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父亲的寻子之路

尼古拉还在工作时，孩子就被带走，说是母亲的失职和家庭的贫困，但是实际上却还是官僚的腐败与资本的争夺。

路上看到的狗是对他形象的刻画，一个善良的老好人形象就此出现。他为了找儿子徒步行走了整整三百公里，却被条约拒之门外，他知道不直接把诉状交给部长，就会被拦截，所以只能在富丽堂皇的大楼之外蜷缩，以期待自己能够找回儿女。一路上他都沉默着，却从未停止脚步，却在陌生人给他送来食物的时候哭泣了，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一瞬间的，而他边哭边吃的时候我更加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一个成年人的不易与难过，一个父亲对于儿子的渴望。遭受到社会舆论后，部长见了他，写了建议信，他回到了家中，却受到了福利院的近乎威胁的答复。看到了儿女却不能带回家，而儿女的表现也看得出，非常想与他回家。最后送他回家的女人说会帮他，或许也是被他的坚持感动。但是回去后家中遭遇的事情，既是呼应了他遇到的空房子，也是对于当下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最后一个人在吃面包，没有讲到儿女，这样的结局也是给我们一个想象空间，迫切希望他能与儿女团聚，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好起来。

全片台词不算多，却淋漓尽致的刻画了一个父亲对于子女的爱。父爱无声，却实实在在感动了所有人。让观影的人也沉浸到这种情感之中，真切的感受到那一份无助心酸与坚持。

越落后的地方，越没有说“不”的权力。

批判官僚，腐败，但重点是对坚毅的赞扬。

一把把的把椅子搬回来，镜头在父亲吃一块难啃的面包时戛然而止。

一个开放式结局，但导演似乎又在暗示：

死物件既然可以一件一件的找回，活人当然更可以。

也许很难，但对于徒步300公里走了五天的父亲来说，

这就和搬回那一把把椅子一样。

这是一部让人窒息的电影，

最后十分钟面对福利院那个脸上长了一颗令人恶心的痦子的男人，

我差点以为电影会以他的曝尸而告终，

但是父亲用他坚毅告诉我们，椅子已经摆好。

他们终将团聚。

虽然很艰难，

但终将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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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大院，

带着孩子，拿着汽油的女人。

女人前来为丈夫讨薪。丈夫两年前便已下岗失业，但之前的工资和遣散费却一直没给。

而现在家里已揭不开锅了。

情绪激动的女人威胁道：如果今天不给工资，便要在这自焚。

但，人和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这并没有唤醒老板良心。

女人果断地将汽油浇在身上，点着了火。

丈夫老尼（简称）听闻噩耗赶忙跑来，妻子虽被救下，但已躺在重症监护室。

两个孩子也被当地福利办带走。

接受过警察的询问后，老尼前往福利办准备领走孩子。但此时，又出现一个问题：

福利办的领导禁止老尼领走孩子，

因为工作人员认为他太穷了，不具备养育孩子的条件。要带走孩子可以，必须先证明自己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同时还会组织工作人员前去评估。

评估通过才可带走孩子，否则便把孩子送去给别人领养。

此时，这种悖论便出现了：

因为生活贫困不得不前去自焚讨薪，

可是领走孩子又要证明经济能力。

所有的人都知道老尼无法证明，所有的人也都知道他家是多么贫困。

但『贫穷者有罪论』让这一切变得仿佛合乎逻辑，即便它格外荒唐。

同时这种荒唐，又总能在社会法则里找到合理的解释。

他是贫穷的有罪者，也是贫穷的受害者。

但老尼仍在努力，

家里没电，就去邻居家借电拉线，

屋子太旧，就去买油漆粉刷一遍。

虽无法改变家徒四壁的窘状，也仍想让评估人员看到自己为了生活的决心。

可惜最终还是没能通过评估。

因为卫生间还没热水器，因为家里竟然还没台电脑...

