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

近十年来，随着历史档案文献的公布以及口述、回忆录的补充，国内兴起了一股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热潮。仅仅是刚刚过半的2021年，就有不少关于西南联大的讨论：《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的新书《重走》，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40集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正在高校点映；而纪录电影《九零后》从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国宝级西南联大学子的视角进行叙事，近日上映后又引发了观众热议。

为什么这些作家、学者、导演都在“重返”西南联大？关于“西南联大”的话题为何总能引起大众读者和普通观众的兴趣？为此，我们采访了《九零后》导演徐蓓，同时梳理了近年来西南联大的出版现象与影视创作，一同回顾和追忆那个战火纷飞、群星闪耀的传奇年代。

西南联大的“出版热”

提起联大，校友们常常充满想念。联大校友、刚刚去世的思想家何兆武的《上学记》曾经影响好几代读者的精神生活。《上学记》中，何兆武如此评价自己的联大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同为西南联大校友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也曾盛赞西南联大“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国文课”。

除了校友自己，在出版界，不同的历史作品曾从多个角度记述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写作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被许多研究者认为在西南联大史的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由于既有留洋背景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多秉持着宽容而开放的思想与教育理念，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易社强对此深有共鸣，他抓住“自由”这条主线，通过细致的史料挖掘，立体勾勒了西南联大从西迁到1946年彻底完成历史使命的全景历史。在全书的第三部分，易社强专门用六个章节分门别类地介绍了西南联大各个学院的特色教育实践，为人们接近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

国内学者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也是当下人们了解西南联大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相较于《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张曼菱更多利用了口述史材料，通过采访大量西南联大时期的包括校友在内的亲历者，在书写西南联大的治学理念、师生们的宏大理想主义情怀之外，也还原了记账、放炮、跑警报、刻蜡板等更多联大师生细致入微的生活日常。除此之外，2009年出版的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是以西南联大史料为基础开展的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题研究。

在宏观群像式的作品之外，近年来，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日记同样受到出版界的关注。民国一代的学人，留下的日记数量有限，而日记相对于一般史料侧重刻画大事件，尤能帮助读者窥见时人内心的思虑与情感，对于当代人真正了解过去的世界，获得对西南联大师生心境的“同情之理解”有极高的价值。如治明清史的著名历史学者郑天挺全程参与了西南联大自建校到停办的全过程，并从1940年起担任联大总务长。难能可贵的是，从1938年至1946年，他坚持记日记，这份珍贵的史料记录于2018年由中华书局整理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同年，中华书局也整理出版了《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西南联大校友、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也于去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

另一类于近年出版的作品则聚焦于西南联大的课堂教学内容。作为今天人们谈起联大最常提起的一点，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实践不仅被视为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同样也常常作为一种反思资源被当今学界用以反观自身。正如易社强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称，虽然总体上联大有一多半的学生出于报国等考虑选择了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但学生第一年必须接受打通专业壁垒的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依然赋予了学生足够的全面开发自身潜能的机会，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了基础。2015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国文课》与2017年中译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英文课》都通过整理当年的教学内容，呈现了联大通识教育理念的精髓。

时过境迁，战火硝烟已然远去，如今的中国远离了战事，高等教育也走在不断规模化、建制化的道路上。不过，西南联大的精神却在当下依旧不断召唤着人们。为什么如今的人们不断地通过各类作品记述和“重返”西南联大？学者谢泳曾于2010年撰文论述这一现象，在他看来，当下的西南联大研究存在一种转向，过去的研究者常常将西南联大置于高等教育史的范围中研究，或是将其放置在更大的现代史的格局里去考察，例如联大与国民政府、民主党派等的关系。而如今关注西南联大的研究者则更关注“联大精神”，体现出更为强烈的当代关怀。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3月版。

走上银幕的西南联大

这种今昔呼应的现实关怀，显著地体现在最近三四年有关西南联大的影视、出版作品中。如2018年由青年导演李芳芳执导的电影《无问西东》采用了一个多线叙事的结构，通过1923、1938、1962和21世纪四个时空的虚构故事讲述了青年理想主义精神的一种“传递”。追求真理的吴岭澜、壮志凌云的沈光耀、在坎坷命运中坚守初心与理想的陈鹏与王敏佳，和在挣扎中领悟敬畏生命的张果果，每一个时空中，主角们都在进退间最终选择了面对自己纯粹的本心。

电影《无问西东》剧照。

今年，《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则推出《重走》一书，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在书中杨潇谈到，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方式来写一本作品，并不仅仅是为了换一种方式记述西南联大的历史，同样也是为自己“寻路”。在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后”，他“迎来了存在主义的危机”，希望能够借助这次写作，重新定位生活与思想的方向。而作为一部面向公共的作品，它同样也渗透着当代青年对生活意义的集体追问。

