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伟》是青年导演黄梓的处女作,导演本人看上去青涩、内敛,声音也软软的,带有浓浓的南方口音,是个不怎么张扬但内心坚定的人。拍《小伟》的时候,黄梓还不到30岁,但故事已经酝酿了三四年,期间他四处找投资、跑创投,想要将这个带有自己私人情感的家庭故事拍出来。
而这一切都始于家中的一次重大变故,即在他从纽约大学艺术学院退学回到广州,又没有正式工作的时候,黄梓的父亲突然得了癌症,并于不久后离世了。
电影是导演的回忆,也是一个梦,大概逝去的亲人,只能在梦里相见了。
《小伟》的故事三个段落组成,每个段落对应一个人物视角,分别是母亲慕伶、儿子一鸣和父亲伟明,主要讲的是父亲伟明确诊肝癌晚期之后,一家人生活上的改变和他们各自的困境。片中描绘的家庭生活也是导演本人家庭生活的缩影,一家人既紧密相连,又各怀心事,而在这家人的爱与疏离中,我看到了一个中国家庭的真实面貌。
电影中,父亲患癌之后,种种问题扑面而来,首要的问题便是家人是否要告知伟明他的真实病情。母亲一开始选择了隐瞒,联合儿子、亲戚朋友和医生护士们共同制造了一场骗局,告诉伟明他只是肝硬化,让他放宽心,于是在这段时间里,除了伟明本人真的感觉轻松,身边的人都只好故作轻松、强颜欢笑。然而想瞒不见得瞒得住,随着病情加重,病人的怀疑也就越深。就在伟明开开心心回家的当天,他吐了血,那一刻他全懂了。
作为一个成年人,理论上,伟明对于自己的病情是有知情权的。但在实际生活里,大多数家庭担心患者承受不住,纷纷选择了隐瞒真相,能瞒多久是多久,甚至有的癌症患者直到去世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家庭是一个联系紧密的集体,更缺少个体的权利意识,家人们会很自然地觉得我有责任替病人做主、替他承担这份精神压力。
问题是,这样的事真的可以被家人替代吗?
中国的家庭看上去联系紧密,什么事都要一起面对,以为这就是爱,却缺少对彼此个人边界的尊重和有效的沟通。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家庭题材的电影关注到这一点,如在去年金马奖的最佳影片《阳光普照》中,父亲都可以为了儿子好去杀人,却不能关心和理解一下自己的儿子真正需要什么。
同样在《小伟》中,活在一个屋檐下,三人之间也有着或多或少的疏离感,病情暴露之后,父亲在家中养病,感到失落,开始自暴自弃,儿子在学校抽烟、翻墙、翘课,母亲则忙里忙外的,是最辛苦的一个。
然而从父子二人的视角看过去,母亲的辛苦并没有被看到和理解多少。电影中有一幕是一鸣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母亲在门外冲他喊:“隔壁的婆婆走丢一周了,我不明白她家人为什么不去找她,你是不是希望我像她那样你就开心了?”这一刻,母亲因家人长久忽视自己而积压的不满终于爆发。
这里也反应出中国家庭内部存在的另一个普遍问题,即女性在家里不受重视,女性在家中的劳动付出也不被看到。
导演本人也说过,他觉得中国社会的家庭,女性不是在一个主导的位置,所以电影中的母亲更多成为了父子的陪衬。
现实生活中,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常常是被忽视的,虽然我们的社会文化惯于把照顾家庭的责任归到女性身上,但是家庭中的劳动,既不像社会上的工作可以换取实际的报酬和社会地位,还可能被家人们视作理所应当,认为女人们天然愿意为爱付出。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就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犀利指出:“所谓的女性专有领域的‘关怀’、‘照料’实际上是‘以爱之名的劳动’( a labor of love)。无论用何种意识形态来粉饰遮掩,女性在家中所进行的工作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并且是如果她们不做的话就必须找人来代做的‘劳动’。而家庭主妇们只能在‘爱’的名义下默默承受。”就像上野千鹤子说的,家庭中的劳动是有价值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却总被社会文化认定为这是女性的责任而非男性的,可即便有家人们的肯定和感激,也不能说这就该是女性做的事。