正如评估人员所说，这都21世纪了，怎么还不给孩子配台电脑呢！

他们眼中的理所当然，对老尼来说却是比登天还难。

其实比贫穷更绝望的是无路可走。

老尼选择在福利办门口『绝食』以示抗议，但领导压根不会理睬他。

门口的保安看不下去了，偷偷的过来和他说了一个秘密：

国家有个政策，对于从福利办领养的孩子会提供一笔补助，而福利办的领导每次都会从中偷偷抽取30%的数额。

所以，表面上是人道主义的善举，

但背后只是为了借着法律的漏洞，利用自己的职位便利，从中赚取昧良心的钱。

更关键的是，即便大家都知道，但对于位高权重的领导，大家也只能默不吭声。

老尼不服，要提出上诉。

但别人一听更觉得荒唐了：别说上诉，老尼连诉状估计都交不上去，因为法院里都是福利办领导的熟人。

可是，谁也不能剥削我的孩子，

即便我一无所有！

老尼最终决定前往塞尔维亚首都：

——贝尔格莱德。

要将自己的诉状亲自交到国家社会事务部部长的手里。

可是他太穷了，穷到连一张车票也舍不得买。

于是灌了一大瓶水，带上一块干巴的面包，决定步行前往300公里外的首都。

从穷乡僻壤到高楼耸立的首都，

从衣衫褴褛到迎面西装革履的领导，

老尼用步数丈量着这个国家的宽度，

丈量着与正义之间的距离。

上访之路注定会无比艰难，

但纵然生命之重难以承受，身为一名父亲，他依然砥砺前行。

这是一条寻子之路，又是一条追问善恶是非，寻求公正和权益之路。

但这也是一条自我的『天真』之路。

《一个父亲的寻子之路》2020 塞尔维亚

影片上映后，无论是在柏林电影节还是在上影节上都收获了不俗的评价。

这听着是一部苦情片，

甚至给人一种苦大仇深感。

但影片却拍的极其隐忍和克制，

更没一丝煽情。

全片没有配乐，就像在贫穷的底层下，人也会变得隐忍和怯懦。

只是隐忍的背后是找不到呐喊的窗口，

怯懦的背后是触不到可以依靠的墙壁。

你原以为在某一刻，悲痛来临时，情绪会带来喷涌式爆发，但却并没有。

这一路即便中途生病累倒、即便一个人面对狼群、即便最终领回孩子无望，他也没有黯然哭泣。

相反一只流浪狗却让他痛哭流涕。

在路上躲雨的一晚，

老尼碰见了只流浪狗。

短暂的犹豫后，还是分给了它点面包，帮它整理淋湿了的身体...

可是第二天一早，流浪狗不见了。

原来狗被路上的车撞死了。

老尼抱着狗的尸体不禁痛哭不已，这只狗仿佛是自己的真实写照。

300公里，老尼用时6天，历经各种艰难后终于来到了首都。

可他太『天真』了，

他原以为自己的真诚可以打动社会事务部的工作人员，但却被要求『按照流程办事』而拒之门外。

因为按照流程来，首先他得把上访信交给窗口人员，再由窗口人员交到部长办公室助理手里，再由助理查阅....

或者，他得先发送邮件预约....

可是老尼等不及了，坚持要亲自送到部长手里，所以最终被工作人员赶了出来。

而他能做且仅能做的，便是再次用“最笨”的方法来维权。

——“耍赖”似的蜷缩在政府大门前不走。

眼前首都的车水马龙，老尼无法感知，毕竟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犹如另一个世界。

慢慢的，行人不禁被老尼吸引住了，

看他可怜，有人会给他送来食物和水，

同时，还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注意。

一时间，各路媒体蜂拥而至，

虽然都是为了博取眼球和流量，但也在客观上帮助了老尼。

于是，部长助理接见了老尼。

但部长助理对于老尼的遭遇也只是表示同情，同时由于当地独特的法律政策，他也无权去干扰老尼家乡福利办的决策。

他能做的，只是替老尼向当地福利办写封建议信，以及承诺可以让他先见到孩子。

可对于憨厚的老尼来说，以为这样就可以领走了儿女。

但现实世界并不会带着一颗主观的悲悯之心来对待命途多舛之人。

老尼带着建议信回到了家乡，任凭自己怎么求情，领导还是拒绝他见孩子，更别说领走孩子。

更关键的是，因为老尼前往首都上访，这让领导十分气愤。

甚至对老尼嘲讽：去再多次首都也没用！

不过还是有向善之人，一位工作人员还是偷偷安排了老尼和孩子见了面，虽然很短暂。

最终的结局也没有喜大普奔，

相反甚至是继续往伤口上撒盐。

独自一人回到家的老尼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虽然早已是家徒四壁，但家里的桌子、椅子、锅碗瓢盆乃至能用的东西都被村里的人们偷走了。

因为大家和老尼一样都很穷，

大家都被穷怕了，大家以为老尼不再回来了，所以便纷纷前去各取所需。

老尼没有发怒也没有发火，平静的前往每一户家里，将东西拿回来。

因为大家都是贫穷的有罪者，大家都是贫穷的受害者。

妻子还在医院，孩子还未能领回。

老尼将桌子收拾干净，铺上干净的桌布，拿出面包。

一个人坐在这残缺破败的家里，

迷茫、无助、无力、无能围绕着他....

