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国度

　　历史的演进总会造就很多无奈的夹缝，有些人一辈子乃至几代人都深陷其中无能为力。日本战败后，在日朝鲜人既不属于战胜国也不属于战败国，他们被称作“第三国人”，遭到了后来受批判的“弃民政策”待遇。当社会主义的大旗在北朝鲜的领土上徐徐升起，伟大的金日成领袖拿着某国的钱转而捐赠给他们养家糊口建设学校时，他们又仿佛看到了“人间天堂”，纷纷告别亲友，离开恋人，带着共产主义的信念归国参与热火朝天的建设，不想却落入了一张高压政治的网·，再也难以脱身，从此骨肉分离，手足相隔。
　　崔洋一在《血与骨》里把他作为一个在日朝鲜人的情绪抽象地发泄在一种极具魄力的凶暴上，梁英姬则用《家族的国度》克制地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6岁时随着归国大潮离开父母和妹妹只身回到朝鲜的松昊因为要治疗脑瘤终于申请到3个月的暂留时间，在25年后回到日本与家人团聚，他帮母亲搭理咖啡店，与妹妹逛街，参加同学聚会，还见到了昔日的恋人，唱起了古老的日本民谣，但是当病情被诊断出来，一家人正在发愁如何延长他的滞留期时，他却被临时召回朝鲜，这一去将是永别。
　　这个故事发生在梁英姬自己身上，片中的妹妹理绘就是她自己的投影。不过这可能算不上一个故事，它只是故事的冰山一角，但冰山一角是叙事的一种艺术。梁英姬断然砍去枝节，只保留了有限的几个主空间：家、医院、同学的酒吧、在日朝鲜人协会。基本是一个简单的故地重返的空间设置。在这个设置里，内与外，看与被看被分得很清楚。梁英姬意图营造一种被禁闭的自由感，再加上无时无刻不在晃动的镜头，每个人内心那种被压抑的短暂平衡感触手可及，让人感到他们内心都立着一个随时会翻倒的瓶子，瓶子里装着念想与愧疚，以及无奈的政治敏感。所谓家族的国度并非单指故土，而是能够让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生活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并不存在于电影中局促的空间里，对松昊和理绘一家而言，似乎也不存在于这个星球之上。物理上的空间对应着内心世界，影片开头松昊坐在叔叔的车里，他透过车窗看到了一个女人在河流里练习皮划艇，而影片结尾在去机场的路上，他打开车窗的一条缝，窗外微风吹拂发梢，他轻轻哼唱一句《白色秋千》（亲爱的还记得吗，那白色的秋千），接着车窗被关，歌声停止，微风停止，窗外的空间不再拥有，他要再次远离。导演用这样的对应方式去关闭那扇无形的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门，门里面是她个人和整个家族的辛酸。
　　纪录片的拍摄经验给了梁英姬丰富的细节拾掇能力，母亲记着儿子喜欢吃的每一样食物，还为孙子准备了好几个“金库”（存钱罐），每看一次照片便往里放硬币，父亲会呆坐在楼梯一直等到兄妹两人深夜参加同学聚会回来，他用沉默去回应别人的质问和自己内心的忏悔，而得知松昊必须提前回国后，母亲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赶紧砸掉“金库”去银行换纸币，最后那封写给松昊监管人尹同志的信里，则用寥寥几语写满了一个母亲质朴的爱。当然，尹同志把咖啡喝成糖奶混合物，还有他在旅馆看色情片的那几个细节不管真假与否，放在此处难免有几分对社会主义生活的意淫意味，但也提供了仅有的几个轻松一笑的片刻。
　　影片并没有把两个社会做单纯的二元分割，当理绘受到哥哥试探性的间谍任务邀请后，她冲出家门把监视松昊的尹同志拉出车门质问他要策反的话就自己来策反，理绘愤怒地说了一句话：我讨厌你！也讨厌那个国家！尹同志却说：你讨厌的那个国家，正是我和你哥哥生活的地方，直到死去。
　　没有人可以辩驳这句话。
　　梁英姬坦言她有时候会去想如果，如果当年父亲没有把她的哥哥送回朝鲜······
　　但是政治没有如果，人生也没有如果，只有选择活下去。
　　
原载《电影世界》

