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医生

安乐死引发的伦理争议及其深层意蕴

安乐死引发的伦理争议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涉及了不同的人或群体，包括安乐死者本人、医务人员、安乐死者亲属及其他需要医疗救助者。由于各方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责任和义务的不同，由于各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导致不同的人或群体具有不同的安乐死观念，引发了以下五个方面的伦理争议。
1、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
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是安乐死中首要的伦理争议。生命神圣论否认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违背神的意愿而随意结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由于西方的宗教传统，生命神圣论的观点颇为流行。生命质量论则肯定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价值，当社会价值被破坏时，人的生命质量就失去了意义，人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很显然，生命质量论还逻辑地蕴含了另外两种被称为生命尊严说与生命自主权说的观点。因为当人由于自己的社会价值遭到破坏而选择结束生命时，事实上就是违背生命神圣论所认同的“神律”而作出的选择，同时这种追求生命质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维护生命尊严，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舍生取义”和西方的“为真理而献身”。
2、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争
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对安乐死的反对与支持主要反映了两种医学伦理原则，即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间的矛盾。救死扶伤原则自古以来都是医家的根本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在被奉为医务人员操守准则的《希波克拉底宣言》中就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协会在充分肯定该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法规，强调医生必须以保护生命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伤原则的人们认为安乐死违背救死扶伤原则，是变相剥夺他人生命，有悻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行为。减轻痛苦原则也是医学伦理实践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医生的职责除了治愈疾病还包括为病人减轻痛苦。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为患者治疗疾病是减轻痛苦，当患者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并遭受极其痛苦折磨时，使其结束痛苦无痛死亡亦是减轻痛苦，是人道的行为。因而任由那钱身患无法治愈的疾病而又颜临死亡的患者饱受病痛与医疗手段的折磨，医生却无动于衷，这才是不人道的，才是有悖于医生职业道德的。因而现代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挽救生命”，还在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轻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现对病人的深层伦理关怀。
3、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之争
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的分配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可治愈病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患有不可治愈病症或植物人等的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反对安乐死的人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4、尊重人权与情境选择之争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将自愿安乐死限于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自愿谋求死亡的绝症病人，认为患者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因此必须尊重他们的安乐死意愿，才能体现对患者的伦理关怀。但是也有学者出于境遇伦理学的考虑，主张人总是处于一定情境或境遇之中，并从这种情境或境遇出发做出自己的伦理决策，从而对患者的安乐死意愿的真实性提出诸种质疑：
第一，每一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活着总比死要好。
第二，自愿难以确定，一个患者在疼痛发作或因服用药物而精神恍惚或抑郁时表示的意愿是否可以算数？
很可能在疼痛缓解或意识清醒时又放弃他的安乐死请求。第三，患者受到民生诊断的影响，有了某种绝望的愿望，但如果这种诊断是错误的，这又意味着什么。因此，应当谨慎对待安乐死，不可轻易肯定其价值，也不能武断地否定其价值。
5、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
在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安乐死伦理争议的深层意蕴
安乐死引发的伦理争议一方面向安乐死实践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安乐死实践背后隐藏的关于人类自身道德困境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既有类主体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医学伦理决策道德原则冲突、人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社会公正问题，同时还包括具有特殊性的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
1、生与死的矛盾
安乐死中关于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争论反映出人类主体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是人类获得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直接结果。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获得，意味着人类能够将自我与周遭世界区分开，进而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及消亡。由此，人类的生与死产生分裂，人类也从大自然的秩序中分裂出来，因此“绝不能把他（指人）理解成动物自然秩序里的一种动物，因为他已经脱离了自然，并且由此提出他自己的意义问题（以及自然的意义问题）作为他的命运”。也就是说，人类可以通过追寻生命的意义超越死亡，从而解决了必然要面临的生死矛盾问题。在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争论中提供了三种超越生死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即信仰的方式、科学理性的方式和道德的方式，它们都可以被看作以追求生命意义的方式寻找超越死亡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认为，这三种超越死亡矛盾的方式都不可能真正达到超越死亡的目的。
所谓信仰的方式，是指为了获得自身的意义，获得存在的依据，而将自我虔诚地献给神灵，并将此归因为神灵的恩典。尤其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即人类还不能在观念上将自身完全同自然界对立起来进行考虑，因此神灵处于人们生活的中心，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和实践。此时，一方面人们只需虔敬地侍奉自己的神灵，遵守神灵的旨意，便可以毫无疑问地找到生命的意义，并且心里感到满足、安宁和充满希望；另一方面，神灵在能够安慰早期人类的同时，也给他们以生的许诺，如上帝会将人死后脱离肉体的灵魂带到天堂，灵魂就会不死。在这里，死亡变成了灵魂永生的一道门槛或者必不可少的程序，从而死亡的形象在人们心中也变成了可接受的和带有某种美的对象，肉体则变成了受冷落的、应该被抛弃的对象，它的痛苦与消亡也就显得不那么紧要。很显然，通过信仰而得到神灵的安慰与许诺只是使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生的热情得到了幻想般的释放，因为死亡具有不可怀疑的实在性。所以，信仰的方式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谓科学理性的方式则是指人类对自身意义的看法从通过信奉神灵获取自身存在依据转变为通过遵循绝对精神或绝对律令而获取支配和改变对象世界的力量。随着近代社会理性与宗教的斗争进一步深化，理性获得了巨大发展，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随之发生改变。这种转变使得神灵顺理成章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因此神灵和彼岸世界也就无法再承担安抚人们心灵世界的重任，比如“上帝死了”。彼岸世界的妈塌，意味着人们只得在此岸世界寻找生的命运与死的前途，即将获取支配和改变对象世界的力量作为自身存在的意义。但是这种方式直接造成了人与对象世界的绝对对立，同时取消了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人类内在精神生活的主观性，也就一方面使得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生的热情得不到释放，另一方面将热情地生、恐惧的亡变成了夹带着恐惧的生、不知所谓的亡，因此对死亡的恐惧和表达绝望等主题在这一时期被视为消极的生活态度。所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谓道德的方式是指通过追求某种道德信条，践行某种道德原则而获取自身存在意义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也只是表现出了一种幻想出来的超越。如中国传统式“舍生取义”，由于死者只能凭着他本人的“义”的信念而“舍生”，而不同的利益归属所要求的“义”是不同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种“舍生”通常都是形势所逼的“自愿”之举，并没有人真正喜欢死亡。通过对以上三种超越死亡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企图通过以意义的追寻否定死亡，而获得另一种形式的再生，而这正是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心理幻象，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再生。