就在不久前,华坪女高张桂梅校长怒斥她的一个女学生做了全职太太。不自立自强的视频流露出来,又掀起了一波关于女性做家庭主妇就不是独立女性的论战。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并不认可家庭主妇的价值。但与此同时,仍然还在要求女性要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事实上,许多女性就是在被社会文化要求承担更多家庭责任的前提下,才处于无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困境之中,被迫中断职业生涯、回归家庭。
而在家庭的这种疏离背后,还有深沉的爱。电影里,慕伶、一鸣、伟明三人之间细腻、复杂的情感是非常动人的,就像伟明一时崩溃,把药扔到地上,慕伶也生气不理时,一鸣会默默地将地上的药一颗颗捡起来、放回去,他们三人始终彼此关心,即使不爱言语。
电影结尾,伟明离世后,母子俩一起平静地收拾遗物,怀着共同的哀伤,生活继续,突然移动的镜头仿佛是父亲的眼睛,仍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家。
绝症和死亡带来的哀伤,逐渐填满了这个家庭的裂缝。
而在电影之外,通过感受这个家庭的变化与处境,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理解自己的家庭以及我们的社会文化。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被看到、被理解、也被爱着。
——首发毒药,勿转——
全粤语的语言环境,广州的老房子,二中校园,白云山,荒芜的海岛……让人一下子对充满层次的复古的和市井气的南方城市及其风土人情产生亲切,仿佛沉浸式地进入他们的生活,又唤起在另一座南方城市成长的相似记忆。 影片中父亲的癌症,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但在导演的处理下只是将其融为生活的一个背景,生活依然在那样静水流深地平静地一天天过,而不像《送你一朵小红花》那样整部片时时刻刻围绕癌症,显得特别重。 父亲死了,影片也没有特别去交代,而是昔日爸爸常坐的沙发空了,就代表死了,很像看过的一部贾樟柯电影里,工人死了,手机还响起来,却再也没有人接。这种不浓墨重彩去强调,而以一个细微间接的方式来交代,更具有节制的艺术审美性。 父亲从头到尾像是在演一出哑剧,沉默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他的沉默,为那火车上强行要全家人挤一个狭小床位的温馨一幕增加了张力。那是父亲对这个世界、对这一家人最后的留恋和告别。他一次次拒绝吃药,或许正是以这种变相加速死亡的方式,留下注定要因自己浪费的医疗费让儿子去国外上大学,让妻子不要那么负累。 另外,电影的画面、光影也特别讲究,比如房里坐着的父亲侧影的暗部和高光,游轮上的窗户里倒映的海浪,人物走廊上的背影,火车里的对焦从过道吃泡面的儿子转换到车箱房间里的床,影片终了的过曝处理等等诸多画面,可以看得出背后的用心。
Q:我们知道这部片子有摄制的困难,遇到补拍,是哪一部分的补拍?
A:杀青之后发现拍漏了,就漏拍了一场,然后后面有一些剪辑上的问题,断断续续补拍了两三场。
Q:为什么去选择舟山去拍摄那场超现实的部分,而没有选择文化地貌差异更大的地方?
A:其实有一天在朋友圈发现一个朋友发“上海周末好去处”,然后我就去看了看景,发现还挺好,受到了看景的影响才有那段。
Q:摄影的风格的问题,前段都是手持的风格,后面则是平稳,相对慢下来,整个超现实部分也是比较稳定的,当时是与摄影沟通还是别的?
A:肯定是我与摄影师沟通出来的结果,摄影师与我看景,一起看了两年,连续三年春节是在广州过的。爸爸的段落不同,是因为想做一些尝试。
Q:我想您介绍一下拍摄过程?
A:剧本是14年底写,15年完成,之后就去参加创投,FIRST创投和香港的创投。拍摄是在去年冬天的事情,应该是18年年初。然后零零碎碎补拍两三次,都是补拍一两天那种。
Q:男女主角是夫妻,两人若隐若现,若即若离,所以在戏里戏外的表演上,有什么干扰吗?
A:其实就按剧本去演,因为写的很淡,很生活化。
Q:三个人物转场是怎么考虑的,就是先是慕伶,再说一鸣,最后是伟明?
A:因为医生会把得病情况去告诉亲属。慕伶是最直接的冲击,而且是唯一女性,女性在情感处理上面,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孩子的反应,是一个高中生,其实对于世界认知刚打开,他情感反应会混沌。爸爸最后知道自己得病,是因为是病人,我是想把他放在最后。
Q:怎么看待小孩子对于爸爸生病这个事情?他给我的感觉是太冷静了?
