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特快

更诚实的情书

刘瑜

看了一个电影Secuestro Express，拉美的犯罪片，讲的是一伙罪犯绑架一对有钱情侣的故事。有点黑色喜剧的意思，但我却是越看心情越沉重，看到最后，有种找间小黑屋子，缩进去、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把头埋进膝盖里、再也不出来的愿望。每次极端郁闷的时候，都有这种冲动。

委内瑞拉。关于委内瑞拉，我知道什么呢？南美洲偏北的一个国家？总统好象是个反美斗士叫查维斯？前一段有过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一个石油出口国家？唯一不需要划问号的知识，就是委内瑞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正如无数亚非拉国家的无数人民。

每次走在我家门口的公园，看到三三两两的人牵着狗溜达、带着耳机跑步、铺着毯子在草地上读书……都有种“国泰民安”的感慨。然后，会有那么一个瞬间，又想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一小撮”人能够享受这样的生活。绝大多数的人，中国的，菲律宾的，泰国的，刚果的，都在手脚乱踹地挣扎。然后，在那个瞬间过去之后，又会继续在公园里散步，心安理得地嵌入这国泰民安的美好画面。

事实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而Secuestro Express这样的电影，就是掐着你的脖子，掰开你闭着的眼睛，让你注视这个伤口，在你的耳边吼叫：看着它！不许动！看着它！

于是，我不逃避了，开始注视这个伤口，想：在这个暴风骤雨的世界里，怎样为自己装聋作哑的生活辩护？一个小孩在你眼前的池塘沉溺，而你见死不救，这是一种罪恶，那么如果这个池塘在更远的地方呢？仅仅因为那个池塘离得稍远，你就可以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难道一个人的无辜可以仅仅因为他近视――或者――选择近视？觉得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的痛苦，与你相关，这到底是一种自作多情，还是一种必要的责任感？

Secuestro Express是一个恐怖电影。虽然其中没有"ring"里面的幽暗天井，没有"Shining"里面的恐怖楼道，没有"沉默的羔羊”里面的变态杀手，它却比所有这些恐怖片更恐怖。Ring或者Shining里面的恐怖是来自想象，所以观众不会真的害怕，因为你知道把悬念的包装盒一层一层拆开之后，里面会有一张心型的卡片，上面写着“魔鬼已被干掉，请回到你的舞池”。你知道当你走出这个电影院，你所刚刚经历的所有恐怖情节，都会在温柔夜空中烟消云散。而Secuestro Express的结尾，没有埋藏着这样一张心型卡片。它所讲述的恐怖，并不在温柔夜空中消失，相反，它跟踪你。它象一个突然从某个角落窜出来的彪形大汉，告诉你你欠着它一大笔钱，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说到底，它恐怖，是因为它现实。而这个现实，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听到的一个词汇：阶级斗争。

印象最深的，是女主角Carla和绑匪之一Trece坐在地上的一段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Why do you do this to me? I volunteer in a Catholic school, helping children, and you’re doing this to me?” “Who told you to drive a fancy car?” “Why? Why is having money a sin? My father works hard.” “It’s not about your money. How can you expect not to be hated while driving a fancy car and wearing a fancy dress in a starving city?”

可惜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大意如此。两个人争论了一会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电影残忍的地方就在于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指出谁是“坏蛋”。穷人说是贫困导致了所有问题，所以他们是无辜的。富人说他们勤奋工作，把握机会，所以他们也无辜。每个人都无辜，而无辜的人在罪恶中相遇。我们习惯于这样的思维：干掉那些坏蛋，幸福就会降临。而杀人是多么简单的事。杀人甚至可以是充满美感和快感的事。对于一个充满了壮志豪情的斗士来说，最恐怖的，就是没有了一个明确的“斗争对象”，而这就是当今“阶级斗争”的形势。

“阶级斗争”曾经是多么豪迈的一件事。格瓦拉，游击队，红色旗帜高高飘扬，刑场上临死前的振臂高呼。现在却象是一笔做不下去的生意，负债累累，人去楼空，只剩下几个混混，在空空的旗杆下面，靠着绑架、人体炸弹、恐怖袭击做点“小偷小摸”的买卖。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地图，历史重新变成了漫无目的的流浪。

想起有一次开会，听见有个学者公然为文革辩护，说文革是穷人对精英的造反，所以它是对的，好的。我当时站起来问：为什么位居社会上层本身成了一个罪名？为什么贫穷是一种德行？难道社会分层不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

现在，我听见Carla,这个委内瑞拉女孩，在一个悬疑片中，问出几乎一摸一样的问题。

相比回答这个问题，杀人多么简单。

又想起国内网站上掀起的几次“风波”。宝马事件，郎咸平事件。那么多人站出来义正词严地谴责富人的罪恶，那么多人可以在对事实的细节缺乏探究和了解的情况下坚定表态。也许所有义正词严的人在义正词严的片刻都能感到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息，从而减轻自己面对那个血肉模糊的伤口时的愧疚感，然而如果英雄主义的前提是一个卡通化的世界观，我宁愿不做一个英雄。我宁愿做那个罗里巴索地说着“虽然……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大概……也许……”的小人。总觉得在“英特纳雄奈尔”的悲歌消失以后，这个世界的得救，需要的不再是振臂高呼时的豪迈，而是一个外科大夫对待一颗跳动心脏时的纤细。

我自作多情地认为，自己和escuestro express的导演 Jonathan Jacubowicz之间，分享这种纤细。

我家墙上有个大招贴画。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切格瓦拉的头像。经常有来我家的客人问：哇，革命家啊，你是不是特崇拜切啊？然后我就指着那个招贴画的右下角说，你看这副照片的角落，还有一个要饭的老头儿乞丐，坐在地上打瞌睡，我喜欢这个招贴画，不是因为喜欢切，而是喜欢这个对比。

对比。一边是切格瓦拉铿锵有力的、充满希望的表情，一边是那个乞丐懒洋洋的、绝望的姿势。这个贴画在我眼里，也是一个心型卡片。虽然这个卡片上字迹难辨，信息模糊，却是一封更诚实的情书。不错，我欣赏切，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同时，相比一个英雄对一个穷人的拯救欲，不知怎地，我总觉得，一个穷人对一个英雄的嘲讽里，有着更加无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