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与贼

先提一句，看到Bertil哭的那一瞬间，我就哭了，这种救赎真的力量太大。

再提一句，有点让我想起了周浩的《龙哥》，但这里不再是using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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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朋友和Bertil很像，一样的瘾君子，一样的热衷gangsta shit一样的遍尝drugs，一样的整天不知所云，一样的随时玩失踪，一样的孤独失落又假装坚强，甚至袭警被关在精神病院，哦对了，他还是个精神分裂。

他的朋友都不能理解他，甚至离他而去，当然，他也看不起那些朋友的所谓“成熟理智”，到最后，他好像只剩下我。

他总来找我，两人一起聊天听歌瞎逛，甚至曾经我还和他一起smoke weed…到后来，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对劲，我根本没法和他正常沟通，我也没法分辨什么时候他是用过药物、什么时候是清醒的（也许他从没有清醒过）。

我对他也开始变得敷衍，每次在一起都希望他快点回去，大概他也能看得出我的不耐烦，总会微笑着说：“那什么，我先走了。”然后摇摇晃晃地、不失groovy地从我面前离开。

有一次，他再次看出了我的不耐烦，也照旧和我辞别，女朋友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和我说，他是不想走的，你为什么不留他多待一会？然后女朋友就对他说：“这么快就走？再玩一会吧。”

他眼睛放出了光，说：“真的吗？”

那时候我才知道他有多需要陪伴，只不过我太自私了。

我是个基督徒，一直想要找办法去帮助他，说得圣母一点可以理解为「救赎」，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

半年前，他又失联了，后来被告知是因为团伙贩毒被警察逮捕，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要关多久，我想大概三四年吧，不知道等他出来的那天，我是否准备好去救赎他了呢。

对不起，偏题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画家是个当代艺术家，来自捷克。

小偷不止是个窃贼，还是个瘾君子，惯犯。

他们本来毫无交集，直到2015年的一天，画家接到电话，说小偷和一个同伙从挪威奥斯陆的一家画廊偷走了她的两幅画。

被盗的画作“Chloe and Emma”

被盗的画作“Swan Song”

画家感到很困惑，因为她并不出名。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得到她的作品而决定违法。这一切对她来说都很不合理。

小偷很快被捕。他交代不出画作去了哪里，因为他当时嗑high了药，什么都不记得了，对自己行为的动机和事情发生后的一切事情都一片空白。

当画家走进法庭，看到小偷独自坐在那里，同伙不在现场。他充满了悔恨、悲伤和脆弱。

画家的眼里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小偷，不是罪犯。

于是画家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她希望小偷成为她的模特。

画家给小偷画了一幅肖像。

画中的小偷拿着一杯红酒，试图把杯子里的脏东西弄出去。那是画家眼里，小偷摘下面具的时刻。

小偷看到自己肖像的那一刻，是他们情感建立的开始，也是小偷人生的转折。

小偷没有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直面自己，更没想过画家透过表象看见了他的灵魂。

这是小偷人生中第一次感觉有人看见了他。

片刻的呆楞后，小偷失声痛哭，最后泣不成声。

小偷当然不止是个小偷、惯犯、瘾君子。那些看似粗粝不羁甚至令人生厌的外表下，掩藏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备受折磨的灵魂。

小偷有一个不幸而孤独的童年。他的母亲在他8岁的时候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和父亲分开了。他是唯一那个被留下的孩子。而父亲整日忙于工作，小偷就只剩下了自己。

小偷18岁的时候有个13人的朋友帮，大家生活环境都差不多，现在就只剩下两个人了。有些人被杀了，有些人自杀了，有些人死于毒品。于是小偷进入了一个势力庞大的黑帮，开始了贩毒吸毒，刀口舔血的生活。

画家也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艺术家。她的灵感来源总是与黑暗、死亡、人性密不可分。她认为艺术不应该是仅仅是给人带来轻松快乐的装饰品，它应该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快乐，这种快乐有时来自于不那么积极或不那么快乐的事情。