毕业于剑桥大学人类学系的青年导演徐蓓也阅读过杨潇的这部作品，与杨潇不同的是，她选择了用影像这种更加直观的媒介形式来书写西南联大的历史。2018年，徐蓓拍摄了五集《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收获了不错的反响。直到坐在黑暗的环境中看过一次自己的片子在大银幕上放映后，徐蓓觉得这个题材的电影只有走进电影院，才能获得最好的放映效果。于是她开始了电影《九零后》的策划，将《西南联大》纪录片中的视角进一步聚焦到“校友”身上，用他们生动的讲述重现当时的光景。

徐蓓执导的5集纪录片《西南联大》（2018）剧照。

对于西南联大的校友们来说，这是一次回溯母校记忆的好机会。在5月22日举行的观影会上，徐蓓提到，2019年离世的中国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听说可以细致地谈谈有关母校的回忆，十分激动，凌晨起床整理思路。去年逝世的翻译家刘缘子甚至为了这次专访，专门化了精致的妆。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与徐蓓的对话中，她提到，西南联大不仅是这些校友们永恒的精神家园，它同样不断成为我们当代人的记忆资源，每一代人重新书写联大历史的冲动背后，都是这一代人对各自面对的时代问题的思索。不过，徐蓓也认为，现代大学的处境相较于联大时期大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联大的成功是时代因素与天才汇聚综合作用的结果，闻一多、陈寅恪、吴大猷等大师们的指点，李政道、杨振宁、许渊冲们的才华加勤奋不可或缺，但抗战带来的时不我待的紧张感，逼迫师生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刻不容缓地前行，同样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因素。

《九零后》剧照。巫宁坤（1920-2019），西南联大校友。

另一方面，尽管时代背景有所差异。西南联大自身开创的许多优良传统，仍然足以为我们当今反思大学和青年的处境提供可贵的借鉴。例如联大对学术、思想自由理念的坚决贯彻，这显著地体现在当年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中。打通文理界限、不拘学科分隔的做法十分普遍，社会学者陆远在《传承与断裂》一书中，就曾经详细讨论过社会学家吴文藻在云南大学整合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尝试。这些尝试对于学科高度分化、专业化壁垒严重的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常常能提供有意义的警示。

在《九零后》的观影活动中，看到许渊冲调侃同学巫宁坤“外文不好，自己考99分，他只能考70分”这类情节，观众席常常会爆发出一阵笑声——尽管年过九旬，西南联大的校友们的心态却依然如当下的“90”后一样年轻。李芳芳的《无问西东》突出了“真实”的本心的力量，徐蓓则以“pure”（纯粹）一词概括了西南联大这一代学人的底色。忠于内心，永葆信仰，让他们拥有无惧时间的精神力量，永远保存着面对生活的好奇与热情。新一代的青年不断“重返”西南联大，也是在召唤这种在当下遭遇动摇的理想主义精神。

对话徐蓓

徐蓓，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纪录片导演。作品包括：《九零后》、《大后方》、《西南联大》、《陈小梅进城》、《细细的小雨》、《进城》等。

新京报：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书写西南联大历史的作品，你觉得相对于文字作品，用影像形式呈现的西南联大有怎样的特点？

徐蓓：影像最大的优势毋庸置疑是它的直观。特别是我们的影片聚焦的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校友们的讲述和回忆非常个性化，影像能够呈现这种面对面的对话感，这是文字可能没法记述的。我们的电影叫《九零后》，其实是一语双关，这些西南联大的校友们都是思想界各个领域的大师，他们年事已高，但依然保持着“九零后”一般的纯粹和激情，这也是镜头能够直观呈现的。我们组织放映了很多场，每一次观众都会反馈，会被许渊冲先生、杨苡先生他们的那种真性情打动。

同时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回到历史现场非常重要。电影当中有一个李政道、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的原版影像。我们其实很早就看到过他们获奖时拍摄的一些照片，但当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这段原片，那种直接的冲击力依然还是无可代替的。

《九零后》剧照。杨振宁（1922-），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在拍摄《九零后》之前，你之前有两部作品和西南联大都有关系。最早的是《大后方》，后来有《西南联大》。这相当于是又一次和西南联大这段历史打交道。三次打交道，你对西南联大的认知有没有什么变化？

徐蓓：这是一个不断具象化的过程。《大后方》更多是一个全景式的讲述，西南联大是整个片子叙述的一个部分。这可能和我们很多人最一开始接触西南联大的历史一样，是在一个大的抗战叙事的光谱下面去理解它。到了拍摄《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的时候，西南联大真正成为了影片的绝对主角，由于我需要从校友、教育、参军等各个侧面全景式地展现它，我第一次非常深入地阅读了有关西南联大的史料，包括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的地位、北大清华南开之间的关系、云南这个地方与学校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从一个宏观的视角立体地呈现联大。而到了《九零后》，我选择以校友为中心来拍摄，走近了校友更个体化的生命故事。所以影片中所有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都消失不见，开始完全从他们的视角来讲述。可以说我这个时候对联大的认知更加的微观和具体，也更加重视对联大校友之间人际网络的呈现，比如呈现李政道和朱光亚之间的关系、杨振宁和邓稼先之间的关系。