此时，虽没有剧情上的情感爆发，但巨大的悲痛感还是骤然来袭。

而全片也是以极力克制和隐忍的姿态去讲述着老尼的上访、寻子之路。

没有悲痛的歇斯底里，

没有绝望的“张牙舞爪”。

但在隐忍克制的沉稳节奏里，那股悲痛、绝望的冲劲和张力还是强势袭来。

你挡也挡不住！

就像表面波澜不惊，

但背后实则早已浪潮涌动，

没有刻意展现或者放大伤痛，

但背后早已伤痕累累。

真正的痛苦也许并不是歇斯底里的呐喊，

而是想呐喊却喊不出来！

老尼的上访、寻子之路，从农村到首都，无论是环境的对比落差，还是一路上遇见的人和事，都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强烈讽刺。

毕竟这个世上有一种罪，

——贫穷。

其实不管你承认与否，『贫穷即原罪』它都是真实存在着。

听着无情，说着沉重，

但却存在于每一片土地之上。

他们是有罪者，但又是受害者。

所以芸芸众生或铤而走险、放手一搏，

或摸爬滚打、砥砺前行，

其实大家的初始目的都相通：那就是远离『贫穷的罪名』。

一部电影改变不了什么，

但将这种“罪名”稳健的呈现出来，

足矣！

作者：王霞

来源：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塞尔维亚导演斯尔丹·戈卢博维奇的第四部电影《父亲》（中文名《漫漫寻子路》）去年在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获得了观众奖和陪审团奖，被认为是戈卢博维奇目前为止最好的、最复杂的同时也是极简的电影。

年底露面海南电影节时，此片更是备受内地学者和影迷关注。值得庆幸的，这部胶片电影已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正式登上中国大银幕。

后南斯拉夫时期的塞尔维亚电影经历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去巴尔干化”，也即试图摆脱库斯图里卡和德拉戈耶维奇等大导演在上个世纪90年代确立的一套享誉世界的电影语法——

将政治动荡与种族冲突置于日常生活的野性与暴力中，以夸张、怪诞的形式自我异域化，以传达一种没有出口的历史宿命感。

2000年后涌现的如戈卢博维奇等一批巴尔干半岛上的年轻导演们则致力于进入战后现实，并且有意引入好莱坞的类型片模式和戏剧性情节，以置疑遗留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等级制度。

《涟漪效应》剧照

例如戈卢博维奇最初的两部长片《绝对一百》（2001）和《完美设陷》（2007）都是将故事装在了惊悚犯罪片的叙事架构中。

进入第二个十年，戈卢博维奇开始转向，不管是三线时空交叉的《涟漪效应》（2014），还是第一人称叙事的“零度”故事《漫漫寻子路》，创作源起都是发生在塞尔维亚的真实事件。

特别是《漫漫寻子路》，以突出的纪实性与社会性，展现了一个塞尔维亚的肯·洛奇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位父亲的贫穷和坚持。

英国《每日银幕》评论此片是将底层男人卡普拉式的声势置于了达内兄弟的心碎故事中。

以达内兄弟为代表的社会电影，往往提出这样一个叙事核心：如何在社会关系暴力中生存？

影片的原型故事是一个叫乔杰·乔克西莫维奇（Đorđu Joksimoviću）的父亲，面对官僚主义的高墙，决定从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ca）步行几百公里到首都贝尔格莱德，向主管部门投诉当地社会服务机构，为夺回孩子的抚养权而战。

为此导演戈卢博维奇约见了乔克西莫维奇，并花好几天时间与他在一起，对事件和人物加深理解。于是，继《完美设陷》之后，《漫漫寻子路》再次讲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父亲如何付出所能地奋力赎回自己的孩子。

