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快乐2020

《 圣诞快乐，义乌 》

我对义乌的印象满是琳琅满目的商品，生产有序的流水线。这部纪录片打破了我对它的印象，让我看到了一件件丰富商品背后的真实义乌以及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义乌人。

圣诞节，它与底层劳动人民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在我看来，它是底层劳动人民无法触碰的一个庆祝节日，不仅仅是物质上，还有精神满足上。这部纪录片将两者联系起来，碰撞出别样的火花。人们快乐庆祝圣诞节的背后，藏着义乌人对生活的哀叹以及抵抗现实的歌声。如今，我可能不会被圣诞帽、圣诞树、圣诞球表面的光鲜亮丽吸引，因为我感受到了它们的人间温度。

冰冷商品的背后有着一段段冷暖故事，物本无情，人付情予之。与同一生产线工作女工相爱后失恋的小伙子，嘴里说着类似“做人不能太老实，谈恋爱也如此”的话语，但在唱苦情歌时却比其他人更深陷情绪。那刹那，我们很难想象小伙子到底经历了什么爱恨情仇。小伙子的朋友，是个真诚勤恳，踏实度日的人，他不认可小伙子的恋爱观，始终为未来作长远的打算，却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毒打，也不知道时间是否会让他磨灭了自己的初心所在。

义乌人，可能会丢失初来乍到的志向，但终不会失去抵抗现实的勇气。共同来义乌打工的夫妻，住着简陋却整洁干净的出租屋。丈夫为赶工发愁，而妻子则跟着首首动感乐曲起舞，丈夫望着妻子久久不能离眼。那舞姿是他们消解烦恼，努力生活的自我证明。与舞姿共存的便是歌声，女孩唱着《我愿意》的缓缓歌声，流淌在河流边与车房里。她用音符撞击着裁缝机重复的节奏，显然，音符有着更大的魔力。

义乌人并非全都是孤军奋战，还有家庭共同出战的。饭桌上的父母不断教育着有些许叛逆的女儿，告诉她要好好学习，做好自己手中的事，女儿则是一脸不屑的神情。餐桌上女儿父母的话，也是我常从父亲嘴里听到的话，唯有经历过经历曲折，学历低等的人才会说出这类似的话，他们有着固有的道理，但是那也只是他们的道理罢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放弃了工作的家庭。这对父母都是高学历，因为迫不得已或自身规划来到了义乌。他们的孩子准备上一年级，母亲留在家里教育孩子，只是为了让他打好学习基础。他们不仅仅辅导孩子这么简单，重要的是还会尊重孩子的选择。两个家庭的教育方式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相同，为了让孩子更好的生活。这让我不禁思考到一个问题，家庭的最终宿命是否都落在孩子身上？我觉得不是，那最终的宿命是什么呢？可能是组成家庭过程中能给人带来幸福的美好记忆吧。今天看到了微博上网友分享母亲qq动态的内容，其中一条qq动态说道，为了让孩子更好，我要先好好生活。我觉得网友的母亲说得很对，但现实中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纪录片中有几个简单却给我强烈冲击力的镜头，阴暗的出租屋走廊，中年女人，牙牙学语的小孩以及一个残疾人，一个接一个的从尽头走来。无声的画面，振聋发聩。义乌人背负的可能不是梦想，而是一个全力支撑的家庭以及残酷不公的代价。即便如此，他们仍会寻找到希望。中年男子在灰暗水泥房里做饭，房外摆着一大袋红色的圣诞球，这明暗对比强烈，稍不协调的画面，能让我们感触万千。圣诞球对于中年男子而言，是生存的必需品，更是希望的光芒。

义乌人从未为圣诞节狂欢，他们为现实狂欢，与苦难共舞。他们不懂圣诞快乐的祝福语，但我还是想和他们说句：“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义乌 (2020)