《九零后》剧照。马识途（1915-），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用纪录片去“记忆”历史常常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平衡对历史的还原和导演个人思想的传达。尤其是像联大这样一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也非常容易在历史书写中被浪漫化。你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平衡的？

徐蓓：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拍摄历史纪录片的导演，对历史建立起一个坚实的认识，同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都是第一要务。虽然任何影视作品都可能传达一些导演的个人观念，但是尽最大可能尊重史实一定是最重要的。不能误导观众，这是纪录片创作者的基本职责。

我在拍摄的过程中阅读了各种类型的史料。易社强先生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我觉得在处理史料方面就做的非常好，他们对西南联大的叙述充满了敬佩，但是你也可以从他公平展现的材料中看出“杂音”和“矛盾”。这也是我们用影像去回忆这段历史需要做到的。联大也不都是一些传奇，它们需要面临很多去浪漫化的琐碎日常。真实而不浪漫化地呈现它们，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联大的魅力。正是克服了这种种坎坷，联大才能培养这么多伟大的学生。

比如当时我就非常质疑，三所理念非常不同的中国顶尖大学，怎么可能如此流畅地合作？很多史料确实也记述了这其中的坎坷，我在《西南联大》第一集里就做了具体呈现。在《九零后》里有一段，是许渊冲和杨振宁对联大国文课的看法，许渊冲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杨振宁则觉得这种老师轮着教的教法不系统，可能也有问题。这也是对矛盾的呈现。

所以不要过度浪漫化历史的方法之一，就是去尽可能地还原当时他们面对的真实矛盾。我们对一段历史清晰认知的开始，就是把它先从神坛上请下来。

《九零后》剧照。许渊冲（1921-），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许多前辈也曾经写作过西南联大主题的作品。你觉得当下人们再次去尝试书写联大的历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徐蓓：最大的困难应该还是很多当事人都在离开我们。我其实一直想继续探索的一个问题是，西南联大为什么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如此的地位？我想把背后很多细节的缘由具体地呈现出来，这当然需要有当时教育者、校长们的一手史料，仅仅有校友们的是不够的。易社强先生当时写书的时候，很多联大的先生们都还在，所以可以直接做口述。现在我们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条件，联大的校友们也都已经非常年长了。

在当下书写西南联大的作品也同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接近受众。我其实一开始也纠结，我们用这样的形式去记述西南联大，其中包含很多的个人故事、趣闻，确实考虑了传播度和故事性，但会不会过于浅显。但是后来我坚定做下去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的观众其实可以看的作品很多，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而电影就是要讲好一个故事，它不是学术专著，我很欣慰我的作品能够让他们对西南联大产生兴趣，先传播出去，大家有了兴趣说不定就会去读那些能够深入了解联大历史的作品。电影很多时候起到一个培养受众基础的作用，包括杨潇写的这些普及性的游记文学，对西南联大有好奇的读者、观众逐渐会形成一个气候。

观看《九零后》这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会带来一种非常特殊的观影情绪体验。它是崇高的、动人的，同时也不得不叫人直面，其作为一份时代“最后”的文化档案，所拥有的紧迫性。

为什么要用“最后”这个貌似夸张的字眼呢？因为再不拍下，也许就迟了。

影片的标题“九零后”，并不是“90年代后出生”的这一世代人，而是指如今年愈九十乃至百岁的老人家。他们中有98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的获得者许渊冲，《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等等。

30年代末、40年代初，战火纷飞之际，他们投身西南联大，成为了那群特殊年代中拥有特殊经历的大学生。影片聚焦的就是他们对自己求学经历、青春岁月的遥望，从中延展出对一生职业生涯的回望。

两重回顾共同发生，片子的英文名“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也包含了这一层意味：当时，他们和如今的90后一样，正值青年意气风发之时。年轻人的热血与迷茫，恣意与烦愁，都恍如昨日、历历在目，一切如此鲜活，又如此遥远。

巧合的是，我曾经参与过一个对老艺术家进行深入采访的项目。项目之初，我们就深知，其中包含的意义，不仅在于纪录片的摄制与研究本身，不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它更是作为一份“最后”的文化历史档案。

档案里，是他们如今衰老却仍旧有着神采的脸庞，他们年轻时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那个时代的大语境，里面是一代人的精神气。

110分钟的时间里，《九零后》散落了10多位老者的故事，如星丛般彼此独立，又互为联结。在他们的回忆中，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那段山河破碎的年月，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内忧外患的阶段，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危机中带来了转机。

此时，能人志士齐聚在这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的思想，都走在时代的前列，开放、先锋。