画家第一次直面死亡是在10岁的那年。一个倒在布拉格大街上死去的男人，让她为其中的艺术感而着迷。

画家的前男友有家暴倾向，她从他的魔爪下逃生，和现任男朋友定居在了奥斯陆。

那些黑暗在她的生命里留下了痕迹，也在她画作中留下了情绪。这让画家很难声名大噪，因为她的作品黑暗到大多数人都不想买走挂在墙上。

所以画家并不是什么阳春白雪的艺术家，她很穷，穷到难以维持生计。

小偷和同伙偷走的那两幅画，也正是画家最著名的两幅画作。没有它们，甚至大部分画廊都不愿意接受她的作品展出。

于是并不体面的画家和被所有人放弃的小偷，透过彼此的双眼看见了对方赤诚的灵魂。

画家决定画一幅小偷和他的女朋友的画像。

但在小偷在对戒毒的抗拒中，女朋友也离开了他，打包了他的全部行李，把他赶出家门。

又剩下孤身一人的小偷重蹈覆辙，偷了一辆车，被警察抓捕时拒捕，最终车祸重伤入院。

画家带来了关于小偷的另一幅画作。这一次，小偷没有再次失控哭泣，而是报以会心微笑。

小偷出院后进入监狱开始为期1年的服刑。

出狱后，他开始去学习成为一名护士；交往了新的女朋友，是一名女校长；他的人生轨迹彻底发生了改变。

画家联系到了小偷的同伙，在一个黑帮分子的地下室里，找到她遗失的其中一幅画作“Swan Song”。她又可以开画展了。

画家和小偷一起把这幅曾经遗失的“Swan Song”装在画框里，又一起把它连同那些画着小偷的画作挂在展厅的墙上。

那副以小偷和前女友作为原型的画作，画中的前女友被画成了画家自己。她透过画面，看到了它与那副至今依然遗失的“Chloe and Emma”的联系。

纪录片《画家与贼》获得了2020年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最佳创意叙事奖。这个故事还即将被改编成故事片。

画家Barbora Kysilkova因为这部纪录片收获了更多喜欢她的画作的人，小偷Karl-Bertil Nordland也不再是个小偷。被暴露在荧幕里的那些时刻，永远的改变了他们两个人的人生。

-END-

原创：艺小萌

首发于公众号：会点儿电影

参考资料：

「1」Doc Star of the Month: Barbora Kysilkova, 'The Painter and the Thief' , BY IDA

「2」‘The Painter And The Thief’ Director Benjamin Ree On The Scene That Gave Him An Asthma Attack, BY DEADLINE

「3」Interview: Benjamin Ree, Barbora Kysilkova and Karl-Bertil Nordland on Shifting Perspectives with “The Painter and the Thief”， BYTHE MOVEABLE FEST

“单是默然相遇,一个灵魂就可以对另一个灵魂发生影响。”

《歌德谈话录》里有一段讲到预感。偶尔人与人之间会产生一种奇妙的磁石般的影响力，根据遇见对象的气质产生自动吸引或抗拒力。灵魂的触角延展到身体范围之外，仅凭借意志力制造出一种特殊的气氛。神秘而飘渺的心电感应。

就个体间的气场而言，区别于荷尔蒙刺激下的情动，恰如两股力量进入特定场域后经过相互干预形成的同步共振。源自共同事件中的回忆、天气、光线、场景或者身份均可能促成类似的神交。比如一场关于艺术品偷窃的庭审，比如两件被盗的绘画，以及监控视频中出入无人之境的小偷。艺术家与盗窃作品的瘾君子被置于正义审判的天平两端。在传统叙事中他们本应对立，本应排斥。就像《金衣女人》中玛丽亚为了家族收藏可以与母国对簿公堂，《盗走班克斯》里班克斯（Banksy）在社交媒体上把偷画商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是《画家与贼》的镜头却记录下一段更微妙的人性连接。艺术家Barbora主动走向偷窃作品的小偷，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做自己的模特。她用行为驳回了周围人和场外观众探究的目光，仿佛在说：瘾君子为什么不能成为艺术？

为英雄人物和圣人绘像可供后世膜拜，创作人民公敌亦是为了警惕民众。直接用自己的“敌人”入画则颇为罕见。即算不上有效的惩戒也未必能讨好对方寻回作品，Barbora亲手打开的潘多拉魔盒，里面射出的弓箭是要拯救还是要复仇。《画家与贼》在开篇便设置了一个悬念。从另一种角度看，或许这就是大部分人无法用逻辑理解的交感，它能在两个身份和道德位置悬殊的陌生人间识别出只有彼此才能感知的气场，建立外人难以领会的默契。