6.9

2020 / 瑞典 / 纪录片 / 马拉登·科瓦切维奇

作者：Gojko Dimic（2020年1月27日）

由Pincent转译自Desistfilm上的英文版

今年的鹿特丹国际电影节（IFFR2020）发掘了不少既关注当下世界热门话题、也探索电影语言并令人感到兴奋的国际电影，其中一部就是塞尔维亚导演马拉登·科瓦切维奇（Mladen Kovacevic）创作的《圣诞快乐，义乌》（Merry Christmas，Yiwu），在“光明未来”的单元中进行世界首映。这是他的第五部纪录长片作品，电影关注了身处义乌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城市之一的中国工人们，讲述了他们的平凡生活。义乌拥有超过600家工厂，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节日装饰品，并为无数名试图在这些全球企业中寻找生存机会的工人提供了栖身之地。导演与笔者聊到了他在电影镜头下对平凡日常生活的迷恋、在海外拍片的经验以及讲述义乌故事在21世纪当下的意义。

Desistfilm: 您是如何发掘关于义乌的故事的？是什么促使您想要拍摄一部关于义乌的电影？

马拉登·科瓦切维奇：实际上我是从我遇到的一个中国记者口中听说这个故事的，然后我就开始进行研究和筹备拍摄，但起初并没有选择去拍义乌。我想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但又不想拘泥于满足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的好奇，我想拍一部电影来反映中国更加真实、更加平凡的面貌，在真正开拍前我还在另一个故事的启发下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我清楚自己想要把这个故事拍得更具有电影感且直抒胸臆，希望故事可以被讲述得具备观察性和有机的条理性，且无过多的设计感和过于复杂的叙述。当然，这是一个与西方世界有明显情感联系的故事，因为圣诞节和新年是与西方家庭最息息相关的节日，当我听说这座城市拥有600多家生产圣诞装饰品的工厂（几乎占全球圣诞装饰品产量的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故事，因而也便于我们实质性地感受、探索在这些工厂环境中工作的中国工人们的平凡生活，这也正是我最初的目的。

Desistfilm: 您是一位塞尔维亚导演，塞尔维亚与中国确实有着一些特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这有帮助到这部电影的制作吗？

马拉登·科瓦切维奇：选择拍摄这部影片绝对是明智的，因为我们塞尔维亚人前往中国不需要签证，这从各个意义上都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便利，我们跳过了申请签证的整个过程，因此前往中国拍摄变得非常容易。然而，一到中国我们就会被当地人统一视作西方人，与来自任何其他国家的西方人一样。也许看过某些游击队电影而知道南斯拉夫的中国老人会对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结，但总得来说我们只是被视作同其他西方人一样。

Desistfilm: 我能想象在国外拍摄纪录片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尤其是面对语言障碍的时候。我记得看过另一部很棒的纪录片《蜂蜜之地》，导演的母语与被摄对象的母语也不同，导演说在拍摄时他们只是关注电影的视觉层面，而找了翻译之后在剪辑室里才逐渐探索出影片本身更多的真相，语言障碍反而让他们的电影更加独特。在您制作这部电影时，有担心过语言障碍吗？您在剪辑室里也有对电影的主题发生看法上的改变吗？

马拉登·科瓦切维奇: 你随着故事的发展而逐渐了解角色，对故事的看法本就会不断地发生着改变，我们毕竟不是在谈论以剧本为主要导向的电影，你可能会通过故事的片段慢慢拼凑出剧情，才能意识到电影里所发生的一切。这种观察性的拍摄方式某种意义上是更合适的，因为镜头下的人物知道我们不会立刻听懂，因而也会更放松地展示自己。真实情况是，在所有镜头的剪辑工作结束后，翻译才会将所有的对白翻译交给我，翻译全程在拍摄现场，比起翻译他更像是导演的助手。在中国有超过200种方言，其中有一些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语言，翻译也不懂被拍摄者在说什么，他们就会向翻译解释他们在说什么，翻译再向我转述，因此我得到的就像是二手资料，直到我再从真正会说这些方言的翻译者那里取得最终的翻译后，我们才在对话中发现一些之前没认识到的细节。

Desistfilm: 聊到纪录片的主题，我总是对导演接近他们电影主题的过程很感兴趣。您最终选择用镜头跟随这些人物，关于他们的故事您是事先想好的还是在现场让其更加自然地发生？