8年时间，这里走出3882名学子，是中国教育史里的一个“核心现场”——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水准？其中蕴含的过往时代的大学精神，与当下的差别在于何处？这是《九零后》在故事背后所要探讨的暗线，也是创作者隐隐抛给观众的两个问题。

片中其实也给出了不少答案。一方面，是当时中国的大学老师标准很高、学养丰厚，梅贻琦、蒋梦麟、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华罗庚、费孝通、吴晗等诸多大师，各展所长，撑起了联大的教育体系与学科根本。教授们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而另一方面，片中也有人提及“在课上学不上太多，更多是在与当时同学、老师私下的交往中获得提高”。当时，彼此往来的学生水平也相当之高，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所组成的学生生源，他们在业余时间开办的诗社、活动小组，其活动水准并不同于今时今日的校园社团。正如巫宁坤（《了不起的盖茨比》译者）在片中所言：“我第一次和这么多知识分子在一起，大家都有独立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

此外，我们还能感受到最重要的，也是片中最为强调的，在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下的特殊语境。突如其来的战争作为时代的转折点，也给那个时代的学子注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势必不会如当今我们这代人的迷茫与功利。和平年代的安逸与战乱年代的反抗，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年老的他们眼中，我们能再次看到那些曾经的年轻人。他们包含着热切的希望，希望靠自己能够靠读书来振兴中国、做出反抗。这种青年时期读书目标的“Pure”（纯粹），以及年老后对青年的“Pure”热情洋溢的追恋，贯穿了全片。

西南联大当时的集体宿舍

大学精神曾经的追思与当下的困惑，也在银幕内外构成鲜明对比。

在抗战胜利之际，冯友兰曾撰写过一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其中写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在必然要谈及的爱国主义之余，冯友兰更谈及，西南联大的特殊性，在于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的合作、并包精神，同学们以“中兴业，继往烈”的目标作为学习的动力。

仍要回归到“Pure”，这几乎是我在看完《九零后》之后印象最深的关键词。片中提到，邓稼先、钱学森等人组成了研究团队，推动中国的“两弹”研究。杨振宁身处海外，感慨旧日好友邓稼先的劳苦与压力：“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在西南联大时，邓稼先的口头禅就是“Pure”，用以形容人的志向高远纯善，既评价别人，也要求自己，“以致同学们干脆就叫他 Pure”。

80年前如此，而80年后，当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向“大学”，却常常是学术与学历泡沫、不良事件（乃至法制性新闻），以及集体性功利教育。当然，身处如今这个年代，市场机制催使功利作为杠杆，而追求功利、个人发展也确实早已为人之常情，并不再与学术追求产生多么复杂的矛盾。我们已经很难再拥有，邓稼先口中所谓的那份“Pure”。

1974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映后时，听说《九零后》里出现的一些前辈，巫宁坤、罗振诜等先生已经去世了，而其余的人则大多无法再接受采访。而这也是导演徐蓓制作影片的难处所在：对于这些已经年岁已高的采访对象，他们大多只能采访几趟，无法在之后进行持续的采访。

徐蓓提到：“最初设想用电影化的语言去拍摄他们的生活，但有好几位离开人世，也有人在医院里，没法进行补拍。”由此造成的影片中的缺陷，也许有的影迷会比较苛求，但就个人而言，其实非常能够理解。

令人欣慰的是，电影还是在有限的素材中，把个体与群像都进行了相对工整圆润的勾勒。第一手的文化历史档案，也因此拥有了生动复杂的细节。做一部纪录片，终究是遗憾的艺术，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拒绝遗忘，把曾经的故事与记忆继续流传下去。

去的时候下着大雨，天色阴沉，因为知道是讲西南联大的，我抱着“庄重肃穆，敬仰前辈”的预设去看的，做好了看完心情沉重得像外面的天空一样沉坠的准备。

看完发现并不是这样，一点也不难熬。很轻快，以至于落幕时意犹未尽。

大屏幕上那些人，一个两个都是已上或必定会上历史书的人，已是天际高悬辉耀之星，但他们不去讲那些说来会让人屏息的功绩，大篇幅都只说了求学时的事情。

于是分外可爱了。你明知这些人全都声名鼎盛，已成大江大海，他们却只给你看自己尚是溪泉之时，从山间跃下的巧捷，步伐俏皮可爱，沿途叮咚作响。

他们讲少时的羞涩，说起那会暗恋的人，仍然抿嘴一笑。

讲当年的不忿。说起当年家园被敌侵，学校要解散时，仍然不甘又委屈，看到这里仿佛知道为何这群人能累勋如此：上个世纪初那心底的怒，竟在他们骨子里燃烧了一生。

讲长途跋涉去求学，累，为了上学要走路过三个省，路上怕遇到了土匪，在山间又困又惧。 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万卷书之前已行万里路，所以也有一些骄傲，说起来像在分享从小珍藏至今的奖状。