戈卢博维奇说，这部分呈现也是他献给他的父亲普雷德拉格·戈卢博维奇（Predragu Golubovicu）的。

《完美设陷》剧照

父亲的沉默

个人与体制的关系，是世界电影中的一个经典叙事内容。影片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个人与体制在对峙与冲突中呈现的黑色与荒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近十来年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

《漫漫寻子路》的引发事件非常爆裂——影片第一个场景用了3分钟时间逼视着一个濒临崩溃的母亲，她的家庭已饥困难继，为讨回工厂拖欠两年的薪水和遣散补偿金，她携子当众自焚。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实际上此后父亲尼古拉所面临的局面，才更加令人绝望。尼古拉的家庭没有因妻子的极端自戕得到政府部门或社会机构的关注与救助，相反，作为丈夫和父亲他被质询，被进一步置于更加无望的深渊里。

当尼古拉从做临时工的林场奋力跑步赶到事发工厂后，却先后迎来了警察、医生与社会福利中心对他进行的卡夫卡式的查问与判定，而尼古拉的原罪就是贫穷。

在这几场室内戏中，父亲与他者的关系，通过镜头俯仰、门框构图、景别大小以及非传统剪辑，清晰地描摹出官僚与腐败下的受害者与这个体制的不平等关系。

片中助理部长坐在贝尔格莱德的政府高楼里轻描淡写地说：贫困是对儿童暴力的一种形式。

这种逻辑实际上是将贫困的责任全部抛给个人，它成为体制进一步剥削弱者的借口。

应该说，贫困是对贫困者暴力的一种形式。而父亲的悲剧，还不仅仅是贫困本身，更在于无法掌握语言来为自己的贫穷辩护。

大多数情况下，尼古拉对别人的问话或者评论，都难以做出反应，看上去木讷沉默。除了来自体制的虚伪冷漠和麻木不仁，还包括试图同情他、帮助他的旧同事、乡亲，甚至陌生人为他的处境开出的各种处方。

言语滔滔的人们前前后后出现在尼古拉的旅程里，但是他们似乎都置于尼古拉的世界之外。

饰演尼古拉的戈兰·波格丹（Goran Bogdan）将人物不必要的细微动作降到最低。与他人共处的时候，尼古拉总是一张绝望、僵硬而又顺从的表情，往往在麻木中间或一轮的眼神，似乎永远丧失了愤怒的能力，罕见的情感闯入，也是为了突然死去的流浪狗以及突然被人像对待流浪狗一样施舍食物而哭泣。

这让他大大不同于肯·洛奇的人物。然而，在尼古拉疲惫的身体语言中却蕴藏着周围那些首鼠两端的灰色人物身上所没有的力量，那就是他朴素地坚信：作为父亲，他有权利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

影片的意识形态并不在于揭露官僚主义明目张胆的腐败，并将父亲看成腐败国家的受害者；

而是要讲述一个在经济衰退、工业化转型失败、农村破产、失业率常年高居不下的现实社会里，还可以有一个奥德赛式的人物，在极端困境中，仍然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付出与牺牲能得到回应。

导演说，这一精神画像得益于沃纳·赫尔措格在《冰雪行》中一段自述的启发。

赫尔措格坚信徒步从慕尼黑到巴黎看望朋友，能让朋友的病好起来。导演认为，一个孤独的旅行者，一定有他自己不可动摇的动机。

父亲的三百公里

如西西弗斯一样，尼古拉这个人物的行动力似乎就在于作为父亲的绝望与决心的相互作用中。

这支撑着他三百公里徒步穿越这个国家，从荒野乡村，到后工业废墟，直到玻璃幕房式耀眼的首都，成就了影片主体的第二幕。

五天五夜的穿行与两天两夜的政府楼前的苦等，尼古拉经历了身体上的筋疲力尽和饥饿的极限，这无疑让他的“父亲之旅”带有几分宗教色彩，尽管他的孩子们无须知道他在为他们而战。

在这个文德斯式的穿越废墟的“公路片”段落中，父亲与空间的关系呈现出与第一个段落全然不同的方式。

尼古拉大多时候被置于近景的景深镜头中，或者位于大全景的纵向或横向的三分画面的正中。

以表现人物接受这个被历史与现实不断抛弃的空间里的全部内容，因为他可以专注于痛苦，耐心向前，绝不放弃。戈卢博维奇说，他想展现在苦难和逆境之后靠自己站起来的尼古拉的样子。

