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之裂变海外版

先来说一说本评论的前提。
既是评价人物塑造之得失，就主要是从文艺作品的角度去看待这部剧，包括从人物的设定、人物表现和成长、矛盾冲突的描绘等方面去评论，而不是去看是否符合历史，或者符不符合价值观，无论人物是好是坏，是高大还是猥琐，只要形象丰满立体，便可以认为是好的人物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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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我是很想吐槽编剧对两位女性角色的编排的，但是也不能一味的诉说缺点，也要说一说优点。

作为剧中不多的女性形象，白雪与荧玉吸引了极大的注意，很多观众对这两位评价极高，典型的代表言论，例如评价白雪：“商贾之女白雪，才情家世皆已不凡，却能爱上尚处无名无势的商君，其眼光、勇气可赞。而后其助君、大明事理，成就商君。可说，若有女子如斯，岂有男人不爱不怜！”评价荧玉：“另说公主，商君如此待她，她竟能以真心报无情，此真心如何不令人温暖动心。”

这样的评论不可说不对，但是带有典型的男性视角。通过这样的评论可以看出，女性的价值被认为是通过男性才得以实现，白雪的眼光勇气，是因为爱上了商君，明事懂理是因为成就了商君，最重要的是她获得了男人的爱怜；而荧玉则以真心报商鞅的无情，令人动心。可是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却被忽视了。

我最想吐槽编剧的也莫过于此，表面上将白雪与荧玉描绘的十分出色，似乎是很尊重女性，但是商鞅大婚一节，充分暴露了编剧的男性视角，两位出色的女性，其自身的价值完全被忽视，通观全剧，她们的目的除了是为了成就商鞅，别无其他用处。

谈起这一点，就涉及到人物的设定。我并不是要求编剧要将所有的女性都刻画成独立自主的形象，我反对的是，在白雪和荧玉这两个角色的人物设定上，前后互相矛盾，使得后期人物的行动和表现完全同前期相背离，这种背离不是成长，而是没有逻辑只是根据编剧的爱好而行动。

白雪的人物设定，在早期是一位见识不凡的隐藏高人，有商业经营之才，有辅佐大贤之识，同时，她还具有着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编剧花了很多笔墨描写她的这些才能和开阔的格局。她爱上商鞅十分自然，拒绝和商鞅成婚，也是她能做出的举动，但是，在劝说商鞅和公主成婚时，编剧用力过猛，硬是想要把这样一位能干又大气的女性，塑造成一位为了爱人可以牺牲一切的情圣。

公主荧玉，是一位备受宠爱的小姑娘，有些娇蛮任性，但是还是识大体懂大道的，前有充作景监护卫女扮男装周旋魏国，后有拥护变法原谅商鞅对大哥行刑，至此的人物形象都是真实而丰满的，可同样在商鞅婚事的问题上，编剧为了体现她的深情，让她不顾一切要嫁给商鞅，让她的识大体懂大道通通消失不见而只剩下了娇蛮任性。

下面重点评论一下商鞅和公主成婚的这一段描写。

先说白雪相关。
白雪在知道秦公要把公主嫁给商鞅之后，很快就做出了退出的决定。之后二人在山间小溪有一段谈话，具体陈述了白雪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总结而言约莫两点：一是婚姻和爱情可以分开，两者不能共存的情况下，爱情才会更加灿烂更加惊世骇俗（这一论调同现在的小三真爱论多么相似啊！）二是商鞅是具有政治理想的人，离开秦国难以实现他的理想，留在秦国就必须要和皇室联姻。如果商鞅为了爱情放弃理想，则二人的爱情也将在琐碎的现实中变成互相的折磨。于此同时，白雪还做了两件事，第一是让侯赢回复秦公商鞅同意和公主结婚，二是自己离开商鞅归隐，并转告商鞅自己已经有了他的孩子。

白雪是有理想有事业的人，爱情怎么会是她生活中的全部？她可以不同商鞅成婚，但惊世骇俗的爱情怎么会成为她的追求，也不能理解她会放着洞香春等等一大盘家业不管而去归隐，她毕竟是白氏的唯一传人，她离开了商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同时，对于她越俎代庖让侯赢回复秦公，则同她懂情懂理的性格不相符合，反而化身成了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女人——我知道你不同意，但我已经采取了行动让你不得不同意。而孩子的设定简直是正剧里面一抹鲜红的狗血，无论春秋战国时期多么民风开放不注重贞洁，有了夫妻之实，却这么长时间没有行婚约之实，不管是大家闺秀白雪，还是名士商鞅，都不符合他们在剧中的身份地位。白雪在离开之时更是告知商鞅有了孩子，这么做究竟用意何在？她难道不知道商鞅知道了这个消息，只会更添几分内疚？对于商鞅和公主的关系难道不是雪上加霜？如此一来，对于商鞅的政治理想，难道不是多添一分变数？聪慧如白雪怎可能不理会这一层？这样一来白雪声称为商鞅着想为实现政治理想，却变成了两面三刀的小人。

