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巴什尔跳华尔兹

这部直接表现以色列“入侵”（“入侵”是片中受访者自己在回忆当年进军贝鲁特时的用词）黎巴嫩的大胆纪录片，不是出自“被害者”之手，而是出于“占领者”之手。在以色列庆祝完建国六十周年、刚刚从新一轮加沙冲突中缓过气来的时候，电影院里座无虚席。以色列评论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尽管对于本国观众来说，它并不轻松。 在全民皆兵的以色列，如果没有参军经历，朋友们认为你不可信任，招聘公司觉得你尽不到公民义务，姑娘们更看你不上眼。几乎每个家庭都在战争中失去过亲人，战争覆盖了个体记忆，渗透在一代人的记忆里。 怎样的一代人呢？他们的祖辈，在欧洲的集中营里被屠杀和压迫，在辗转流亡的漫漫长路上携家带口东躲西藏；他们的父辈，在一片荒芜的内盖夫沙漠里饮水修渠，在只有蚊虫和泥水的北部沼泽里开垦出基布兹集体农庄。而他们自己，正在因为身为战无不胜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员，被舆论指责、诟病。在特拉维夫年轻人聚集的地方，经常能感到他们的独特气质：被世界所孤立的。 这部电影所展现的，是他们自己--在集中营里被屠杀的犹太人的后裔--对黎巴嫩难民营里妇女儿童的屠杀。画面毫不掩饰的了展现血淋淋的阿拉伯妇孺被害的同时，也凶狠的揭开本国观众心里的伤疤——这样的暴行多么令人无地自容。尽管直接屠杀者是黎巴嫩基督民兵，但是没有高层的默许，这一切如何能够发生？ 在以色列，许多普通家庭都在黎巴嫩战争中失去了军中的亲人，多年后在银幕上重新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如何去为他们寻找一个正义的理由？ 影片勇敢的重现了以色列士兵向手持火箭炮的黎巴嫩孩子开火的场景；年轻的以色列士兵们一路唱着“黎巴嫩早上好”，一路吃着薯片，一路开着坦克碾进嫩的场景。坦克在贝鲁特满目疮痍的居民区窄路上转身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它每一个挪动，都要损坏周围的房屋；而每一个有目标的袭击，都将摧毁一个目标以外的九个无辜建筑。作为一个曾经就在那个坦克上的“侵略者”，导演没有进行道德审判或政治判断，他只表达了个人的悲伤和失落。只要政治家们依然热衷于战争，棋盘上的棋子就永远只有被挪动的命运。

历史是难以被还原的。导演的意图不在于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黎巴嫩战争”，而是“表达个人记忆中的战争经历”。因此影片既有真实的悲剧，也有回忆者的复杂情绪。正如导演所说，这部影片不是政治的，而是个人的。 而一场战争中，永远没有胜利的个人。

以色列电影《与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很难归类，到底算纪录片还是动画片？奥斯卡评委会最有意思，干脆将它提名为“最佳外语片”。确实出人意料，但也不算荒谬，因为《华尔兹》是希伯来语电影，不过这么一来，一部应该被载入纪录片史的佳作就轻易被奥斯卡忽悠。 《华尔兹》应该算历史上第一部动画纪录片。其实在纪录片中使用两维和三维动画已经越来越流行，去年另一部被奥斯卡无端忽略的纪录片Chicago 10中，导演使用了大量三维动画来重现美国法庭审理的场面。“镜头不够”是纪录片创作者永远面对的挑战，而如何呈现那些无法找到影像资料的历史事件则尤其伤神。从前的做法是找照片来应对，美国纪录片导演Ken Burns将这种风格推到了高峰。虽说叙事目的可以达到，但观众看起来多少有些乏味。 在影视制作中，动画比照片要生动得多，一经合理使用，叙事效果立即可以跃上新台阶。对那些在Second Life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仅靠几张老照片在镜头前晃来晃去说故事已经属于解放前的事情。此外，除了再现历史比较困难，纪录片叙事中还经常会遇到其他一些无法实际拍到的段落，比如梦境、回忆、幻觉。2008年的纪录片中，已经有American Teen等作品开始用三维动画描述梦境和幻想。 如果说这些富于创新的尝试让人欣喜，那么《华尔兹》的诞生真可以让人欣喜若狂。这是一部几乎全部使用动画的纪录片，极具实验性，而大胆尝试中有可能遭遇的粗糙、生硬在《华尔兹》中几乎没有现身，创作上的成熟让人惊叹。 纪录片的导演、以色列人Ari Folman直接出现在《华尔兹》中，声音是他的原声，但画面是他的卡通形象。Folman走访老战友们，大家回忆1982年以色列---黎巴嫩冲突中各自的经历。跟Folman一样，其他被采访者也大都采用原声加卡通形象的组合，仅有两人例外。在动画设计上，导演并没有采用目前最好的技术，人物描摹不能说特别精细。这是Folman的创作选择，他没有刻意追求照相现实主义。 如果细心一些，观众仍然能够看出来，电影中的这些角色和年轻时候的区别。当年他们都要瘦一些、皮肤白净一些、头发多一些。我特别喜欢导演对光影的处理：电影中的一个角色退到树荫下的过程中，原本明亮的形象逐渐蜕变为剪影；夜晚开车行驶在通衢大道上，街灯在司机的脸上留下的阴影一直在动荡变幻中。一部优秀的电影，规模再大，也需要细节的填充才有魅力。 大家参加了同样一场战争，但战争留给他们的记忆却各自不同。Folman已经忘记大部分细节，他的同伴Boaz经常梦见26条狗飞奔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大道上，接着聚集到他家的窗口下狂吠。Boaz找到Folman，告诉他自己的恶梦。Folman觉得心理医生才能提供帮助，自己不过是个纪录片导演。“电影难道不具备心理疗效吗？（Can’t films be therapeutic？）”，Boaz提醒说。Folman这才开始创作《华尔兹》。 他开始用动画来反思战争。作为以色列军人，Folman和战友们在战争中是胜利者，同时也都是战争创伤的牺牲品。他们中的很多人亲历过1982年最惨烈的一幕，黎巴嫩右翼基督教民兵组织以当选总统巴什尔被刺杀为理由，大肆屠杀巴勒斯坦平民，在当地负责维持秩序的以色列国防军没有及时干预。面对良心的谴责，有人采取逃避态度。参与采访的摄影记者强迫自己相信，悲剧只发生在胶片上，跟实际生活其实是两样。等到自我欺骗失灵的时候，他的心理立即濒临崩溃。Folman多年来强力压制记忆，随着与战友们沟通的深入，他也开始被恶梦缠绕。在梦中，他跟战友们一起，裸着身体从贝鲁特城外的海水里站立起来。 从视觉设计的角度来说，这段镜头相当完美，逼真的贝鲁特城市轮廓 安排在背景，前景中是Folman及战友们瘦削的剪影。电影中还有一处具备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设计：一个巨大的女性仰躺在水面，Folman的战友附着在她的躯体上，象个婴儿。初看上去，你可以阐释为人们在战争压力下向往祥和安宁，但如果周围的海水都是血红色，你的理解可能会不同。 未来创作中继续涌现全动画纪录片的可能性也许不大，但《华尔兹》足以预示一个新的艺术追求，动画可以表现最严肃最沉重的主题，它肯定会成为新闻和纪录电影创作流程中的重要环节。谁不需要动画提供的那种重建时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