2、医学伦理决策中的道德原则冲突
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现代医疗实践当中伦理决策的困境，即现代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得到较多共识的是以下四个原则：尊重自主，即要求尊重自主人的决策能力的原则；不伤害，即要求避免引起对他人伤害的原则；行善，即要求阻止伤害、促进利益和权衡利益与风险、代价的原则；公正，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风险与代价的原则。此四项原则是医疗实践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每一具体原则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出现矛盾，即当我们从不同的伦理决策原则出发，会对同样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结论。我们分别从尊重自主原则与不伤害原则出发，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不同态度。
3、社会公正问题
安乐死中关于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的争论反映了各个利益相关方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博弃。各个利益相关方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另一个是富有的人与贫穷的人。显然，一定社会的社会资源总量都是有限的，那么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就会成为一个社会所必然面临的问题。目前我们的社会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存在着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富有的人与贫穷的人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的问题。发达地区和富有的人凭借其财富优势占有占用一多半社会资源，而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则由于其财富上的劣势只能占有占用少量社会资源。由于这种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问题的存在，其必然使人产生对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能够享有足量社会资源的担忧，进而认为安乐死可能成为剥夺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享有社会资源的新方式。
4、人性中的非自洽性
人性中的非自洽性是指人性自身固有的矛盾性和人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偶然性使得人性并不能满足任何理论上所设想的逻辑完满性。但在理性主义的背景下，出于理性的选择和行为才被视为是可理解的和可靠的，由此导致了对出于非理性因素的选择和行为的忽视、曲解和否定。在关于安乐死的第四点争论“真实意愿与情境选择之争”里集中表现了对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人的伦理决策能力的怀疑与不信任。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这一点。
第一，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安乐死之所以能够获得支持，是因为患有不治之症并遭受不可忍受痛苦的人是值得同情的，因此他们寻求安乐死的请求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即他们面对疾病和痛苦不得不作出求死的选择。而反对者给出的“活着总比死好”的理由也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将安乐死的最终结果理解为死亡这一事实。显然，在生与死相对立的前提下，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都无法提出无理由地放弃生命的有效根据。因此，放弃生命一定出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也就是“无奈之举”。
第二，放弃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原因具体到安乐死的支持者那里，就是患有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并且这一值得别人同情的原因更进一步肯定了“活”的善与“死”的无奈。但是在反对者看来，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与安乐死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个人如何选择的问题以及选择是否可靠的问题。
第三，前边已经确定，在安乐死的支持者看来，选择安乐死一定是出于不可抗拒之原因，也就是说别无选择或这种选择出于某种必然性，最为重要的是病患者本人令人同情的遭遇似乎使得他们的求死选择能够被道德承认。
反对者似乎对此存有疑虑，认为人的选择应该是出于纯粹理性的才是可靠的，但病患者的选择很可能会因为服药与否、疼痛加剧与否、医生的诊断正确与否、医疗水平的提高与否甚至病人的情绪正常与否等因素而发生改变。很显然，反对者的意见使得支持者最为重要的理由“自愿”变得不那么可靠和真实，但同时反对者的意见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选择不仅仅是理性与必然性的表现，恰恰相反其中充满了偶然性与非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人性中潜在地存在着对社会理性规则的破坏性因素，这些人性中的非自洽性并不因为同情心与理性功能而自己消失，反而时刻影响着人类理性的正常运转。
5、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
在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下，害怕因为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而背上不孝的罪名，这种担忧本身只表明了传统“孝道”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两点：
第一，“孝”是为人们所认同的伦理价值取向。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孝”文化由来己久，并且与政治关联密切。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孝”的社会政治作用的明确记述，如《论语?学而》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意为一个人只有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在外才不会犯上作乱，做出有悼礼法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每个人既是家族成员，又是社会成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家族关系扩大而成。一个人正是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开始，不断扩展，达到爱朋友、君王，以致爱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所以作为处理家庭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孝”，既是家庭关系的重点，又是扩展社会人伦关系的起点。这样，个人被牢固地固定在了家族——国家这一整体、集体的利益链条之上，并产生了一种个体对家族——国家的牺牲意识与服从意识，即只强调个体对家族——国家的义务价值。因而现代安乐死对于自身权利被尊重的要求往往会遭遇到极大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的阻碍。
第二，“孝”中所包含的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使得个体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安乐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由于现代安乐死所要求的是人工干预死亡过程，而且在直观上，发出安乐死请求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依然被称为活着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要求会被子女或晚辈当成是处死的请求，难以接受，即会获得“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但父母或其他的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出于自身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子女或晚辈应该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实践表明，子女或晚辈大多拒绝了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很明显，这种拒绝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要求安乐死者本人的利益而使子女或其他晚辈符合外在的积极道德评价为代价的。由此，“孝”与“不孝”除了强调被尽义务者的需求外，更加取决于一种外在的积极道德评价，即“孝”中包含有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也就是俗话说的“好名声”。