       "在哪个国家，不需要思考，只要服从，只要服从就行了。一旦开始思考，脑袋就会乱的。要真说思考，我就只会想该如何活下去。然后就掐断思维，停止思考。"
       这是电影里松浩在对妹妹告别前夜时评价朝鲜时用的话。听了不禁让人不寒而栗。
       影片总共有五个主要人物。松浩一家四口和梁同志。松浩最为主人公被父亲单独送回朝鲜后25年回到日本来治疗脑瘤。但就是这样一个请求居然申请了五年，而且只批准了逗留三个月。回来的松浩开始很拘束，但渐渐的他也开始了唱小时候的歌，和妹妹逛街打闹，和以前的女友见面。但同时他也始终被人监视，而且还被迫要发展自己的妹妹为朝鲜工作。当最后只住了一周后就被召回的时候，他说出了开头这段话。这是一个怀念童年生活，但又已经不知抗争只知服从的人。从他的内心说来，他并非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是生活的压力迫使他不去思考对错，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心已经死了的人。
       松浩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爱国旅日朝鲜人。在旅日朝鲜人协会工作，家里挂着金家胖子的画像，把儿子送回朝鲜，还不许女儿和日本人、韩国人结婚，只许找朝鲜人（不知道中国人入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说到底，他对祖国的热爱值得尊敬，但当国际利益和家人亲情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他选择国家利益就是对的吗？我只能说结果是一个爱国老人的爱国热情毁了自己儿子的一生。所以国家与亲人孰轻孰重是我们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松浩的母亲是一个慈祥母亲的典型，照顾家人，宝贝儿女，帮着他们给父亲打马虎眼。她她经营一家咖啡馆，比较理解新的思想，但同时又很传统，对于老公的决定，从不反对。一个典型的东方妇女是无力改变家庭的。
       松浩的妹妹可以说是他们家最幸运的，过着现代会的生活，有着自己的工作，不喜欢朝鲜。但他同样有着和母亲同样的特点，不会反对父亲的决定。但幸运的是哥哥的提前回国刺激了她，最终她去买了那个哥哥看重的箱子，按着哥哥走遍各个国家的愿望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梁同志的出场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传统的反动势力的维护者。面无表情，不进人情，就是一个机器人。但他对松浩妹妹的一番话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你所骂的国家，就是我与你哥哥生活的地方，我们还要在那里生活到死。” 深深的无奈。所以说没有人愿意放弃自由的生活，体制的高压，亲人的负担才让他们不得不干着这样的工作直到死亡。其实宾馆里的那段最能说明问题，梁同志正在床上抓住难得的出国机会看岛国动作片，这是他难得的体现出自己还有欲望的机会。但一接起电话，他立马开始了程序化的回答，开始还想帮着那些人说说话，但在被呵斥之后立马回到了机器人的套路上。麻木，深深的麻木。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总是说电影不应该被用来刻意抹黑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哪怕你恨它。但是这个国家是个例外，它不需要被抹黑，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

家族的国度
二次大战结束后，一个民族截然分成两个不同体制的国家，也让漂泊在异国他乡的族人望穿秋水，不知何处是故乡。
20世纪70年代，从小出生在日本的朝鲜人松浩（井浦新 饰）按照父亲的命令回到从未踏足的故乡朝鲜，以支持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
-------故事讲述到这里，就已经满是泪水与心绪了！

日本有一个复杂而特殊的群体——“在日朝鲜人”。这个群体的存在源于日本在东亚的侵略史。二战结束以后，朝鲜半岛局势动荡，许多在战争时期被日本征来做劳工的朝鲜人留了下来，在此地生根，生活。到了21世纪，这个人口群已经发展到70多万。日本人统称他们为“在日”。“在日”以来到日本的年代又分为新老两大群体，其生活现状、意识形态等天差地别。其生活状态、意识形态等天差地别。老一辈的“在日”，始终把自己当作朝鲜人，认为有朝一日终归是要“回家”的。而年轻一辈的“在日”，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1950-1980年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发起了“在日朝鲜人归国运动”，在此20多年间，约有9万人回流朝鲜，包括商人、知识分子及平民。这些人被统称为“入北者”。在苏联的支持下，朝鲜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而在日朝鲜人身份地位低微，不堪民族歧视和欺压，面对朝鲜当局鼓吹的“衣食无忧的人间天堂”，致使大量在日朝鲜人愿意回到朝鲜去建设“新乐园”。

因此，为了支持海的另一边的共产主义事业，本片的主人公、自小在日本长大的松浩，在16岁的时候，由父亲送往朝鲜。由于日本与朝鲜无建交，骨肉分别，难再相见。朝鲜长期实行封锁政策，外界难以得知这些入北者的情况。寄托着父亲和家人“建设美好乐园”理想的松浩，经此一别，已经25年。几年前，松浩脑患肿瘤，经过不断申请，终被政府特批赴日治疗3个月。这一举措，也是父亲的好友、弘基叔叔努力奔走了五年的结果。