导演的摄影搭档亚历山大·伊利奇（Aleksandra Ilića）在超16毫米胶片上拍摄了此片。视觉上追求数字革命前的电影所具有的结构、对比度和深度，以保持一种无可辩驳地扎根于当下时刻的现实感。

影片在普里博伊、扎耶卡尔、克尼亚泽瓦茨周围等几个地方拍摄，将塞尔维亚境内全然不同质感的空间连接在一起：贫困的乡村社区、废弃而丑陋的后工业巨型建筑、危机四伏的首都郊区、明媚动人的秋日荒原、历史遗存的乡镇集市等。

导演借助于尼古拉对塞尔维亚从南部乡村到首都的一步步丈量，重拾现实主义，并抛弃所有戏剧性方向或者寓言式发展。

尽管一路上，尼古拉的身边出现过几种动物：亲近人的流浪狗、擦身而过的兔子、让路而行的狼群，但它们并没有形成如影片《被涂污的鸟》里那样极端的意识形态隐喻。它们只是作为尼古拉与人的关系的对比。

相比那些剥夺者与围观者，这几只在尼古拉的行程中淡然闪过的动物，更能跟他的内心情感建立关系：共情的、好奇的甚或试探敌意的。

影片结尾突然转向，尼古拉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空间，却发现乡村社区的邻居们搬空了他房子里的所有东西。

这种巴尔干战争期间就经常发生的极端现实，天然夹带着无可奈何的荒诞感，导演却继续以克制的方式，避开它的喜剧色彩。

在最后十几分钟内影片中的人物全然沉默，父亲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捡回桌子，椅子，盘子，没有表情，也没遇到反抗。

最后他坐在空荡荡的餐桌前，看着凑齐了的四把椅子，开始吃饭。日常的延续，才能保证一个家的信念，父亲尼古拉虽然失去了一切，但仍然坚信寻回一切的可能。

这是戈卢博维奇式的社会电影，不回避现实的绝境，但保留向好的决心。

从金鸡奖颁奖名单关注到的这部电影，电影译名让我很自动地代入现在在做的寻亲群体相关的公益项目，也导致我看电影的时候会自动联想到《失孤》[允悲]不同的是，影片中的寻子是一位父亲对不公的抗争，孩子必须要留在自己身边生活。

开头蛮讽刺的，官员给这位父亲提了很多要求，他回家每一样都照做了，最后家访的时候却被为难“你应该有一份工作”、“孩子们应该有一台电脑，这都21世纪了”？？？？看似为了儿童权益，面对一个失业的家庭、妻子还因为讨薪想自杀，你跟我提这个？？达不到要求，孩子就这么被带走了。

一个普通的人如何去跟权力抗争？那就得是最极端、意想不到的方式，所以他徒步5天去了首都，一个塑料瓶子在水龙头接水路上喝，带的吃的每天咬一口，数着吃……所以引起媒体关注，上了报纸上了电视，也因为这些报道才被接见，得到了自己以为有用的建议。可是这些都没办法管到地方政策，最后他只见了孩子一面，没办法从养父母身边带走。

影片最后也挺可笑的，回到家里，邻居们以为这个父亲回不来了，所以把家里的东西都拿走了，他一一去每户人家要回了桌子椅子碗筷各种东西，重新把家里弄好，最后坐在餐桌上吃起面包，慢慢嚼着，然后电影就结束了。我还在怀疑自己看的是不是完整版，再想想，结束得也挺符合现实的：普通人的抗争，不是一时半会能胜利的，但也别小看这位父亲。

这个故事放在今天的现在也丝毫不夸张，联系最近的社会事件，甚至有种荒谬的现实感，穷人或者说平凡如尘埃的我们，能否在脚下的土地获得安全自由与尊重？当身穿防护服的人们为了所谓的人民去猎杀“人民”的猫狗时，当大人们都告诉你”灵活点，和领导们搞好关系”，此时的我们是否还是那个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男主走到首都用了三天，坐车回到家中却只用了不到三个小时，而人们想要获得安全自由与尊重的路又要走多久呢？联想到传言要统一tw，很多人欢欣鼓舞热血沸腾，谁想到如果真的发生，置身于时代洪流中的一个个真实的人呢，毕竟，我们应该爱具体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