我姥爷肺癌住院的时候，我妈每天都去照顾他，有一天隔壁的小伙子突然心脏停止跳动，医生又是按摩又是电击，最后抢救回来了。在抢救过程中，小伙子的4根肋骨在猛烈的心脏按摩时压成骨裂，而小伙子醒来第一句话不是感谢，是：你们为什么救我，我刚才刚觉得有点舒服了，就又回来了。
我姥爷也是，最后瘦到皮包骨头，稍微摩擦，身上就会一片一片的淤青，要在床上垫上比床垫还厚的海绵才能入睡。肺癌晚期快到最后的日子是非常痛苦的，于是跟医院申请了几针杜冷丁，姥爷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药只是说：那是什么药啊，效果真好，打上就不疼了。但是几针根本不够用，疼起来的样子真不忍心看下去。有时候姥爷就喊：把我扶到窗户边上，我跳下去就行了。
姥爷死的半个月中，什么东西都吃不了，从鼻饲到点滴，最后连点滴，身体处于死亡状态。。只是还能喘气。。180cm的人不到40斤的体重，身体蜷缩一点都不像个人。。而医生说：我们尽力了。。而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在该不尽力别那么使劲显示自己是医生，自己救死扶伤的白求恩精神。

我非常理解希望安乐死的病人和家属，也真的感谢那些可以施行安乐死的国家能让病人在最后时刻走的有尊严。
也许JACK说的对，医院拖延死亡，就是为了医药费。。

杰弗逊在《人权文件》里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文明社会，当人的生命产生之后，即被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甚至包括这个生命的拥有者。但是我有我的自主选择权，我有我想要的生活方式，不论以何种方式来结束都是我要走的路，我活我的我死我的，又关你什么事。对于一个陷入生存绝境的人，你不知道，活着对于他们有多辛苦，因为你有健康，你有明天，你有希望，你说你能够将心比心，你能好好照顾这些人支撑到自然死亡那一天，而他们这样艰辛的苟延残喘的活着又何尝不是为了满足世人的虚荣的良心。对于安乐死的坏处所谓有志之士可以林林总总的列出一堆，却没有人能为绝望的患者做出最好的决定。我无法选择何时、何种方式来到世界，但我愿能平静而有尊严地在我需要的时候离开，这应该是生命权利的一部分。你凭什么干涉。