A:我觉得小孩子会寻找情感出口,应该会释放在学校,压抑会反应在学校的行为里面,逃课,翻墙,厕所抽烟。
Q:当父亲回到海岛的故居时候,他和他哥的关系好像有矛盾,还有就是一鸣进入那个老屋的时候没太看懂?孩子在缝纫机前那段。
A:其实是父亲进了无人村,然后是以前的老房子,还有人烟,里面住着自己的老母亲还有哥哥。这段是超现实,他走到过去的回忆或是一个梦,人之将死,回光返照。儿子走进老房子,跟之前爸爸的不一样,是破旧的房子。现实世界的人,走进去之后,其实是儿子代替父亲,在工作缝纫机的是他妈妈,让孩子携带着父亲的意识,我是想重现父亲当年年轻时候离开那个岛的场景。
删减稿载于微信公众号“识广”,作者均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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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广州故事是什么时候?
银幕上的广州故事,必然不能避过不提《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拍的是冼村拆迁背景下的都市爱恨与仇杀,广州沦为背景板,与故事的奇诡异色嵌合相衬。其余的,最接近广州的影像故事,无非是香港电影——与广州相似程度达不到十成十,不过至少说着粤语,因着香港文化在上世纪与千禧年盛行,某程度上也共享着文化背景。但更贴地的——譬如我们每日做广播体操的中学生活,要兜多几个圈的老式居民楼楼梯,家门口的半截露台,堆积着封尘的《南方都市报》……却无从寻觅。
无怪乎我们看《路边野餐》的乡野摩托之旅,有一种奇异的熟悉——明明贵州是异乡;在《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记忆爱淋雨爱说垃圾话的青春期;在《志明与春娇》里对粤语机锋会心一笑;甚至在更远的山西,小武穿着喇叭裤在街头闲逛,也不免怀想:我们也有过这样的闲散日子,或许是在上一辈。
我们早已习惯在其它城市的影像里拼凑和想象自己的广州记忆。而2019年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大奖的电影《小伟》里刻画了最真实的广州记忆。
电影原名《慕伶,一鸣,伟明》,片名分别是母亲、儿子、父亲的名字。电影由三部分组成,以三个家庭成员的视角讲述父亲罹患癌症之后一家三口的家庭生活:父亲患病后,母亲慕伶坚韧地撑起整个家庭,为了向丈夫隐瞒病情,请求医院的护士把病情诊断上的“肝癌”改成“肝硬化”;儿子一鸣为了陪伴父亲,原本打算高中毕业后出国,如今犹豫不定,时常在校园和街道之间迷茫地游走;父亲伟明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回到了家乡,迷雾之中,过去的记忆忽而重回心头……
影片伊始,坐着一家三口的轿车里,父亲伟明讲起病人因医院诊断错误而死亡的笑话,与负责开车接送出院的亲戚一来一回地闲聊,就足够勾起广州人关于家庭日常对话的记忆。
影片第二段儿子一鸣的视角里,有更多独属于广州人的中学回忆。为了逃避学校的广播体操,学生们跑到厕所里抽烟吹水;坏孩子们帮衬学校小卖部,偶遇“仇家”起争执,后来化敌为友又一同逃课到学校后山嬉戏。“劈雷”“劈撚”等本地广州人都不记得的粤语脏话不时出现。
为了散去烟味,一鸣从天桥跑下马路,穿过桥底,跑过省皮红绿灯、地铁下的高架桥。汽车鸣笛声,放学后孩子在街边嬉笑,下班的市民拿着大袋食材走过……广州二中、76中、恒福路、华乐路快速掠过,广州街景街声熟悉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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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可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故事”,导演黄梓在广州提前放映场的映后谈里说。如何面对死亡自是一个普世故事,东方式含蓄的亲子关系更是中国最普遍的命题。只不过因为他是广州人,大部分的人生在广州度过,这部具有半自传性质的影片自然有着广州印记。
一个关于死亡的家庭故事落地在广州,在导演黄梓的处理下,摆脱了煽情的流俗。无法言明、未曾留意的情感以笑话、顾左而言他的形式呈现。譬如母亲慕伶在医院装作责骂护士写错病情诊断让丈夫宽心,一边又双手合十向护士表示感激。对应地,伟明说起病人因医院诊断错误而死亡的笑话,夹带着愤懑表示已然洞悉妻子的隐瞒。慕伶与伟明之间对于病情的心照不宣在影片中暗涌。又如儿子一鸣在天台朗读录取通知书,对父亲说不想去留学。甚而父亲的死亡最终都经由移动的镜头,从曝光过度的天台摇摇晃晃地去到有阳光照射的客厅,逗留在房间的走廊,变为一鸣说出的:“阿爸这件夹克,我都几啱身。”镜头最终选择停在卧室门口,与这对母子留下一段距离。