纹身

像所有混街头帮派和走私毒品为生的瘾君子一样，Bertil身上遍布图案繁琐的纹身。它们由玫瑰、五星、蛛网和面具组成。锁骨下方则是一串隐含威胁的短语。这种颇具侵略性的符号令人联想到罪恶、暴力和死亡等阴暗面。没有什么人会像Barbora一样对它们产生热情，在电脑上认真研究它们的含义，痴迷这些图形在肌理上呈现的艺术张力。Barbora以Bertil作为对象的创作全部与这些纹身有关。其中一件作品中Bertil的手指正探入酒杯，手背上盛开的玫瑰烈焰似融化为杯中红酒。七朵玫瑰是伤痛的印刻——Bertil破碎的家庭历史进入我们的视野。父母的离婚和亲人的流散让他的童年在动荡不安中度过，成为永远都无法追忆的爱。Bertil上中学时表现优秀，热衷帮助弱势群体。成年后却轻易就堕落成瘾君子。大起大落的经历折射出消费主义浪潮中毒品、性和暴力如何吞噬与消耗擅长逃避现实的亢奋一代。

Barbora的男友一直质疑她选择盗窃犯作为模特的行为，这同时也成为观众的困惑。在Barbora翻阅Bertil这段青少年历史时，她延伸了这样的联想：在一种设定下Bertil成为了当下的模样，但另一种设定里他也可能成为挪威的首相。这个提问不在于纠结什么导致了Bertil的命运，而是关注Bertil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在这种思考前提下，Barbora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了Bertil的状态。白衫与黑框眼镜，成熟自持，戾气全无。Barbora不仅看到Bertil疯狂背后的卑微与脆弱，还看到了某种美的东西。但不是美化他作为边缘人群的形象，而是试图为迷失的灵魂找回“尊严”。

电影接近尾声时， Barbora完成了与Bertil合作的最后一件作品。画中的两个人物在沙发上相互拥抱，女人的后脖颈处有一枚同心圆的纹身。当摄影镜头画面切入Barbora身后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女人其实就是Barbora自己（最初这个女人形象是Bertil前女友，但电影中期已结束关系）。一个非常巧妙的替换，一场灵魂交融与对话后的友谊升华，同时也是对抗黑暗和迷茫后与自我的和解。

镜像

Bertil：“当Barbora在看我的时候，她忘记了我也在看她。”

《画家与贼》的确有两个故事要讲。一个是监狱常客，麻烦不断的黑帮分子。同时也是一个木匠零工，有个相爱的同居女友。另一个是被迫逃离柏林定居挪威的艺术家，同时拥有媒体的关注和窘迫的负债。电影多次转换叙述视角，又不停转回那个最基本的问题：不在乎谁是艺术家谁是小偷，而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别人，同时别人又如何看待我们。这两者间的落差集中了人类身上存在的所有复杂性。

Bertil的讲述让我们得以更客观地深入Barbora的个人历史，去探索和印证我们的怀疑：为什么Barbora能够在这个偷盗事件中去接受一个损害过自己利益的人？随着Bertil的独白，电影插入了一段Barbora早期的采访，她在柏林被前男友家暴的经历随之浮出水面。她内化这种暴力的方式就是将身体的伤痛作为绘画的动力，将创作做为反抗的形式。因此在很长时间里Barbora都沉溺在畸形的虐恋中无法自拔。而她的代价不仅在于身体的伤害，更在于自信心备受打击。她没有意识到将懦弱、疲惫、逃避与所谓的创造和爱混为一谈其实是对自己的压榨与剥削。她甚至也不信任女权运动可能带来的平权。这种斯德哥尔摩症状不该被视为一种个人的失败，而是多重社会问题的缩影。原生家庭缺席、法律的漏洞、媒体的偏见、福利缩减以及保障机制失灵等所有可以想见的制度问题。

Barbora的经历无非是Bertil人生的另一种呈现方式。Barbora对伤痛和死亡的迷恋与Bertil的瘾症和自我放纵行为如出一辙。他们都缺乏人生的规划，社恐，带有天生的自毁倾向。脱去艺术家与小偷的社会身份，他们本质上是同一类人。Barbora和Bertil就是彼此的镜像，从对方眼中照见那个残缺不全但是真实的自己。

