，正是莱达心理防御机制启动时的身体性症状。

抛来抛去的娃娃

影片中唯一成问题的物件就是娃娃。若果盘在事件的意义上揭开了“母亲”的暗处，启动了性差异的开端，那么，随妮娜和埃莱娜一同出现的娃娃，也就不能再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女孩玩具。它是清空了一切涵义的空洞之物，因此才会被投射和移情，才会被莱达偷走。但从性差异的角度来看，投射和移情之所以会触动，更是因为娃娃作为一种直接的中介，总是处在女性欲望、母性欲望的原初场景中：在生命的最初阶段，母女是全然一体、互为彼此的，但父法的介入会分裂母女的粘连状态，造成母女的分离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母亲深知这一焦虑和恐惧，因此拿出一个娃娃作为彼此的替代物。至此，对女儿来说娃娃就是妈妈，对妈妈来说娃娃就是女儿，娃娃既是妈妈又是女儿。在替代和分身的意义上，丢失的女儿或娃娃，无论对母亲还是对女儿来说才是一项绝对恐怖的死亡经验。

但母女之间的分身游戏远非止步于此。露西·伊利格瑞曾描绘过一幅母女关系的动态图像，她说，母女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接抛球游戏，来回抛接着母亲与女儿既相似又差异的重重图像（image）。相对容易辨认的是相似性的欲望，在影片中，经由母女彼此相像的身体，以及名字这一外部的相似性所担保；与此同时，娃娃内在地也是母女之间彼此“成为”（becoming）的通道：女儿想变成妈妈，莱达的大女儿比安卡爱观察和模仿莱达的小动作，她想像妈妈那样削出不间断的果皮；妈妈也想重新成为女儿，莱达会想象自己是比安卡或小女儿玛莎，像她们那样和年轻男士交谈。

正是在无限生成“妈妈-女儿”、“女儿-妈妈”图像的过程中，母女关系的否定性涵义才能被肯定性地改写，女性谱系才可能在母女之间编织起来。这样的女性谱系超越了线性时间和物理空间，隐秘而又强韧地显现在一代代母女的生命活动之中。48岁的莱达正是在女性谱系的意义上领悟了母亲突然站立时的头晕，女儿比安卡抵抗剥夺感的性格，以及祖母别戴帽针的方式。

影片结尾看似回归到影片最初的场景，莱达晕倒在深夜的海边，但故事并没有结束。第二天清晨，海浪的拍打唤醒了莱达，她突然想到女儿们。在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中，莱达接通了女儿们的电话，一边听女儿们的声音，一边剥着果皮，同时回想曾经和她们一起削果皮的场景。海滩全景中，莱达半摇晃着的身体就像一只娃娃，在死亡与新生之后，重新找回了自身之中的女儿-母亲。从此，一代代母女之间的精神线谱，就既像母女手中那条削不断的果皮，可爱可怖一如蛇怪海怪，更是涌动在母女之间的那条剪不断的脐带，自由纷扬在暴风雨的夏日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