再来说说荧玉相关，荧玉最让我吐槽的是她在与商鞅结婚这件事情上的坚持与任性。
荧玉明知道大哥对这桩婚事的反对程度激烈到要去守宗庙，但她大哥受刑痛恨商鞅的心理丝毫不加理解，对母亲希望她拒绝婚事的态度极度反对，表示“为何要牺牲的那个却是我？”，甚至不顾母亲病体赌气自请去守陵，以这种激烈的方式来捍卫自己所谓的爱情，而置亲情与不顾，实为极度自私。同时她明知商鞅已经有爱恋的女子，仍然要一心一意嫁他，甚至连正妻都可以不做，不但任性到极致，身为皇家唯一的公主，备受两代秦公宠爱的公主，连与生俱来的自尊与骄傲都不见了。

荧玉如此表现，对比她和景监去魏国时有勇有谋、自信果敢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曾经为了要不要杀公叔痤，和二哥对峙，最终被二哥的国家大义说服，而到了结婚一事，却来大发感慨身为公主为何不能有自由选择，那么之前荧玉所理解的国家大义都去了哪里？飞到爪哇国去了吗？

在编剧看来，白雪与荧玉的一切表现，就是为了衬托她们对于商鞅的深情，她们越是优秀，就越能说明商鞅的高大上，同时，这也是一切男性的YY：连如此优秀的女性都对我如此深情。

以爱情为唯一追求，以夫君为天的女人不是没有，剧中景监的夫人小令狐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小令狐这样描写就毫无问题，因为她的设定就是这样，既不矛盾，也不违和。可是一方面将白雪与荧玉塑造的格局开阔出色优秀，另一方面让她们紧紧的依附于商鞅，这就是编剧狭隘的地方了。