直白的“爱”在影片中缺席,却一遍遍地通过无字暗语说出。在明媚的广州影像中,因死亡而起的家庭动荡被拆解成一个个私人记忆片段,在悲怮过后摊放在阳光底下被逐件分拣、浸泡、湹清——一个可供观众进入的入口出现。记忆在导演黄梓的处理下,露出超现实的切口。
我们于是在这熟悉而陌生的镜头下重新审视这座城市以及其中的亲子关系。在影片的开头与结尾,父子在家中染发,母子在房间里收拾衣服,客厅都播放着一家人出游的录像。黄梓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应这种现实与录像并齐的处理:“我想要他们看自己,但好像又不是在看自己那种感觉。”一家人与录像中的“一家人”对视,我们也带着广州的生活经验、记忆与广州对视。
在这种目光之下,摩星岭呈现出奇异的广阔,与挤迫的城市相反。一鸣在找寻掉下山的鞋子的时候,往一片苍绿中扔了一颗石子,却忽然回到讲述阿基里斯追龟的数学课上,对于鞋子的找寻凝结于一个数学桲论:“阿基里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诗意从暧昧的影像叙事中离地而生。甚而,这种对视会发现熟悉事物中的陌生感、恐怖感。母亲慕伶像每一个中年女性,她带着哭腔骂躲在房间里一鸣——原来都曾坚韧地承担重负,偶尔柔情,时时被磨损得暴跳如雷。她的脸与你我的妈妈重合,却又未曾在银幕上看过妈妈的脸,总有种白日下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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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位广州土生土长的青年导演来说,影像中的地域印记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地域与生命经验粘连,难以切割。黄梓接受识广采访时表示:“因为我在广州长大,之后即使去了别的地方,拍摄其它城市的故事,还是会带着广州的影子。”
对待这些生命经验,黄梓在忠实地沉浸与抽离地审视之间找寻平衡——自然,我们作为观众,在电影之中找寻的并非只是广州影像的忠诚再现。影片中超现实的部分,黄梓自述有受到毕赣和侯孝贤的影响。到美国留学再回到广州的经历也赋予黄梓观察故乡的另一种视角。
在自述《黄梓:未经审视的故乡是不值得拍的》之中,他认为创作者未经审视地面对故乡时,只觉得故乡无趣,然后陷入失语的状态,因此“离开故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代表着你会遇见更多未知。这种离开并不是说旅游两三天,而是说在别处构建一个完整且崭新的生活体系。……更重要的是,离开故乡能赋予我们一种超越感和距离感。当我们脱离日常的惯性之后,更多抽象事物随之袭来,它会逼迫我们去重新审视生活。”
这种审视的目光使得黄梓发现广州的有趣之处:“巷子深处,还有从网吧出来的青年,背着超重书包的小学生,把环卫车停到公厕门口,准备上厕所的环卫工人……‘轰轰轰……’有别于车辆经过传到桥下的回响,透过因高架桥拐弯而无法被完全遮挡的天空一角,我看到了缓缓飞过的飞机。”
着陆与抽离由此而生,这也是电影《小伟》区别于其它以广州为背景的影视作品最大不同之处。
然而这部广州电影却并未接触过广州的影视团队,所有拍摄资金均由导演的亲人资助。对于影片主角全员采用香港演员的举措,黄梓有过多次解释:在广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因为广东电视里平时放的都是很市井气的情景剧、长寿剧,那样的演员不符合我的感觉。”至于这部广州电影,似乎演员、资金、发行等各个方面,仅有市井情景剧的广州对于一个拍摄文艺片的青年导演都并不友好。
而在今年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广州导演蔡杰的一部讲述广州人到香港寻父的独立电影《人海同游》获得三亚关注大奖。2021年1月15日,《小伟》将于全国公映。
审视广州的另一种目光——那架在高架桥以外缓缓飞过的飞机,在等待被看见。
虽然故事背景在广州, 可是整个sound scape/城市景观/地貌与我所在城市差不多, 永远嘈杂的施工声/交通声, 山的公园, 面色凝重的匆匆行人, 狭窄的居室, 日落时昏暗的阳台, 所以尽管生命体验重合度不高, 仍然让我感到亲近.