说那会学校的环境之糟糕，屏幕上，一群赫赫威名的人，隔着天南地北，不约而同抱怨起床缝的臭虫。 明明背景极苦，极惨，日军的轰炸机天天在头上盘放，但没有人说来有惧色，还特别强调“跑警报”之所以用跑字，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逃”和“躲”，嘴里说起来，是横跨了一个世纪的少年意气，不屈傲骨。

他们讲舍身取义的同学，讲苦而自乐的老师，讲学成之后振臂一呼纷纷归国的前赴后继。 说来娓娓，听得亦笑亦泪。

时间在他们身上失去意义，衰老的只是躯体，瞳孔里的神色灵动俏皮，纯粹清澈，年轻得让屏幕前的人惭愧。 其中年纪最大的马识途，《让子弹飞》的原作者，已经106岁。

剪辑得好，诗意而浪漫，片中反复出现一地一省的美景，恍惚是在看风光片，看到后面才知道为何要如此安排：大概就是这样的美，才配得上他们的义无反顾，而他们的以血涂地，反为四季添色。

这部最好还是在电影院看。

尤其是习惯了短视频和快速阅读的人。被当下焦虑，着急，无论什么都直奔主题而去的阅读观看方式所包围之后，看完这样一部电影。仿佛走在泥泞之地里，正举步艰难，突然迎来一股欢快的山泉冲刷，让人一个激灵，刹时清醒。回过神来，身上的泥渍已经半分不剩，鼻间尚有松枝和绿叶的气息。

以后再陷入类似情绪时，我一定会想起他们。

群星映辉，跨过百年的至纯至粹，足以成为定心一锚。

今天是2021年5月23日，袁隆平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晚上6点学院组织我们在小剧场看了纪录片《九零后》。这一次高校路演，相对于其它路演而言从时间节点和题材方面对我来说都很不同，所以我拿起笔，试图去记录些什么，尽管生疏，但想倾诉。

下午上完英语课，上课的地方离学校只有1.3公里，因为不想错过太多内容，虽然没钱，但还是“奢侈”了一把，打的回学校、赶这一场我期待已久的电影。到了小剧场，庆幸电影未开始，找到倒数第三排朋友旁边坐下，第一次看见小剧场里放置了大荧幕，师生们都坐在下面静候佳片。关闭所有灯光，关闭剧场门，剧场陷入黑暗中，电影也开始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刻。作为为数不多的集体观影，学院此刻好似回到了我未曾谋面的20世纪。

一直很仰慕西南联大师生的风骨，通过这部影片，我对西南联大更了解，在观影过程中也数次落泪。它看似是一部主旋律的纪录片，讲述国家危急存亡之时中国最顶尖的知识精英的选择，讲的是先生们在面对抗日战争的时候想的是怎样科学报国，但是它不是像很多科教视频那样生硬的灌输，而是把艺术和民众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联大的师生关系很令人艳羡，老师和学生私下也会聚在一起聊天，亲同一家。我想这跟时代背景、大学教育背景和联大兼容并包的教学理念有关。很羡慕这样的师生情，现在大学里学生和老师的距离好像很远，因为老师们都很厉害也很忙，我们又人数众多，老师们未必能记得每个学生。

观看时，我想起我上学期的通识课老师来。我修读的是一门建筑课程，老师学识渊博，令人敬佩，我和同学们很爱听他讲课，他会让我们上台分享自己的看法，什么都能说，课堂上也聊到了很多建筑之外的事情。有一天去上通识课的路上，我正走着，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这位老师。我很开心，因为平时上课虽然坐在第一排但没怎么发过言，那么多来自不同学院的学生，老师竟然记得，还主动跟我打招呼，第一次碰见这样的老师。我们便一道前去教室，路上谈起各自的故乡。对我来说，这是太难得的经历，感谢通识课，不仅教会我很多东西，而且让我意识到在某一专业多有研究的教授未必就是高高在上的，很多老师愿意同学生亲近。

说到时间节点，我很感慨。一是在于今天是袁老去世第二天。未曾谋面，先蒙其恩，先生之风，山高稻长。和袁爷爷一样，纪录片里当年青春飞扬的青年学者们已然成为了九十多岁的老者了，但是到九十岁，袁爷爷还在工作，先生们也还在读书、钻研。从他们身上，我是真的看明白，只有不断思考学习才能让人思维灵活，只有常想着为国家、为人民带来点什么才能成为“Pure Enough”的人。

二是看这部影片是，我也正处于和他们当年一样的黄金时代——大学时期。大学是人和人相逢的场所，在大学这种群居式生活之下，有很多难忘的经历。一次争得面红耳赤的观点争执、一起在影院并肩看过的无数部电影，所有的这些平平无奇都会成为日后回忆大学时的点点星光。当年的他们和如今的我们一样，也是充满少年心气，也会想着怎么和喜欢的女同学见面，也会收获很多珍贵友谊。但他们即使在“跑警报”时也带着书本，在战壕里也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学成之后，他们创造出了令世界瞩目让中国人腰板更直的氢弹、原子弹、人造卫星。我所要学习的，是他们对待知识的态度和理想的高度。