圣痕

圣痕也称作圣伤。指那些在手部或头部出现的类似基督受难时留下的圆形伤口或者出血现象。圣伤令人们联想到宗教的虔诚以及对“神选”的执念。

遭遇车祸后，Bertil的手背上留下一个明显的伤痕。情绪兴奋的Barbora立刻将这道伤疤联想为圣痕，并作为自己新的创作灵感。而电影也逐渐浮出一个伦理疑问，艺术家是否是在利用小偷身上的痛苦遭遇？Barbora或许是这段友情的开启者，但我们不应忽略Bertil的主观能动性。这段“节外生枝”出的关系实际上是无法提前规划或预知的。Barbora为Bertil的治疗奔波，购买营养品，甚至带他去庆祝圣诞节。而Bertil也向Barbora开放自己的住所和满屋的“艺术收藏”（可能是Bertil在黑市上交易得来，电影没做进一步交代），与她分享自己的感情生活。两人的关系逐渐超越了最初以绘画创作为唯一目的的事实。他们在相互了解、交流及艺术生产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日益密切的信任，甚至成为隐瞒“非法艺术品”的共谋（Barbora看到罕见原作但是并没有追问、质询或告发Bertil）。此时艺术家早已超出了其创作者的身份，成为朋友，观察者，记录者和聆听者。这一切的基础便是Barbora与Bertil在漫长的时间中辨认出彼此标志性的伤痕，随之而来的相互扶助、鼓励则赋予两个灵魂追随对方的使命感和忠诚。随着纪录片的深入，这个信息的脉络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晰可辨。此时，影片开场时Barbora的“非理性”邀请行为越发显得神秘莫测和宿命感。

在一众2020-21年发布上映的影片中，众多佳作都在集中回应暴力抗争，种族和性别运动等社会热点，反思由于压抑与隔离导致的越来越难以沟通的成人世界。对比之下，纪录片《画家与贼》是一种不可感知的温和与低调，是身边触手可及的平民主义者。并非电影中的人物没有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消费主义的影响，相反，他们正是家庭解体、父权制度和经济债务的受害者。作为边缘人群以及少数派，他们却以非暴力的方式展开生命与认同的课题，一方面使得这部纪录片无法抹去成长片的影子，另一方面也在触及和试探这种认同的内核是什么。

当Bertil被问到为什么要偷画时，他说：因为它太美了。

当Barbora被问到为什么要让小偷做模特时，她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灵魂，它是美的存在。

虽然这两段话出现在毫不相干的段落，但它们就如河流中两个恒定的石块。当所有信息逐渐沉淀下来，石头就露出水面，成为潮汐涨落的指向。“美”才是Bertil与Barbora能够快速抹平过去差异，达成心电感应的重要原因。在Bertil认识Barbora之前他已经认可了她的美学观念，而Barbora在了解Bertil前就敏锐地察觉到他的独特性。在一个人承受制度性惩戒的绝望状态下，看似遥远或无用的东西，比如美，也可能让人感受到强大的心灵寄托。瘾君子也可以喜欢艺术，参与艺术并成为艺术。他的存在就是当下艺术世界一直试图囊括和拉拢的那个充满偶然、杂乱无章、内外勾连的复杂社会中的关键变量。曾经两度入狱的Bertil最终戒掉毒瘾，重新拥抱自由。加入社会再生产的劳动个体也印证了友谊之爱，灵魂之善意以及艺术之美对庞大社会系统中的普遍价值和成功论形成的解构与对抗。独立纪录片的吸引力正在于此，有些东西经过反复筛淘，它们自然会在关键地方浮出视线，而每个观众都能在各自的时刻发现它们。

Wee Journal

“我所有的缺陷都在夜里生长

然后在曝光中死去”

心理学视角观看与体会，脉络挺清晰的一部片子，如果补上女画家Barbara 儿时的成长故事，这段关系中的一切就都非常自然显在了，包括这种“神奇到略显荒谬”的结缘之始———画家失主在法庭上听到盗画贼一句话便放下追责心为其吸引，没有费解的部分。

