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恶信件

平易近人，不玩花活，注重传统叙事、剧本、人物塑造，属于近年少见的既有公共价值，又有娱乐价值的大众小成本电影。

影片前三分之二极扎实，用朴素、幽默、生动的语言勾勒出社区内的矛盾冲突，把父权制的压迫从家庭(女主线)、工作(女警线)、再到社会层面(女二线)由点及面地揭露出来，并通过女主对父亲的咒骂、女警立功重获认可、女二沉冤昭雪实现反抗父权的大团圆结局。

然而可惜的是，影片极有潜力的另一条线索，即重建社区团结和调和文化战争的可能性，在影片后三分之一越发黑白分明、善恶对立的情节中走向消弭，保守派被完全塑造成了搅黄叙事的、蛮横的、或道貌岸然的负面形象。影片以某一方的大获全胜及女主用恶语直抒胸臆后的仰天长笑收尾，无疑是大快人心的爽文叙事，在我看来却近似《三块广告牌》和《小丑》里熊熊烈火和《绑架》中将教皇的棺材推入台伯河的狂欢，渗人、令人不安。

这一走向可归咎于后程中的一些可商榷的设定/情节设计。首先，骚扰信皆出自女主之手，这其实将怨恨发泄者的帽子完全扣到了保守派的头上，如果女主仅仅是一气之下写了意外害死母亲的那一封，而大部分信件其实都由不同人书写，影片的批判和复杂性就可能提升到完全不同的水准。第二，警官在试图揭露真凶的过程中，向女主的朋友(牌友)寻求并获得帮助本身是不太现实的，此处必要的或许是展现女主在与她人互动时表露出的一些缺点或女二待人接物时的优点。第三，儿童视角被完全浪费，考虑到女主与女二之间本身存在的友谊，以及保守派比较淳朴好客的特点，在女二入狱期间，女主可以代为抚养女孩，以启发跨文化背景的互相理解。第四，女主遭受父权压迫的困境和女二隐瞒过去历史的谎言对于彼此处境的互相理解并无推动作用，反而成为彼此间接互相伤害的软肋，人物关系的发展由此完全被意识形态和利益驱动，而非成为彼此互相理解的温暖基石。我就不由得想起《三块广告牌》里警长寄出的三封信，广告商小哥递上的那杯橙汁，和麦克多蒙德看到警长吐血时脱口而出的“babe”。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一种更不顺拐也更有挑战性的写法：当一个保守派如果搬入一个以自由派为主流的社区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冲突。

或许是创作者的自由派立场限制了其跳出框架思考关系发展的其他可能性的想象力。影片中所有的问题追根溯源，都是保守派的问题。作者对互联网/日常生活中非理性的言论和情感发泄没有明显的反思意识，甚至有以此为乐之嫌。这是本片与《老橡树》、《三块广告牌》及《绑架》的差距。邪恶信件之邪恶无疑包括父权制、传统秩序催生出的怨恨和恶意，但身为自由派的我们难道也要寄出“邪恶信件”以示反抗吗，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吗？或者说，目前互联网中的“邪恶信件”及其象征的戾气，是保守派的专利吗？

在极化愈演愈烈的当下，比起仰天长笑的大快人心，更珍贵的或许是肯洛奇的呼声：“eat together”。很感谢影片中的小女孩拿起的不是信件，而是吉他。真诚地希望，自由派和保守派能一同走进影院，坐在彼此的旁边，在影片中重拾彼此理解、共同行动的希望和信心。而这一切的前提或许正是：放下成见，面对面地好好说话。

影片里，女主角Edith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她不是那种传统电影里柔弱、需要被救赎的女性形象，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个性和力量的角色。

她的故事，就像是在告诉我们，女性可以是复杂多面的，她们有自己的思想和选择，而不是别人眼中的“疯女人”或者“天使”。

电影里的洗衣房，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其实是个隐喻。它代表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和责任。

洗衣服，这个日常的家务活，其实是个重担，但往往被忽视。电影通过这个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辛勤付出，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对这种付出的忽视。

还有那个女警的角色，她的线也是挺有意思的。她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展示了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的双重压力。

这部分内容，虽然不是电影的主线，但却是很多女性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电影里的幽默和生动的语言，也是一大亮点。它没有用那种高高在上的说教方式，而是用接地气的对话，让我们在笑声中思考。

这种处理方式，让人感觉很舒服，也更容易接受电影想要传达的信息。

最后，电影的结局，Edith父亲那张惊恐的脸，真是让人印象深刻。这一幕，就像是在对那些固守传统观念的人说：“看，你们错了。”这个结局，既有力，又让人深思。

总的来说，这部电影给了我很多启发。它不仅仅是娱乐，更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它告诉我们，女性不应该被简单归纳，她们有自己的力量和价值。这部电影，值得每个人去看，去思考。

文章来源：电影咖啡 觉得值得一看，想看原片的可以去公众号：电影咖啡 免费无套路，不用谢

似乎女主的故意针对性，也并不是那么强。是故意陷害rose吗？也不像啊。恶作剧让她心里爽一阵，也给她换来牢狱之灾，仍然有扭曲的快乐吗?