升入大学二年级，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困惑，既然无论有如何成就，人最后都会成为“黄河沙”，那么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为此，我还去咨询过学校的心理老师，但她的回答好似不能完全说服我。经历昨天，看完影片，抛开那些格式化的语言，我想说人生的意义很大程度上的的确确在于能为所爱的人、事、物做点什么。站在经济腾飞的21世纪20年代，我们物质上应有尽有，再也不用挨饿受苦，但总有些精神不能丢掉，总有些远方的人不能忘记。坐在倒数第三排占据着相对制高点，在世界陷入短暂静默的1个多小时内，我观察到除了零星几个同学亮起过手机屏幕，大多数同学都沉浸在电影中。

影片结束后，掌声持续，这是我们对西南联大师生和纪录片制作者们的敬意，发现我的通识课老师携夫人、儿子坐在台下。

是今天这么一回，让我希望大学生活久一点，让我想要把书读下去。

5月29日，请去电影院吧，那些我苍白的文字无法表达的，让它用影像告诉你。

这个暑假去昆明旅游，去了西南联大旧址（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因为疫情管控，门卫不让外来人员进入。我站在门口拍了一个学校的正面照，从路牌上看见这里属于一二一大街，莫名对这个路牌感兴趣，也拍照留恋。今日看电影才知道，原来一二一是指12月1日，这天西南联大师生发起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四名青年师生在一二·一运动中牺牲。原来我觉得有趣的地名藏着一段需要人们铭记的历史。

南联大的学生听一堂课，穿一座城，觉得十分值得。这种学习氛围，怎能不会培养出人才，怎能不让人感动。西南联大大一的学生不分专业，大家一起学通识课。理科生和文科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国文系教授每人开两个礼拜的课，诗词歌赋、古今中外都有，文科生许渊冲认为这个是最好的课堂，理科生杨振宁觉得这个有点乱，不成系统，这个就是理性和感性的区别吧。

西南联大之所以培养出那么多的人才，不仅是老师优秀，学生也优秀。里面有许多堪称天才的学生，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等等，这些天才聚集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一段光辉岁月。其中提到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友情，之前看纪录片《西南联大》时就了解，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好朋友，他们二人在国外留学，共同度过了一个暑假，那个暑假的回忆印刻终生。

邓稼先和杨振宁二人都学习物理，在西南联大相谈甚欢。电影里提到二人一起在外面看书，一人是背古诗，一人是看古诗，都是同一首《吊古战场》——“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后来邓稼先学成归国，杨振宁留在国外，二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1986年7月29日，长期受放射性物质伤害的邓稼先身患癌症去世，时年62岁。杨振宁在回忆邓稼先的文章中写道“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

滚滚历史长河，有些人淹没其中，有些人更显光辉。

刚刚上映的纪录片《九零后》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即将迎来100岁生日的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说的：“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

▲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先生。

他是云南大理人，青年时代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1942年毕业，1947年考入弗吉尼亚理工学院，1950年回国，后来成为中国空间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返回式卫星的技术带头人。

▲年轻时的王希季。

然而，他青少年时期所在的那个时代，似乎并不适合培育出人杰，外忧内患，战乱频繁，是最为典型的乱世。

但是一个“乱”字，在现实中，可以有多种解释，多种结果。木心说张爱玲：“她是乱世的佳人，世不乱了，人也不佳了”。乱，可以是通常意义上的乱，是兵荒马乱、心乱如麻的乱，乱，也可以是泥沙俱下、生机勃勃的乱，是身心激荡、觉醒振作的乱。

在《九零后》中出现的杨振宁、杨苡、巫宁坤、马识途、潘际銮、许渊冲、吴大昌、王希季、张道一、郑哲敏、刘缘子、胡邦定、王汉斌、叶铭汉、罗振诜、彭珮云来说，他们所遇到的，既是前一个乱世，也是后一种乱世。

让人觉醒的乱世。

▲杨振宁、杨苡、巫宁坤、马识途、许渊冲。

整部片子，从杨苡的旁白开始：“我的命不好，1919年出生的时候，父亲就死了。”豆瓣上的宕桑旺波说：“这样一个开篇，当真是恰当到了巅毫、恳切到了骨髓。众所周知，1919年，正是近代中国走入现代社会的一道分水岭，过去的一切价值、道德、社会文化都遭到了最无情的批判、质疑和否定，旧秩序在土崩瓦解、新秩序青黄不接，对于文化人而言可不就是‘父亲死了’么？”他还说，西南联大成立的1938年，正是中国的至暗时刻。