摄影上有非常多的思考, 失焦的开头~前中段缺乏的曝光~最后的过曝/为了突出阴影, 无补光或者弱补光的人脸特写/医院里鬼魂般的兼顾不上的燥点长镜头/超现实小岛的俯视大远景. 虽然伟明的段落有超现实的部分, 不过整体的调子都是现实主义的, 所以当一些运镜和打光设计感很强时, 还是会有镜头的在场感, 比如空境之后还慢摇一两秒, 转移观众的视角焦点去堆满药瓶的茶几, 还有时候会有很明显的用光影做成frame来突出视觉信息, 不过我也完全不讨厌就是了.
我还喜欢晾晒这个元素, 里面有很多晾晒的镜头, 隔壁老奶奶的看护在他们逃学时撑上的晾衣杆/小岛上被大风摇拽的被单/正在滴水的衣物/晾衣服都有一个自己的特写长镜头/最后母子的抽烟会话也在几排晾衣杆前进行. 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有意为之, 也许只是生活感的塑造也不一定. 不过于我来说, 衣服里的水被太阳和大风蒸干, 亦是一种挣脱的象征(对应了伟明离开小岛, 一鸣想要离开中国, 慕伶想要离开这个困境), 尤其在南方城市里, 潮湿的感觉几乎永远没办法摆脱. 伟明也常常拖着身体坐在阳台的独椅上, 太阳落山都不舍得离开. 而且悬挂着的衣物好似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仅保存了人曾经的记忆和痕迹.
超了短评字数限制才转到长评, 有幸看了柳州唯一的点映场, 观影体验很好, 还哭了几次, 很是被导演和制片团队的真挚所感动, 很多细节也许不是太准确, 可是还是想把这些话记录下来!
「能够脱离自身的经历,以创作的方式表达想表达的东西,不止步于沉浸在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里,是很重要的。一个导演不能剥离出来的话,就会带太多的个人的东西,而损害了作品的完成度。」
——钱艺妮
2019年,有一部华语影片在第13届FIRST青年影展上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被评论为“让人惊艳的处女作”;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它又入围了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的角逐。这部电影便是去年华语独立电影的黑马《慕伶,一鸣,伟明》(2019)。它也让年轻的导演王梓与其背后的团队,一下跃入了大众视野。
cinewoo 特此邀请到了《慕伶,一鸣,伟明》的制片人钱艺妮,听她分享了影片制作的幕后故事与作为一名独立制片人的心得。
入行
想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
Q: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做制片这一行,又是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的?
钱艺妮:我本科其实学的是法律,跟电影和艺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毕业之后也在律所和四大事务所工作过,但是感觉有一段时间比较迷茫,还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有了一个机会,北京有一个栗宪庭电影学校,我就来了北京,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上海,在北京呆了到现在有5年了。从冬春影业开始做电影制片的工作,后来去了英皇电影,去年开始做独立的制片人,然后做了我们《慕伶,一鸣,伟明》的项目,包括还有周子阳导演的新片《乌海》(2020)的制片人。
当时是在冬春的时候是也是刚刚转行,开始接触电影制片。之前更多是作为一个观影的影迷,从观赏的角度去认识电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之后,就从电影制作者、创作者的角度去接触电影,就不太一样。
在冬春的时候,(我)在中山影院做了周子阳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老兽》,还有胡波导演的《大象席地而坐》,以及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这些)大概是在冬春的时候几个比较重要的文艺片。
幕后
因为电影聚到一起
Q:所以您虽然对于制片这条路是半路出家,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经验。您能不能聊一聊初次见到《慕伶,一鸣,伟明》这部电影,您是什么样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了您这次和黄梓导演之间的合作?
钱艺妮:我当时看到我们片子的成片初剪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有两点:一是,它确实很动人。你能够看到导演在这个片子里面倾注了特别深沉的对家庭血浓于血的那种情感。虽然他表现得很克制,但是那种情感的力量,我觉得在青年导演里面是非常的难得的。讲爸爸的生病了之后,他又选择了用一家三口,三个人个体的视角去讲这三个人各自的情感和成长,还是展现了通常我们会赋予人的一些身份标签背后他们个人的内心状态。我觉得这种作者性也是很难得的。
以及,我觉得非常惊喜,在第一部长片处女作中,他能够在电影个人电影语言上掌控力这么强。我觉得他将来的在电影上的路,可能性会很大。
黄梓可能也跟你们有提到,当时在前期拍摄当中,他家里人在各方面,资金、拍摄、制片上的帮助特别大。在家里人的帮助下,他能够完成这一部处女作。他是在广州拍的,然后他来了北京。他的剪辑、调色师、我们后来的出品方,包括我们的另外一个制片人赵晋,他和他的公司,都是因为导演和这部片子聚在一起。
可能黄梓导演他不太善于言辞,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他通过他的电影来跟我们交流,跟观众交流,他在电影里表达了很多东西。
Q:我们听闻当时有一些补拍的内容。您可以聊一聊怎么样产生想要补拍一些内容的念头吗?或者说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去进行这样的拍摄呢?