这个世界对于安乐死和协助死亡太过伪善，安乐死有他的规范和限制。我们鼓励坚强的生者，但我们并不应该排斥安乐的死去。不是要我们要轻生，而是痛苦的无法生活。Jack Kevorkian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医生，他站在病人的一边看到了他们的痛苦与艰辛，他做了这些人不敢做的事和不敢开的先河，或许那句生不逢时真是说对了，可是我相信，很多个很多个明天，当社会进步到那个阶段时，安乐死一定能通过法律合法化。

电影的主题对我这个素来支持安乐死的人来说谈不上有多么激动人心。
我倒觉得在这方面电影做的有点失败，因为反方同学们的观点都只停留在“概念”和“上帝”的范畴，而正方又是（在我看来）那么的理所当然以至于我不觉得还需要花2小时来说一下。相对来说《百万宝贝》最后一刻教练慈悲的决绝就有力多了。
好久没见阿尔帕西诺了，不得不说他演的太好了。女人香中，他的出色有一半要归功于角色的戏剧性，而此处，Jack几乎没什么演员相完全是一个执着固执的小老头。但也因为人物的朴素，让电影少了点激情没法牢牢抓住我。
电影让我最感慨的是米国的司法体系。
如上所说，对我而言，我相信人类有权利安乐死，我想不出理由为什么不。但是在一个系统中，我个人认为任何重大的决定不管在你看来是多么的合理多么的逻辑，系统本身都应该不含偏见的存疑，反应性的反对。
反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想想我们有多少次被某种伟大的决定绑架了，想想。再想想我们有多少次被自已为是坑害了，想想。
作为少数，如果知道有人和自己站在一起，相对来说就不容易被“真理”绑架，而自已为是者如果仅凭的是一腔热血，那在冷冰冰的司法程序中也会不得不细细衡量。
别让任何决定（紧急情况除外）全票通过，总得有人在一片赞扬声中举起反对的手。可能没效率，但事实上你并不确定。

        在我心中，阿尔帕西诺是神一样的演员，而同时，在看了最近几年他的一系列影片后，我又要无奈的感叹“看神变老”的尴尬。不得不说，最近几年，阿帕参演的影片不是平平，就是近乎烂片（看看我对阿帕如何热爱，都不忍直接说烂）。但是在今年，在HBO，在电视电影中，他难得的选中了《你不知道的杰克》这样一部，无论从他的演技积淀，还是人生阅历积淀来说，参演这样一部关于生与死的片子都实在太合适了。HBO的作品品质向来往电影标准靠拢，感谢HBO，感谢阿帕择片靠谱，我们终于又看到了他自如的展示演技，并摘下了2010年艾美奖的“迷你剧、电视电影”最佳男主角，这样的时刻，真的几年不见了。

        涉及“安乐死”题材的电影，相关佳作已经不少，比如曾经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西班牙电影《深海长眠》，也有淡淡的掠过这一素材的《百万美元宝贝》，事实上，我们谈起“死”更多是讨论“生”，如何看待“死”，也往往是由一个人如何看待“生”决定的。支持安乐死的人，常说的理由就是“人应该有选择有尊严的死去的权利”，过去的更多作品，往往是从“寻死者”的角度，表现他们的感受，而《你不知道的杰克》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以一个安乐死执行者的角度表现安乐死的方方面面。这个角度比起“寻死者”角度来说，优势在于它可以兼顾双向的情感表现，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安乐死执行医生对它的看法，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医生的视角，同时也可以看到“寻死者”的感受，而且因为医生涉及的病人更广泛和多样，也就让他的角度表现的这些希望了结此生的病人情感表现更加多样和具有冲击力。