▲杨苡家中摆放的照片。

在杨苡之后，巫宁坤、马识途、许渊冲相继讲起他们在那个至暗时刻的记忆，巫宁坤说起校园被炸毁时，哽咽不成声，停顿了很久之后，他说，一个唱女高音的女生，跳上台去，唱起了《松花江上》。

电影保留了他长久的哽咽，和长久的停顿。

醒来，必须醒来，在这种时刻昏睡，可悲且可耻。

这些生于1920年代前后的年轻人，相继醒来。

醒来，看到自己身处何世，醒来，看到自己是什么人，醒来，决定自己要去向何方，醒来，看到自己所在的这段时间，在大历史上处于什么位置。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决定南迁，并成立联合大学。教职工率先南下，学生们紧随其后，兵分几路去往南方，加入三所大学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

路程极其艰辛。比如杨苡从南开出发的那条线路，先要从天津到上海，然后从上海乘轮船到香港，从香港登陆，然后在内经过几番转之后，抵达长沙，还有一些学者，是从剑桥出发，穿越大半个地球，在无数次中转之后，才抵达长沙。

长沙，似乎是一片乱世中的乐土，还没有被战乱过度侵扰，本地人又有着世俗享乐的精神，物价便宜，生活便利，一块钱能让八个人吃一桌子菜，而且全都是大鱼大肉的硬菜，分量极足。

但长沙并不是旅途的终点。1938年2月，战争接近了长沙，他们再度南迁。一部分教师和全部女性，乘火车到香港，再乘船到越南，从越南登陆，转乘火车到昆明。另有244个男生和11位老师，却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去往昆明。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团部和辅导团全体成员昆明合影。

▲梅贻琦致欢迎词。

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单向空间联合出版的，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就是以这次徒步为起点，讲述了西南联大的往事。

▲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封面。

而在纪录片《九零后》中，这段旅途也得到了直观的展现，他们长途跋涉，既像是一次迁徙，也像一次远足，一次更深切的田野调查，有人在这次旅途中搜集了2000首民歌，有人在旅途中背单词，有人接触到南方大地的民风民俗，他们不断和开往前线的部队擦肩而过，也看到了红军长征留下的痕迹。

每一个人都因为这次旅途，迅速变成古铜色。

每一个人都因为这次南下，以及南下之后的学习生活，充分醒来。

▲旅行团在途中休息。

在《九零后》里，这些年过九十的老人，回顾了那段生活。他们曾经以为，大学无论如何也要比自己读过的中学好一点的，但没想到，这所学校，论硬件条件，还不如自己读过的中学。

匆促建起的校舍，砖木结合，泥土糊墙，一间宿舍要住四十个学生，上下铺之间，只有很窄的过道可以通过，“教室是铁板房，干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头没有玻璃，是糊的竹纸，一下雨就‘叮当叮当’地响。”

宿舍里满是臭虫，咬得人整夜无法入睡，王希季说，后来他慢慢习惯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杨苡说，他们会把臭虫捉起来，放在瓶子里，瓶子里的臭虫，还在自顾自地繁衍下仔。

饮食也极其清寒。闻一多曾经在自己的书信、随笔里，记下那段时间的吃穿用度。汪曾祺则写过他们“跑警报”的经历。

▲闻一多在途中写生。

电影《无问西东》里，也曾把这些细节纳入其中。

但这只是西南联大的一面，在西南联大的巨人们看来，这是微不足道的一面。

在另一面，他们努力学习，努力交流，在蓝天绿树中辩论，身心激荡，满怀信心。

▲《九零后》以插画的形式，还原了当时的一些场景。上图，汪曾祺画巫宁坤昆明雨天小酒馆；下图：周培源清晨滇池洗马。

三所大学，风格本有不同，各有偏重，甚至连着装风格也有差异，北大的大褂，清华的西装，南开的夹克，都在呈现他们精神上的面貌，然而在长沙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这三所风格不同的大学，因缘际会，在一起相处，不同的教育风格、不同的思维方式，混在一起，搅拌、激荡。

所有人在一起上课，文科生也听理工的课，理工学生也听文学课。他们回忆说，在那里，一个月学到的东西，比以前学校一学期学到的都要多。

▲联大的学生上课和下课。

“所有的国文教授，大学一年级都开两个礼拜的课，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许渊冲说，“我就说我的根在西南联大，根源是闻一多，钱锺书。”

所以，在鹿桥（吴讷孙）的小说《未央歌》里，西南联大近乎一个青春的仙境，所有的贫穷困苦、饥饿慌乱，似乎完全不存在，只有年轻人的激荡青春。

那令我们朝思暮想的八十年前的年轻人，是这种模样：“童孝贤永远是笑的”，“（伍宝笙）叫小羊偎在她胸前。叫小羊擦着她双颊。她从雪白的小羊背上望过去，远远望见叠叠青山，无论远近，山色浓淡，都清白如洗”，而蔺燕梅呢？她放寒假回了家，“爱说粗话的人又试着说粗话了，因为校园中没有蔺燕梅来听他。那些用功过分或过度疲劳有忧郁症的人便又愁眉丧脸了。因为没有蔺燕梅向他笑”。她竟这般美。

