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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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倾盆中，没有工作的坎提正和“酋长”、尼诺躲在山坡后面的洞里；大雨滂沱中，已经三年没有作案的布斯德利和女人吵了一架，抱着小狗被雨淋得湿透；大雨覆盖中，无所事事的士兵特奥多罗在一个公路的桥洞里抱膝而作，身旁围满了无处可去的妓女……对于这个城市的每个人来说，这是一场和心情有关或无关的雨，这是一场可以躲避或无从躲避的雨，但是当雨下在同一个城市，当雨下在同一时间，每一场雨其实就是同一场雨。

同一场雨，是关于一个妓女的某一种生活速写：在坎提躲雨的时候，女人正睡在床上，她在一个人的房间里醒来；当布斯德利被雨淋湿的时候，她开始用火柴点燃了炉子，然后在上面煮着咖啡；当特奥多罗在桥洞下望着围观的妓女时，她开始照镜子，开始梳理头发，开始准备好出门的包——在不同的人展开这一天生活，经历这一天的遭遇，只有女人面对着同一场雨，最后，属于每一个人的片段缀合成了女人的故事：她出门，她来到了公园，她站在幽暗的路边，她看见了穿木屐的男人，她开始和他说话，开始介绍自己的女友，最后她和他一起走到台伯河边——而最后的最后，纳塔利用暴力扼杀了她，当她的包被抢走当她被杀死，这一天发生的故事便以仆倒在那里的死亡形象作为终结。

唯一一场雨，唯一一个故事，唯一一个女人，当一切回归到这种唯一性的时候，每一个人也其实都变成了同一个人，就像影片最后在刻有骷髅的石碑上打出的字幕一样：“朱利亚街的死神再次举起她的镰刀……”这句引用自G.Belli的句子正是表达了一种死亡的必然性：死神举起了她的镰刀，谁都有可能成为那场雨中的女人，成为夜晚被杀死的女人，也都会在死神的注视下难以逃离。无处不在的必然性，是最后的结局，而在趋向于必然性的过程中，每个人似乎都在进入到或然性的故事里。他们是身无分文的坎提，是惯犯布斯德利，是士兵特奥多罗，是穿木屐的纳塔利，是晚上出门而最终死去的妓女——或者，他们彼此从不认识，或者，他们只是可能相遇，或者，他们更多是擦肩而过，但是在死神不断举起镰刀的现实里，谁都会遭遇一场必然的雨。

死亡已经发生，审讯正在进行，坎提说：“我不认识那个女人。”布斯德利说：“我没有杀死女人。”特奥多罗说：“我只是路过。”在只有审讯者声音的封闭空间里，他们却必须面对那一天发生的事，而每个人在叙说的时候，总是有限地忽略了一些情节，所以只有在电影镜头的还原中，这个夜晚的谋杀案才能渐渐成型。但是他们每个人说的都是谎言吗？坎提说，“那天我出去找工作。”而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去找工作，也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去见牧师，他是和其他两个人一起，继续在树林里偷窃，他们偷走了男女幽情的包，只不过包里没有什么钱，只有两只犁头，正当他们开始行动时，那场雨便突然降临了，三个人躲在山洞里。等到暴雨停歇，提坎为了不让他们嘲笑，开始了独自行动，他悄悄地潜伏过去，正准备拿走一只放在那里的收音机时，被人发现，男人狠狠揍了他一顿，女人扬言要杀死他，但坎提还是逃离了那里。而在夜晚，他来到了公园，独自一人行走，旁边有行进的人，有站立的人，但他似乎没有多看他们一眼。

“我不认识那个女人。”似乎说明坎提看到了站立着的那个妓女，但是看见和不看见，总之都没有进一步的故事发生。而布斯德利呢，他在跑马场约了一个女孩，让她在一个半小时后报刊亭见面，然后开着女友的车回来，女友和母亲吵了一架之后和他却收房租，住在哪里的妓女没钱还钱，布斯德利甚至抱了一只狗作为抵押，当他们返回时，雨开始下了起来，布斯德利说自己还有事，两个人发生了争吵，女友竟然拿着刀来威胁他，所以之后的布斯德利几乎是在躲避女友的追击，从公交车站一直到了晚上的公园，躲在灌木丛中的布斯德利刚想走出来，又看到女友气势汹汹地站在那里，但是，他却看到了正无所事事经过的坎提。

这是两种叙事相遇的一个点，而士兵特奥多罗的故事，似乎也汇聚到了夜晚另一个点。“我只是路过。”是他对那晚甚至对整个过一天生活的写照，作为一个士兵，他白天在街上和不同的女人搭讪，跟随他们；又去了旅游景点，穿梭在游客中间；饿了坐在那里吃点东西，当那场雨下来的时候，无处可去的他躲到了火车经过的那个桥洞下面，一群同样在躲雨的妓女看着他，在没有对话、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在相隔几米的距离里，这一天呈现的状态就是经过。而到了晚上，他来到了公园，因为一天下来太困了，所以开始坐在长凳上打哈欠，在昏昏沉沉入睡了一个多小时后醒来，他就看见了眼前正在找寻着什么的纳塔利。