亲属们沉默地在中央会馆等待“归国者”。不久，使馆人员领来了两男一女，都是从朝鲜归来的病人。第一个男的胡子拉碴，神情阴郁，像劳改释放犯；第二个男的个子高高的，有些驼背，面孔透着懦弱和驯服，他是松浩；第三个女人长得不错，半边脸却被烧毁了。他们胸前都带着一枚小小的红章，那是他们身为朝鲜公民的标徽。跟随松浩而来的是一名梁同志，面无表情，他的任务是监督松浩甚至家人的一言一行。他常常挂在嘴上的是两个字：组织。

松浩归来，为家庭带来久别的天伦之乐。睡在曾经的小房间里，早晨帮妈妈擦拭咖啡杯碟，和阔别了数十年的朋友小聚，和妹妹逛逛街边商店，在全家人陪同下去设施高端的医院看病。被禁止离开东京都的松浩，能够享有这般的放松，已经是太大的奢侈。而这样的生活，安详外表下弥漫着不安的气氛，这不安来自“国家机器”代表者梁同志的监视，来自父亲不近人情的冷漠，来自对于疾病治疗前途未卜的恐惧。

松浩，事件的主角，最沉默寡言，哪怕面对昔日的情人，他也是只醉酒后独坐一隅，唱了几句少年时期的情歌而已。在那个不能随便乱说话的国家，习惯沉默未必不是最好的方式。不仅如此，他还肩负着“组织”上的任务：拉拢在学校给日本人教韩文的妹妹做“间谍，却换来一向脾气好的妹妹异常的愤怒。分别了25年后，他和亲人已经是身处两个水火不容的世界，再也无法融合。

与哥哥相比，妹妹是个开朗的女子，总是挂着开心的微笑，说着流利的日语，像每一个普通日本女孩子一样。其实都是表象。哥哥在流放地，妹妹又何尝不是。父亲禁止她与非朝鲜族以外的男人谈恋爱，所以一把年纪了还独自闺中；在学校教日本人韩语，却不能去韩国哪怕是旅游。在貌似自由的国度，有着不自由的心灵，而她从来都把心情仔细地藏好，为的是在日本波澜不惊地生存下去。

梁英姬也曾以自己的真实经历拍摄过一部纪录片《亲爱的平壤》。“亲爱的”三字体现了创作者的复杂情绪。梁英姬的父母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父亲作为驻日朝鲜官邸的官员，在上世纪70年代将3个儿子都送到了平壤。梁英姬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对朝鲜进行制裁，而将这种仇恨延伸到住在那里的普通人身上，这是她所不能接受的——“朝鲜国内居住着和我们一样的人。在那里生活的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一样恋爱、结婚或离婚。那儿的孩子活泼可爱、女人关注时尚、大学生热衷上网。”

也许朝鲜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国家，也许是作为一部电影的创作者或多或少要满足观众一丝猎奇的心理，也许是导演本身下意识无法规避的生活经历，在梁英姬曾经表示“媒体对朝鲜产生了强烈的偏见和先入为主”之后，观者并没有在电影里看到所谓朝鲜人民的真实生活。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从来没有真正快乐和团聚过的家庭，还将继续忧伤下去，皆因他们当年做出的那个理想主义的决定。

朝鲜人民生活幸福吗？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的答案。我们从电视报纸上看到那些冒死偷渡的“脱北者”来到韩国、美国等新大陆后恍如重获新生，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一向习惯了靠政府按需分配的他们即将面对资本主义残酷的竞争和厮杀；我们看到朝鲜的百姓衣着与时尚无缘、使用的电子设备落后、社会风气保守、思想不自由，可是他们又享受着免费的学费和医疗，拥有干净的街道和低廉的物价。自从朝鲜开放旅游后，许多人纷涌而至，说白了，那份猎奇的心理，大概和清朝西洋鬼子专程跑到中国来看中国女人的小脚差不多吧。

为何会做出这么没有道理的决定？”
“在那里从来都是这样，我们已经习惯了。”
“这一点道理也没有啊。”
“这是命令，命令就是法律，不要去问理由，你执行就是了。”
这是《家族的国度》里，松浩与妹妹理绘的对话。这是在松浩父母在日本家里的对话，“我们那里”指的是松浩所来的地方，那里就是朝鲜。
旅日朝鲜导演梁英姬继《亲爱的平壤》之后，又拍摄了这部故事片《家族的国度》。同样是以她家庭的遭遇作为故事背景，前者是以纪录片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父母将自己三个哥哥送回到朝鲜的经历，影片中主要讲述了他们一家人前往平壤看望亲人的经历。而后者则是故事片，情节亦应来自于她的家庭，也许还有其他类似家庭的故事，讲述了离别了二十五年的哥哥，回到日本看病的经历。两部影片一起看，也许更能理解剧中人物的心境。（可参见我所写的《亲爱的平壤》影评：余皆身外事，唯亲情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