        观看《你不知道的杰克》时，我同时想起了另一部英国电影《维拉•德雷克》。在那部电影中，老妇维拉•德雷克在做清洁工之余，还从事帮助一些未婚先孕的女子堕胎，这在当时是非法的行径，终于有一天事情败露，而她也站上了法庭的审判席。之所以想起这部影片，是因为杰克与维拉，一个帮助他人安乐死，一个帮助女人堕胎，看上去貌似不相关，但是实际上，他们又具有相通性，他们都是在帮助一些丧失了选择权的人们，让他们具有选择的权力。我们总是乐于分享那些与病魔做斗争的故事，但是在传播这些故事的同时，更多的似乎是在传播一种精神，而非对病人苦痛的真正关怀，仿佛，对他们的苦痛的描述，只是为了后来那种医学奇迹的铺垫。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伪人文关怀，它先入为主的要树立一块“奋斗不息”的丰碑，而非真正关心人本身，仿佛这种精神就是要给病重的人们一个“要坚强面对”的枷锁。杰克在协助病人执行安乐死前，都会对他们录像，让他们或者亲人表达自己的痛苦和选择，这本身就是令人感动的举动，终于，人的苦痛被放在中心位置，你会感到，痛不欲生同忍痛求生相比并没有高下之分，他都是个人的选择，个人为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或是继续延续的方式。作为那些绝症患者，他们最大的痛苦在于，他们病重的身体已经不听自己的使唤，“自杀”本身已经成了自己无从选择的一个方式，而无论家人还是医生出于感情或是道义，都很难做出放他们死去的选择，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被剥夺了选择权的不幸的病人。与病重之人类似的，维拉面对的是一些怀孕的女人，她们看似可以自由行动，但是由于法律禁止堕胎，由于安全的堕胎又有技术门槛，所以她们实际上也是被剥夺了选择权的女人，他们同样被社会给予了一个要“坚强面对”的枷锁，被迫去承担本未准备好的责任。

        无论身体机能，还是社会环境，都让一批人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杰克与维拉的可贵也是争议之处就在于试图以个人的努力去纠正这样的不平衡。维拉走上帮助年轻的女人们堕胎的道路更多出于一个老妇自然的感情轨迹，希望帮助这些可怜的女孩。而杰克与之相比，有着更大的雄心，在医院就职时，就秉承这安乐死合法化的理念，在退休后，没有了体制内的束缚，他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了争取安乐死合法化的道路，甚至亲自实践。由于法律的约束，杰克和支持者不得不选择一种钻空子的方式，设计专门的设备，让虚弱的病人可以亲自启动为自己注入试剂。而这一举措却也无意中更强化了安乐死的价值，从整部影片，我们看到那些病人从有意愿，到与杰克沟通，直到最后的执行，无一不是自己的选择，杰克正是那个给他们搭建了实现自己愿望平台的人。在安乐死上，我从理念上一直持赞同立场，但是技术层面上也有如何正确理解和传达病人正确意图的担忧，而从本片中，杰克表现出了其良好的医德，我们看到有几个案例，他在与对方沟通后，拒绝了病人的安乐死建议，指出了他们只是情绪上的沮丧。杰克对病人的判断也将“医德”问题引出了更立体的思考，在医学领域，无论“希波拉底誓言”还是“南丁格尔誓言”，都表现出了以病人利益至上的立场，但是在后来却被很多人在批驳安乐死时，单一强化出医生应该为病人“求生”。但是，在一个病人希望以最小痛苦结束自己生命时，痛苦的活着难道还是病人的利益所在？所以，为了真正维护病人的利益，需要的恐怕不是条件反射似的反对寻死的病人，而是真正去与病人交心，体察他真正的诉求，而杰克的做法正是一种医德的表现，他尽管有着让“安乐死”合法的目标，却没有因此丧失理智，冷静的与每一个病人沟通，去了解病人真正的利益。

        有时候，我们过于将“生”与“死”对立起来，是的，“死”代表着从物质世界的消逝，它令人感到恐惧，但是它又是每个人必达的生命彼岸。所以，“死”也是“生”的延伸，那些希望安乐死的人们，其实也是一种求生，他们求的是有个自己选择的“生”的终点，和“死”的开端，对于他们的选择，我们难道不该给予更多的尊重吗？阿尔帕西诺在这部影片中，表现了一个有些驼背的老态的医生的挺拔立场，他关怀每一个个体，同时又显得偏执，甚至到了最后只身直接去向体制挑衅。同样的老牌影星苏珊•萨兰登在片中也献上了精彩的表演，作为杰克的支持者，当她也终于发现自己身患绝症时，也选择了安乐死，选择了让最好的朋友送自己生的世界最后的一程，这份选择和信任令人深深感动。从维拉•德雷克到杰克•科沃基恩，他们在争议中为个体带去了选择的权利，争议伴随他们一生，法律也给予他们制裁，但是，无论他人怎样看，他们激起的不同观点的碰撞本身就在推动着更多人思考这些禁忌的话题，这也是他们启蒙的价值，这也为今后的改变积蓄着令人充满信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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