钱艺妮:主要还是创作上的原因。他其实初剪是自己剪的。后来的剪辑师刘新竹也是《春江水暖》、《老兽》的剪辑师。她进来了之后,他们开始聊剪辑上面的一些想法,发现有一些地方还是缺一些东西,才能够建立起跟观众在情感上的共鸣,所以决定去补拍。
其实18年、19年这两年,影片都有当时的版本。最早已经有国际A类电影节,想要邀请这个片子去竞赛和展映,但是他(黄梓)对自己的东西还是要求比较高,所以婉拒了。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片子完成度上做到最好,再去拿出来给大家看。其实他对创作上的要求还挺高的。
Q:您可以分享一下这部电影以后的一些规划吗?还会想去参加更多的电影节吗?
钱艺妮:我们接下来国际电影节方面会去澳门国际影展,也会去莫斯科电影节。我们也是计划今年下半年能够有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上院线,跟大家见面,能够让更多的人在大银幕上面看到这个片子。
初衷 创作需要抵达人的内心
Q:您已经担任过很多部电影的制片了,从一位制片人的角度去看,您最看重的新导演哪一个方面?或者您最看重他们哪一种特质?
钱艺妮:我觉得不光是新导演,作为导演,作为一个创作者,最重要的是对于创作的态度。他的创作的初衷应该是很真挚的,这样他创作出来的东西才能够抵达人的内心。这一点对所有的创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才是他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想说什么样的故事、想表达的主题、社会性,包括他的导演能力,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但是那个核心是最重要的基础。
Q:所以这次黄梓导演也是因为这种诚挚的创作态度,很快吸引了您是吗?
钱艺妮:没错,我觉得他一个这几个方面平衡得比较好的一个青年导演。虽然他的故事源自于他自己的真实经历,有一些原型,但是他又能够跳脱出来,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再去把它作为一个作品来做。
他能够脱离自己的自身的经历,以创作的方式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这个脱离也是他在这个片子里面完成得比较好的一个部分,他没有光是沉浸在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里。有时候(一个导演)不能剥离出来的话,实际上就会带太多的个人的东西,它作为一个作品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的完成度了。
制片 尽其所能实现导演的愿景
Q:大家很多时候会看到一部作品往往总是先想到导演,很少会想到制片人,但制片人其实是非常居功至伟的。您现在也是独立制片人,您认为作为一位独立制片人,做到哪些事才能更好地帮助导演成就一部作品?
钱艺妮:制片人就是后勤,就是要帮助导演实现他在创作上的想法,需要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它主要就是解决问题、实现导演想法的一个岗位。电影最核心的创作理念肯定是导演的,所以我们总是会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制片的工作,确实更多是服务于导演的理念的。
在实现的过程当中,肯定因为现实的种种原因,我们会有一些妥协,或者想一些折中方案。但总的方向肯定都是为了实现导演在创作上的理念,把电影拍出来。
Q:在您的工作中,您会碰到和导演共同去探讨一些创意内容的情境吗?