马拉登·科瓦切维奇: 在这个项目里，我们是先有了一个大概的设定再去寻找人物，我们和翻译一起走进工厂，你就会开始观察。我并没有采取传统纪录片里惯常使用的方式去采访他们，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物之间已经存在一些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人际关系，比如他们存在互相是好朋友、姐妹或男女朋友等这样的关系，当你观察到他们正在交谈时，他们之间已经存在这种关系，哪怕有些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你接近他们，与他们聊聊大概的生活情况和具体的生活细节，比如他们前一天做了什么事情或者第二天的计划，你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他们的个体叙事是否适合被放置在电影更宏大的叙事中。我们拍摄这部电影曾三次回到中国，当你回到这些人物身边继续拍摄时，你会更加了解他们，经过整个过程你差不多算是目睹了他们的个人发展轨迹。这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你不希望你关注的人物在镜头前展现过强的表现欲，因为这样就会错过捕捉那些简单平凡生活中的细微变化。你也会遇到那些起初可能在镜头前有些抗拒的人，但是你在他们身上又看到最终会放松下来并敞开心扉的可能性。经过这些过程，你就会慢慢通往电影的主题，即这些工人们简单平凡的生活。

Desistfilm: 我注意到电影中在不同的标题之间有重复出现一些简短的对话，但我们不是听到这些对话，您决定让它们以字幕的形式出现，我非常喜欢这种设计，因为这些字幕分布在电影中非常重要的位置，观众可以花一些时间思考在这些位置之前所观看到的东西。那么这些对话是已经在拍摄时被捕捉到了，您只是将其作为辅助美学、戏剧表达的工具，还是它们并没有在镜头内发生，而是仅仅被放入电影中以辅助叙事？

马拉登·科瓦切维奇: 这些是对话的笔录。在制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们每天晚上完成拍摄后先是拿到这些笔录，然后才拿到详细的字幕。在某几场戏的拍摄中，我意识到自己很依赖那些笔录，这些笔录相对于实际场景中发生的对话来说有被稍微地缩短和提炼过，因此我决定在标题之间插入简短对话的字幕。我没有仅仅使用翻译给我的原始笔录，也没有把这些场景全部展示出来，主要原因是我们剪辑得比较少，镜头长度较大。我就决定将这些给到我的对话笔录直接放在荧幕上，成为电影的一部分。

Desistfilm: 您向观众展示了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探索了他们来自家庭的工作动因、他们相互之间发展的关系、他们心碎的时刻、他们怀揣的希望与抱负，这些都完成得非常巧妙。这些正是整部电影背后的构思吗？

马拉登·科瓦切维奇: 这确实就是他们这个群体日常生活内的全部要点。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被困在这个电影拍摄所选取的环境之中，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的日常作息、他们个人生活中的戏剧性、以及任何亲密的时刻都与电影的主题有关。他们仅仅只是在场，身处在电影拍摄所选取的空间。他们居住的公寓通常就是在工厂内部的宿舍，即使不是，他们也是住在工厂隔壁的房屋中。当你一直处在这种环境之中时，戏剧性并不需要被逼迫出来，此处发生的一切都会构成这部电影的全貌。

Desistfilm: 这部电影在某些时刻非常有感染力，我在首映的时候亲眼目睹了两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为这部电影感动，尤其是坐在我邻座的那位，他以西方观众无法真正感受到的方式体验了这部电影。他甚至主动上去找您聊了这部电影，这让您感受如何？

马拉登·科瓦切维奇: 我本来不太确定中国观众会对这部电影作何反应，但我也并不是特别担心，只是不太确定他们看到它时是什么感受。等他们真的看到电影而且看起来比西方观众更加被触动时，我的确将其视作一个很大的赞美。毕竟当你在完成一个并非母语的项目时，你永远不会对自己所做的东西百分百确定，你并不完全确定对话中的细微差别如何产生，以及每一场戏会有什么实际影响。他们说我的电影确实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这意味着电影最终的样貌并没有太偏离我们创作时最初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