看她坐上囚车，依然哈哈大笑，所以是疯了？

这么作，肯定不是我的菜。

各种作片，作天作地归于作人吧

没什么营养。看的也不爽。更不值得，也不想回味。

更像是请了一帮有演技的人，演了一段泡沫剧。

电影中有几个晾衣服的镜头，Edith带着神父试图“感化”Swan的那一幕，就发生在晾衣服的后院。

洗衣服一项是件麻烦事，但又不能不做，毕竟干净的衣服不会凭空出现。如今我用washer+dryer洗衣仍嫌麻烦，因为很多衣服直接烘了就会皱成一团，还要花费时间去熨烫。只好洗完先分类，要湿晾的晾，烘干的烘，最后还要挂好叠好收进衣柜。

记得大学同寝有一个同学，她嫌公共洗衣机不干净，每周都要花费几个小时在水房又搓又洗又晾。看得我心有余悸。当然，她只在夏天这么干，秋冬时就把脏衣服装一大袋，去同城的亲戚家洗了。

尽管现代洗衣机的雏形19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但它要在二战后才会大规模地进入欧美家庭。在1920年代的英格兰小镇，这项工作只能通过人力来完成——他人的或自己的。正如另一条影评中提到的“抹大拉的洗衣房”一样，以洗衣为生，是苦役。

当然对于绅士们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毕竟就算请不起女佣，他们也可以让女儿来做这份工作。

而女警Moss说自己不能结婚，依据的是1927发布的marriage bar——禁止女性在婚后工作。尽管英格兰19年后废除了这项规定。但Marriage bar在欧美各国的许多行业迅速蔓延，很多持续到了五六十年代。同一时期，家用洗衣机大规模进入欧美家庭，而英国女性的就业率也在这一时段大幅上升。

被困在家庭中天使，也终于有机会，走出门看看。

看完之后，觉得这是一部颠覆了男性笔下疯女人VS炉边天使刻板印象的令人发笑的作品，最后Edith父亲那张惊恐的脸我能再循环播放一百次。好像在挑衅：你们真的知道我是谁吗？真的觉得女人可以被简单地归纳吗？会恐慌的吧，你们无法再判断。虽然这个问题很早就被回答过了，但这样甩在男人脸上真的很爽。

但回过头来，发现一个疑点：为什么rose要隐瞒自己“丈夫”的真相，为什么要逃离爱尔兰。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看的一本书Rebecca Lea McCarthy的Origins of The Magdalene Laundries: An Analytical History，非常详实地揭露了那段历史，抹大拉洗衣房。

男性文学中的设定照进现实，抹大拉洗衣房最早于18世纪由新教徒在英国建立，于19、20世纪遍布欧洲大陆、美洲、澳大利亚，作为收容堕落妇女的机构，引导失足女性重回社会，锻炼技能去工作/走入婚姻。在天主教盛行的爱尔兰，抹大拉洗衣房作为慈善性质的收容机构存在过很长一段时间，但在20世纪之后转变了性质沦为监禁和压榨“另一边”女性的工具。首先收容对象由妓女和道德有问题的女性扩大为妓女、未婚母亲（有些是被强奸被破怀孕：天主教不允许堕胎）、从工业学院转来的孤儿、智力或肢体缺陷的女性、以及被认为是诱惑对象的女性。而在这一边，天主教社会和爱尔兰宪法只承认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公民身份，作为贞洁和付出的形象。

在抹大拉洗衣房，另一边女性的处境由2012年近千页的《麦卡利斯报告》详细记述。自1921年爱尔兰独立到1996年，抹大拉洗衣房共关押了一万多名女性，强制她们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为了“洗清罪恶”，修道院则靠她们的免费劳动盈利，而对于未婚先孕，修道院则将出生的婴儿卖到其他地方（尤其是美国）以供收养。她们以赎罪的名义被压榨和虐待，甚至有人终生没能走出修道院。

Rose带着女儿逃离爱尔兰，掩盖自己是单亲母亲、女儿是illegitimate的事实，不惜撒谎称自己的丈夫殉国，可能也基于此，不愿意和女儿一起被抓回去收容在抹大拉洗衣房去赎罪以及面临母女分离的痛苦。

时间和年代也许无法严丝合缝地对上，比如电影里的是1920年代的英国，而报告里仅指出的是1921年后独立后的爱尔兰。James Joyce在1914年出版的《都柏林人》中有一段篇Clay，讲的是父母去世后被兄弟送来抹大拉洗衣房的Maria，在洗衣房将近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她没有犯过错，认真做事、与人为善、收养孩子，却受尽歧视。这一边和另一边界限分明，clay是诅咒、也是形成边界的标志。而在这背后男性隐去，几千年来分类女性的好处，免费劳动、时刻悬在头上的另一边的现实，无法团结。

Rose逃到了南边，仍受到界限的歧视，坚持我行我素，fuck the decorum. Edith在心中撕破了这个界限，通过一封封恶毒的小信。反抗、反抗，光明正大的、和暗中操纵的，最后在两人笑声中合力。

历史、文学、现实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四两拨千斤甩了父权制一巴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