▲鹿桥的《未央歌》。

这场觉醒是有后果的，一群年轻人经历过这样的觉醒，这样的熔炼，肯定是有后果的。

“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王希季说。

他还说，尽管那时候是在战乱中，是中国人的至暗时刻，但他们却满怀信心，知道战事终将会结束，黑暗终将会过去，战事结束的时候，一个新世界会到来，这个世界会需要他们。

他们知道自己是火种，文明的火种，中国人的火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他们肩负双重重任，让自己存在下去，让文明存在下去，他们深知自己就是文明的成果，更是文明的载体。

就像科马克·麦卡锡在他的小说《路》中写的故事，核战争过后，人类濒临灭亡少数幸存者得靠活下去的本能活下去，生的内容简化为寻找食物、栖息地、避免被杀被吃。

但近乎不存在，不等于真的不存在了，《路》的主人公，那个孤单的父亲对孩子的那种爱，是神性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保持文明生活遗留下的习惯——想尽一切办法洗热水澡、刷牙，是神性的，反复反省自己“是不是好人”，是神性的，在吃人者逼近时将子弹上膛，追求死的尊严，也是神性的，那种日复一日的行走，是神性的。只待时间和地点吻合，这被压制的神性就会大规模地复苏。

当然，前提是，到那时，火种还没有完全消失，罐装食品还没被吃完。所幸的是，在父亲死后，孩子终于与另外一些持有火种的人汇合。

▲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

《九零后》中这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竟然有这样宏伟的历史观。后来的事，也果然如他们所料。

人一落地，就会睁开眼，但未必就会真正醒来，许多人都要经历漫长的心理上的昏睡期，心智是懵懂的，感受力处于混沌之中，反射弧长得令人忍无可忍，虽然一样行走江湖，但始终和周遭的一切有隔膜。有的人终生都不会醒来，有的人醒得很慢，而有的人，却会被一个机遇骤然惊醒，加速进入成长期。

而他们生活在一个既平静又动荡的年代，他们的父母，和他们自己，都在接受时代的颠簸。这种颠簸，必然又带来一种滋养，对痛感的敏锐，对大起大落的个人命运的观察。那个时代，无穷无尽的动荡，又造就另一种幻觉，那就是，大时代是和个人紧密相关的，政治是可以言说的，甚至是可以参与的。这又在他们身上锻就一种大格局，大历史观。

他们就此醒来。

一个时代就此醒来。

当事人——这群“九零后”（这里的“九零后”有双重含义，既指他们的年龄，也指他们在西南联大时代的青春，他们在1940年代，也正如九零后在我们这个年代）的讲述，和各种影音资料结合，并配合了色彩素净的动画，节奏紧凑，干净利落地，把一代人的故事交代得清清楚楚。

▲1946年5月4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宣布联大胜利结束。

只要讲出来，就已经是一段史诗。

担任配乐的，是台湾音乐人范宗沛，他写了几首新的主题，使用了他此前创作的《杨柳》作为主题曲，并使用了黄舒骏的《未央歌》作为插曲。这首歌是黄舒骏在大学里开始写歌的时候写下的，1988年，歌林唱片为22岁、正在念大三的黄舒骏推出首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收入了《未央歌》。

在《九零后》的结尾，他们挨个报出自己的学号，杨苡说：“我的学号是2214，我一辈子都记得。”

一辈子都记得。

▲杨苡女士回忆往事。

所以罗曼·罗兰的话是对的，有些人在二十五岁前就过完了一生，不同的是，有些人在二十五岁之后是持续的腐烂，而有些人却不断重生。

西南联大本就是重生之地，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有重生技能。

我们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我们和这些“九零后”同时代，可以完整地看到一代人的一生，了解到人如何让自己的生命无悔，不幸的是，我们追上的，只是他们人生的末尾，也是那个群星璀璨时代的末尾。

我们竭尽全力，用回想我们的旧日时光时得出的那一点体验，去触摸他们“全盛时代的丽影”，竭尽全力地去想象，在六十年前，在西南联大，那个小小的桃源里，少年像少年般茁壮，少女如少女一样清丽，他们采花、戴花、读书、争论，他们嬉戏追逐，他们情深意笃，全部的精气神，都用在锻造自己的人格上，校园里浓荫匝地，树叶又绿又香。

▲《那时我们还年轻》，一首贯穿全片的老歌。

此情此情，永远难再。

我们的耳畔，却回响着黄舒骏的歌声：“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 ”。

永远的是什么，永远的是觉醒后的生命。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时代里追寻觉醒。

追寻觉醒后的生命。

觉醒后，生命宛如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