从坎提到布斯德利，从特奥多罗到纳塔利，几乎都是单线的交汇，但是当纳塔利在审讯中说起那晚的经历，似乎就将故事编织成了更大范围的网。这个在游戏俱乐部上班的人在晚上六点半下班，下班之后他就来到了公园，在公园里他看到了正龋龋独行的坎提，看到了躲在灌木丛中的布斯德利，看到了正在长凳上打瞌睡的特奥多罗，之后又看见了经常来俱乐部的两个年轻人，他们正在和旁边一个男人聊天抽烟，接着三个人又一起离开——不仅前面已经叙述了故事的坎提、布斯德利和特奥多罗被他看见而编织进了他的故事里，还带出了另外三个人，而这三个人又有了不同的故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纳塔利似乎有意避开了矛盾的焦点，就是警方问询他的那个被杀死的妓女，纳塔利当时说：“也许她认识他们，她跟他们一起走了。”

但实际上，正是他说出了那经常来游戏厅的两个年轻人和另一个男人，以及那个消失的她，于是故事从这里开始有了转折，两个年轻人是皮皮托和费兰科利，他们在那一天和两个女生在一起，后来又去了另一个女人家里，女人建议过几天一起聚餐，于是开出了清单，而购买清单上的物品所需要的钱是2000里拉，两个人没有这么多钱，于是那天晚上他们来到了公园，遇到了男人，男人向他们借梳子，又给他们美国烟，三个人真的如纳塔利所说，后来一起离开了公园，但是，皮皮托和费兰科利是有目的的，终于当男人脱下外套走在前面的时候，两个人趁机拿走了外逃，逃离了现场。

当面对警方的审讯是，其中的费兰科利终于说出了：“都是因为那个打火机。”据他回忆，后来警方前来找他们，为了不被警方抓获，两个人逃离，为了逃命，皮皮托甚至脱掉了衣服跳入了河里，而费兰科利不会游泳，他在岸边大声喊着皮皮托，最后看着皮皮托消失在水面之上。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不在于他们在那晚拿走了男人的外套，而是那个男人去了哪里？这时，摄像机的镜头代替了各嫌疑人的口述，是在用镜头的真实性取消每个人叙事中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一种必然性的到来：穿着木屐的纳塔利走到了站立着的妓女身边，然后开始对话，接着妓女带着他离开了公园，她向他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女孩，像是一个皮条客，终于纳塔利问了她一句：“她有钱吗？”这是这个问题暴露了纳塔利谋财的念头，终于当两个人走到台伯河边的时候，纳塔利抢过了妓女的包，然后双手扼死了他，而此时，失去了外套的男人正在桥墩的另一侧，他目睹了谋杀的过程，也终于在他作为目击证人的最后一刻，纳塔利被绳之以法：在河边举行的舞会上，男人慢慢走近了人群，然后认出了穿着木屐的纳塔利，于是后面的警察将纳塔利抓获。

一个案子水落石出，这似乎让警方完成了任务，但是当审讯者从没有在镜头中出现，实际上传递了一种不在场的意义：这个案子得以被侦破并非是故事的真正用意，在不同人口述那天的经历中，发生的死亡才应该作为一种必然性而被呈现出来，看上去是妓女之死，但实际上是每个人生活在死亡边缘——当越多的偶然性趋向于一种死亡的必然性，就越强化了生活的残酷性：每个人似乎都在这个网络中成为无法逃避死神的人。坎提身无分文，靠和同伙抢劫过活，当他想要偷盗那个收银机而被抓住的时候，他哀求着说：“我是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我还是一个孩子，不要毁了我。”布斯德利看上去有一个拥有豪车的女友，但是他根本没有自由，在女人的暴力中他不仅寄人篱下，而且还要处处躲避，而那些没钱还钱的女人，更是生活在贫穷之中；士兵特奥多罗是一个极其无聊的人，在街上追逐陌生的女孩，在旅游景点穿梭在游客中，自己一个人吃东西，一个人躲雨，一个人在长凳上打瞌睡；两个年轻人想要所谓的爱情，却也是身无分文，一件外套成为他们的希望，却也在逃离警察追捕时消失在河面之上；而纳塔利，活着也只是为了钱，更为悲剧的是，他从来看不起妓女，“我不打算和妓女一起哭。”但他却要从妓女那里得到可怜的钱，甚至最后谋财害命。

每个人都活得卑微，每个人都无所事事，每个人都在夹缝中，“她是个妓女，我做错了什么？”纳塔利在被抓捕时这样质问警察，在他看来，妓女随时可以死去，而当他说出这句话，更是对自己卑微人生的一次注解，于是，在偶然的相遇中，在或然的经历中，每个人都无法逃离必然的命运，因为每一场雨都是同一场雨，因为“朱利亚街的死神再次举起她的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