这不仅仅是灵魂救赎的完美故事，人物间的关系与情感是复杂多元的。印象最为深刻的几个片段可见端倪：

1、画家展出后被盗的画作之一，《天鹅颂》中的天鹅不是出现在众所习以为当然，最为衬托匹配天鹅之梦幻般优雅完美的湖泊水面，而是在杂乱的草丛里，蜷曲脆弱着美与存在。盗贼在法厅上说，偷走它不为什么，就单纯觉得它很美。这个理由最大程度上说服的人，不是厅上其他人，而是画家本人，她从中看到了一个单纯的灵魂，大家包括她自己理解的它是在说盗贼Bertil ，而可能连她自己都没发现，她想看到的这个灵魂更可能是她自己的部分——很希望一种不携带评价与恐惧，而被看见的那种“自我”的存在。

2、Bertil两次看到自己的画像的反应（片首初识后不久的第一次，片中车祸后医院康复时第二次），无论是万分惊愕后的嚎啕，还是安全感充足的憨笑，他的反应都像个孩子，在让他感到被关注与安全的人与氛围面前的反应，尤其第一次，长期破碎游离的自我，面对突如其来通过超清晰具象化“被看见”而聚合呈现的“自己”，这种冲击与抱持双面的效应，我相信对他而言是非常剧烈甚至前所未有的复杂强烈体验。

3、Bertil车祸后医院康复时很努力，恢复得很快，Barbora来看他时，他兴奋地对她说：我的腿恢复得很好了！Barbora没有接茬，关注的是他手上的伤口与纹钉，她觉得它们很美，所以马上拍下了它们，并且在后来的画作中如实地呈现了它们。愈后入狱的Bertil独自思考自己的出现对于Barbora的创作意味着什么？他发现自己认识这么久，居然从未有机会和她说起过自己将近40年的人生中，也有阳光、健康、成功过的部分……这个点，Bertil在入狱过上清醒安全可控的生活后渐渐思考浮出水面了，Barbora的男友也清晰地看见了，唯有当事人Barbora沉浸在一天也不能分割的绘画（逃进创作以整合因创痛前因破碎防御后自我，支持自尊）中，未曾意识到过。片末她与出狱后构建平稳生活的Bertil吐槽说，与男友一起做的心理咨询让她觉得抗拒（因为它让她觉得自己很糟，很失控…）可见一斑，抗拒是对自我觉省后面对真实不耐受的防御。Bertil客观地鼓励她继续接受咨询是清醒真诚的友谊所为，这是对的方向，走下去，穿越伤痛的看见与哀悼，治愈与改变才有基础发生……

4、片末，画家与盗画者一起装钉失而复还的《天鹅颂》，布展，像是此片主题与人性救赎希望最点题的一场行为艺术。看见者回归，迷失者依然不知所踪，也许有下一个生命时机的门在等待。

本杰明·里的这部电影探讨了一起艺术品盗窃案的肇事者和受害者的故事。

仅仅因为故事的精彩就推荐一部电影，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画家与贼》就是如此，这是一部挪威犯罪故事电影，每一个场景都是戏剧性的大师级作品，人物是真实的，命运的逆转不可能不被卷入其中。故事作者的名字是谁呢？它就是命运。

影片的叙事由导演本杰明·里(Benjamin Ree)精心雕琢，但这是一部纪录片。可怜的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信条》(Tenet)，现在连奥斯陆艺术品盗窃案的年度最佳影片都算不上。

这位画家名叫芭芭拉·基西尔科娃(Barbora Kysilkova)，是一位在挪威首都流亡的捷克人，她的作品属于大型的、有点令人不安的照片现实主义，受到了足够的好评，可以在一个热闹的画廊展出。不过，她并没有出名到成为被抢劫的明显目标。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另一个难题随之而来。什么样的艺术品会让窃贼如此勤奋，小心翼翼地从画框上取下钉子，而不是简单地把画布剪掉？

而且还会如此草率地在监控摄像头前徘徊?在他被捕后，我们知道了答案：卡尔·贝尔蒂尔-诺德兰，这个奇异故事的另一半，一个有趣的瘾君子。当基希尔科娃开始自己的调查时，他的人物形象就变得立体了。

在法庭上，她走近他，介绍了自己。

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一些谜团——为什么贝蒂尔-诺德兰偷走了这些画，它们现在在哪里——被解开了。其他的仍然是个问号。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基希尔科娃想出了让电影向前推进的约定：一种小说式的忏悔行为，他必须成为她下一幅肖像的主题。当然，他也是导演的缪斯“女神”。对于画家和电影制作人来说，诱惑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顽皮的小骗子，有些孩子气，似乎注定要失败，在他的马赛克纹身中有一对恶魔。他们将再次合作。