钱艺妮:会,因为有时候导演也会问大家。比方说,导演也会综合听取主创、团队里的大家具体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因为有时候导演在自己的创作里面,可能自己是清楚的,但是也需要听一下外面人的感受,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能抵达旁人。所以大家会一起探讨某一个创作上的话题。
Q:您之前自己也执导过短片,对您来说,导演和制片人在您自己的经验看来,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钱艺妮:那个是学生作业的时候拍过的一个短片,所以不是太成熟。导演思维肯定跟制片思维完全不一样,有时候甚至是相悖的。
导演是基于创作,是很敏感的,但制片有时候相反,是要去方方面面处理事务性的事情,所以思维方式和创作的思维方式是相悖的。就好像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观赏者看电影,和作为一个创作者去解读电影里的构成元素、拍摄机位,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做电影做艺术评论和做艺术创作其实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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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做保安,他要做教导主任,我要开小卖部;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相当成熟的处女作,也是典型的半自传作者电影,看得出黄梓导演拍出了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三段式既代表三个不同家庭成员的主视角与三种有所变化的风格(由写实到超现实,从手持晃镜到稳定平滑),又呈递出了成长/新生与还乡/逝去的交织历程。基调冷峻克制,哀而不伤,在剪辑、转场(包括三段之间的衔接)、空间调度(自然环境&氛围营造,以及室内与画外空间运用)与视角过渡切换上也很有想法,尤其是主客观视点或不同视点的流畅转换,首尾相衔的幽魂视角运镜及通过电视中录像引入片名或收束全片的设计也十分惊艳。内容上留白和需要观者揣摩解析的地方也不少,对叛逆与压抑的青春及患病者心理的描摹很真实。第三段迷雾缭绕的无人村与停电后的荒凉宾馆足以将我吸入片中。美中不足的是仍有一些符号堆砌问题,如阿基里斯与龟和追日者寓言。(8.3/10)
看完也很想点根烟。ps才发现广州的景挺适合拍电影的hhh
现如今已经很少有处女作能让人一身鸡皮疙瘩的惊艳了,这部作品做到了。导演太厉害了,心思温柔又细腻,个性叛逆又沉默,他看见了父母,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老屋,看见了广州这个城市,像每一个经历过高三与家庭伤痛的我们每一个人,静水流深的情感默默汇入到心底,像给我注入了一剂回忆药水,瞬间把我拉扯到自己窘迫、压抑又自由憧憬的青春时光。黑暗的影院里我这个成年人的眼眶悄无声息地湿了,灯亮起前又悄无声息地擦干,感谢这110分钟的私人自我窥视时间,非常妙非常治愈。
愿意到电影院去看但是夸不太出来也不愿意说刻薄话的程度。
7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厉害啊,处女作能这个程度,很不错了。这片首先好在剧作,非常工整,用心的细节也有很多,剧情的构建,关系的推进也都很合理。相较而言,更喜欢前两部分,第三部分开始玩了些虚的,反而有点无趣了。
不多见的墙内粤语电影,演员都挺棒。非常私人的家庭故事,也拍出了两代人的一些共通境遇,《一鸣》也贡献了最为自然舒适的校园青春戏。另外荒凉村落已然变成新导演超现实想象集中营,这部分如果延续原本的写实主义或许会更好。
竟然听到了熟悉的乡音,荒岛上冬天的海风真的瘆人,但岛上这段的确是全片华彩,拍出了苍凉落魄的美感。导演本人还挺可爱的。|SIFF2020第12场
No. 一部非常不好听的电影,也就是说,没有画外的电影,意味着长镜头中的摇镜只能像拖着一团赘肉一样拖着那佯装自然主义的陈词滥调。但你说共鸣?集体记忆?当然有,但这也是我失望的起始点,因为有了共鸣,有了类似的经验,那也就意味着一切只能安安稳稳地抵达终点,别的什么也没有,即便有了第三段那些似梦的场景,但也仅是在梦的视界旁边旋转,并没有真的要入梦的意思。为什么无法入梦?因为不存在逃逸的欲望,没有像片中那个离家的奶奶一样一去不复返的决心(她再也没出现),自然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出格举动,看来理想二字确实已经从华语电影的字典里彻底消失了,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过。
3.5;首尾以及医院中游离拍摄对象的运动长镜相当惊艳,摄影机仿佛具有了某种(被赋予的)自主意识,仿佛幽灵的游弋;超现实段落与整体略违和,但我还挺喜欢的。独特的地缘风貌(地形、植被、水流、天气景观)与方言乡语,为影片搭建了一个内敛克制的情感系统,它勾连三代人的出走与回归,关乎的是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家庭如何处理生死问题,呈现出真实生活的肌理。细节把控十分到位,应该能激起亲历者的共鸣,那些无法出口的苍白安抚,自弃扔掉的药,强忍的打趣,直至最终结局的来临。一切都不可逃避,不会改写的结果,而生者仍要面对,仍要努力活下去,也会笑着谈起那个离开的人。处女作毛病都有,素材过芜杂,段落不平衡且略松散,不过未来可期。
自然流畅,平实生动,跟拍恰到好处,声音处理饱满,处女作就这么沉稳,难得,更喜欢原名《慕伶,一鸣,伟明》,以三个名字命名,以三个名字进行分段。
虽然期望过高,但发现故事居然发生在广州,很是惊喜。一家人介于折磨与亲昵之间的关系,很现实,也很骇人。可在长久消损下,山上的小卖部畅想,火车上的戏弄,餐馆里的相约,楼台上的烟,阳台上的灰,甚至那个看电视时意识的回身,都是自由的暖光。在日常里,渗入一点似是局外人又似是镜中人的佐料,再添些时空交叠的恍然,还拿各种口号来映照,挺见导演的想法与潜力,但要是拍得、演得、剪得再顺畅些就好啦,毕竟已是个能去“苛求”的好作者了。期待更多岭南叙事。对了,三个男人四次小便,都没洗手……@虞社。三星半,下次加油。
听小伟英语口音,他是怎么被加州大学录取的?