但这一切只是第一幕。麻烦是有利有弊的。

我们了解到，基西尔科娃也有一段历史——还有她自己的泄密墨水。导演把线索串在一起，但电影的美妙之处在于：

这就是生活，在它无限的陌生中，一幅命运交织的宏大画面展开，关于友谊和灾难，峡湾和歹徒。

尽管今年电影界备受疫情冲击和影响，但是电影创作者并就没此而停止创作，特别是对纪录片爱好者来说，今年可谓纪录片佳作不断的一年，这部在年初圣丹斯上获奖的《画家与贼》就是一个亮眼的例子。故事讲述一个小偷和一个女画家，两人因被盗的油画而建立起出乎意料的深厚友谊，小偷更因此而走回正道。尽管情节匪夷所思的程度像是一部虚构剧情片，但必须要强调，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纪录片。

显然地，这个离奇的故事给导演提供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创意，这绝对是该片的制胜策略。另一方面，导演的耐性也是成功的关键，从片中两人最初因盗窃案而结识，到最后两人再度重逢，中间跨越了至少五六年时间。男主角也从脸孔棱角分明的年轻人，变成满脸大胡子、身材微胖的中年男人。导演长时间耐心地跟拍位两位主人公，成功捕捉到这段人生经历中的离奇闪光点。

近年来，圣丹斯的获奖记录片都带有这种虚构化的风格，导演从漫长的素材里有意识地剪辑出堪比剧情片的效果，去年的《蜂蜜之地》就是最典型的作品。这部最突出的手段是采用双重人物视角叙述同一事件，这种手法在剧情片里我们看得较多。导演先从女画家的视角展开叙述，直到小偷遇上车祸，身体痊愈后被送进监狱服刑；之后，再从小偷的视角将之前发生的事情重述一遍。由此营造出的悬疑气氛完全不输给犯罪类型片，而事实上，这种叙事结构契合了两人的关系。最初两人互相猜忌怀疑，女画家不相信小偷的失忆说辞，小偷同时也怀疑女画家的真正目的，直到后者向他展示了一幅肖像画，才彻底打破两人心里的芥蒂。小偷在画像前情不自禁大哭的这个场景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彻底袒露出他最脆弱的一面。

尽管男主角是个瘾君子，但是他对艺术品很有鉴赏眼光，远非不学无术的街头混混，他在巨型画像前崩溃落泪的一刻，足以证明他并非冷漠无情。反观女画家，虽说无私乐意地为他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但其目的是为了捕捉社会边缘人身上的阴暗面，甚至在他手上的伤疤中获得灵感。这种建立在他人痛苦上而创作的作品是否超越了道德的边界？导演准确挖掘到女画家这种扭曲的嗜好，及其道貌岸然下的阴暗面，并由此引发观众的联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画家的这种倾向？

在之后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女画家之前遭受到前夫的家暴和虐待，始终活在阴影之中。而这种性格的阴暗面不仅表现在她的创作中，还与小偷的亲身经历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共鸣。准确地说，正是艺术这种抽象的事物令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人结缘，抚慰并疗愈了彼此的心灵创伤。女画家不惜将自己也融入到小偷到人物画像里，最后那幅油画的一个细节无疑证实了这一点。两人的关系在最后似乎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不仅仅是普通的友情，更像是千载难逢的知心伴侣。

一波三折的人物命运印证了人生无常的终极意义，好人与坏人往往都不能只看表面，俗话说人心难测。蓄着大胡子、手臂刺青的彪悍男护士或者木工都有不愿提起的痛苦过往，以及情感脆弱的一面；同样地，每一幅暗黑风格的油画背后又隐藏着多少画家不为人知的扭曲心态呢？相信这部别开生面的纪录片会给予我们最佳的答案。

电影的叙述方式三段式：画家、贼、画家与贼。如果没有一开始法庭上画家提出来的要求—让贼当模特，也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这也只有在挪威这样欧洲国家的福利背景下才会有的。还有贼在监狱里的生活竟然那么“舒适”，完全是咱们的“小康生活”嘛，这样的环境对未来才会有更深入的思考，还是社会福利便利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