本届FIRST影展剧情长片最佳。拍着胸脯说是近三年来最好的华语处女作,时空性的完备程度秒杀所有阿彼察邦的拙劣效仿者。每场戏都有充足的信息量和解读空间,创作者有极其清晰的设计和考量,绝没有卖弄符号的心虚,剧作、表演和电影思维三者同时在场。一个在创作生态里越发“寻常”的家庭事件,用三人接力式的视角挖掘出每个成员的精神困境:死亡,青春,乡愁。联想和共情激起的思绪上下翻飞,无法止息。所有长镜头都没有露怯,有着丰富的细节和精准的调度。更不用说令人咋舌的景深镜头,对当下拍摄场景、人物内心乃至城市地貌都有深刻的认识。结尾与开头打通的幽灵视角直接把我看呆了,河濑直美《沙罗双树》的感动再次汹涌而来。自然、流动,让我耳目一新。
3.5 “惊人首作”名副其实,尽管缺陷不少,导演想做的想要的太多,结构也很有问题,不过这些都掩盖不了导演的才华。
谁是追逐太阳的猎日之人,谁是与龟赛跑的阿基里斯,谁是笑话里拿错了病历的家伙,谁是现实中插错了卡的笨蛋。爸我想改变世界,这样的豪言在泡面的热度里融化。老婆快过来一起挤,这样的蜜语在卧铺的床位里蒸发。植入父亲离岛的记忆,在缝纫机边试穿祖母剪裁的黄衬衣,从此去天南海北,都带着你的身形。
有点反感这片,但处女作有这样的掌控力勉强也可以给个及格分。母亲的段落极为功能化,父亲的段落太过超现实,只有自己那段还算有点落到实处。如此一来,字幕卡强行分割的三段本身就仅仅是花招而已,并没有产生表意上的联系,况且视角也并不严谨:儿子的段落中有一个妈妈背着他在门外打电话的镜头、父亲的段落中也有儿子自己闲逛。新导演搞创作,该弃的不弃已经是通病了,充满着算计感。最后,很多国产新导演拍片都有的表演问题,不知道为什么都是死气沉沉的表演,重人物的片子连个近景都不怎么推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一到对话戏就是大长全景往那一摆,逢看必睡。
享受这种苦中作乐的幸福感。大陆电影,全程粤语对白,三主演全部来自香港,加分加分!
一上来就绝症,没有试图说教,也不用配乐去煽情,能把生死之类的大词,变成化整为零(ING)的进行时故事——作为处子作电影,已难能可贵。人生温度遽降的广州,似乎没有了全年的躁动暑气,医院、学校和家的不断转移,“似乎不为什么”的老奶奶离家、主人公逃课、年轻人出国,都在寻求解(救)脱(逃)。不足之处,是第三段似梦又遇,太“路边野餐”,感觉在试图去总结和升华。然而,真按照前两部分的节奏行进,也完全没有问题啊。主要角色均由港人演员出任,也是相当少见的、完全粤语为主的local电影了。
导演拥有极为细致缜密的理性思维,在景别构图的平衡、剪辑的精确度、视点的转换节点和运动镜头的速率停顿上都下了大功夫。但此类以极端情境反逼人物状态的电影,文本的咬合一定要足够紧,才能制造出具有强烈代入感的戏剧漩涡。遗憾本片依然存在不少泄气的段落,在情感层层推升的过程中制造出不少阻力,所以直到结尾我们也没能真正看到脱离出事件之外的人物,不论是慕伶、伟明还是一鸣,都差了一口气。Ps:旅馆大风停电那场戏蛮惊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