作家孙皓晖的小说《大秦帝国》第一部，以《黑色裂变》（以下简称《裂变》）为题，用了上下两卷的巨大篇幅，对商鞅和商鞅变法做了尽情的讴歌。很可惜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完全无视历史的真实性。小说作者无非是要向读者灌输这样一种历史观：秦是中华文明的正源；秦的强大是由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贯彻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所以，法家的治国理念是最优秀的。小说的作者为了宣扬他的这种历史观，对有关商鞅和商鞅变法的历史，做了全面的篡改。
　　
　　一、对商鞅个人经历的篡改
　　《史记》上说，商鞅由魏入秦，因为景监的推荐，才得以见到秦孝公。景监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个阉宦。但是，《裂变》的作者，为了使商鞅的伟大形象无可挑剔，不仅要把景监的阉宦身份隐去，还要把他描写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裂变》中，景监在秦孝公继位前，已是打了十几年仗的“前军副将”了，而且是他为秦孝公发现了商鞅这样一位杰出的法家，他自己也成为秦国变法的主要支持者。总之，商鞅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推荐商鞅的景监也必须完美无缺。
　　对于商鞅对秦孝公先讲“帝道”，“帝道”讲不通又讲“王道”，“王道”讲不通再讲“霸道”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予以否认。他说商鞅对秦孝公讲“帝道”和“王道”（作者统称为王道），都是为了试探秦孝公，看看他是否与自己的政见一致；若不一致，他将毅然决然地离开秦国。《史记》上记得很清楚，商鞅在发现秦孝公只对“霸道”感兴趣时，对景监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只有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对这样重要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根本弃之不顾。他无非是要把商鞅塑造为一个信念坚定的法家，而非班固所说的“挟三术以钻孝公”的投机者。
　　变法初期，商鞅曾于一天之内，就在渭水边处死囚犯七百余人。这些人具体犯什么法，史载阙如。《裂变》的作者却说，他们都是因为私斗才被处死的。而更为荒唐的是，《裂变》的作者说，那些私斗的主犯，在即将行刑的时候，竟然大喊：“秦人莫忘，私斗罪死耻辱！公战流血不朽！”而其他犯人也都“挺身而起，嘶声齐吼：‘私斗耻辱，公战不朽！’”于是，“四野山头的民众被这闻所未见的刑场悔悟深深震撼，竟然冲动地跟着喊起来：‘私斗耻辱，公战不朽！’”鉴于死刑犯们均已认识到自己是罪有应得，商鞅收回不允许家属“活祭”的成命，下令：“临行悔悟，许族人祭奠，回故里安葬。”这样一来，那些犯案者的家属，“冲进法场，大哭着向高台跪倒，三叩谢恩”。
　　制造一个私斗的罪名，来为商鞅的滥杀开脱；还要编一个故事，说那些被处决的人，临刑前都已认罪服法；连罪犯的家属们对商鞅允许他们“活祭”临刑的亲人，都感恩戴德。更有意思的是，《裂变》的作者就此写到，商鞅对那些死刑犯家属的“三叩谢恩”很厌恶，说：“人犯临刑悔悟，教民公战，略有寸功。祭奠安葬，乃法令规定，卫鞅有何恩可谢？今后不得将法令之明，归于个人之功，否则以妄言处罪。”这一方面是要表明，商鞅在执法问题上，完全是大公无私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在为商鞅后来惩制不同政见者作辩护。
　　《史记》上说，新法施行的第一年，反对的人很多；商鞅遂以太子犯法为由，对太子傅公子虔施以刖刑，对太子师公孙贾施以黥刑，因为这些人都是反对变法的；这样一来，“秦人皆趋令”了。钱穆先生认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有问题。因为按年龄推断，变法实施之初，太子（约生于公元前356年）尚幼，还根本没有能力犯法。《史记》上还说，公子虔后来又因为“犯约”，而被处以劓刑。钱穆先生推断，所谓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而受刑，应该是这一次。但这一推断仍是有问题的，兹不论。问题在于，《裂变》的作者在采纳了钱先生的说法之后，竟编造了一个有关太子在封地滥杀无辜的情节。这样一来，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用刑，都是他们罪有应得，而与他们是否反对变法无关，因为“秦法是诛行不诛心”的。不仅如此，《裂变》的作者还将公子虔说成是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并赋予他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秦孝公同父异母的哥哥。惟此，商鞅又被塑造成为一个执法不论亲疏的人物。
　　对于商鞅利用自己与魏军主帅公子卬的旧交，骗公子卬前往秦军大营议和，将公子卬俘获，而后对魏军实施偷袭，将其全歼的毫无信义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一概予以否认，并刻意设计了这样的战争情节：魏军主帅公子卬写信给商鞅，请他到魏军大营议和，决计在商鞅不同意退兵时，当场将他擒杀，然后一举击溃秦军；而商鞅则将计就计，引公子卬率军进入伏击圈，明确告诉他自己从来不齿于跟像他这样的人为友。有趣的是，当秦国收复河西，把被俘的公子卬释放回国时，商鞅对公子卬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我只是相熟，不是朋友，更非挚友。卫鞅放你回去，只是因为有你当权，对秦国有好处。记住了？秘密。”篡改历史，还这样“幽默”，实在让人绝倒。
　　秦孝公死，公子虔等人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在逃亡途中，商鞅连住宿都找不到地方。因为，按照新法的规定，旅舍如果容留没有住宿证明的人，是要坐罪的。为此，他不禁感叹道：自己制定的法令，竟让自己不堪到如此地步！不得已，他又逃往魏国（魏此时仍保有河西部分地方）。但魏国人拒绝接受他，并不许他借道魏国逃往别的国家。走投无路之下，商鞅再返秦国，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自己的徒属和邑兵造反，结果兵败身死，尸首被车裂，而且满门抄斩。对这些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一概不承认。在他的笔下，商鞅自始至终都不曾造反，而是挺身前往咸阳，自投罗网，决心以自己的死，来平息那些反对变法的世族的仇恨，并且暴露他们；同时，也是为了使新君惠文王能够树立起威望，使变法事业得以平稳地继续下去。作者还说，当商鞅被被客栈拒绝留住时，竟仰天大笑，认为“新法如此深入庶民之心，也不枉了二十年心血……他心里踏实——法令能超越权力，意味着这种法令有无上的权威和深厚的根基。要想废除新法，便等于要将秦国的民心根基与民生框架彻底粉碎。谁有此等倒行逆施的胆量？”在作者的笔下，商鞅已脱胎换骨，从一个投君王所好的战国策士，变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志士仁人了。
　　
　　二、对商鞅变法的毫无历史根据的美化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看看《裂变》的作者究竟是怎样美化商鞅变法的。
　　对于商鞅变法，《裂变》的作者主要强调的是两点：一是实行军功爵制，一是废除井田制。作者认为，变法的这两项措施的进步意义，一是使原来的奴隶（或称隶农）改变了身份，成为自由民，而且可以凭借军功获得上升的机会；二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富民强国的作用。而实际的情况是，按照这一军功爵制度，战士斩获首级越多，不仅获得的爵位越高，还可以按爵位获赐耕地和力役；爵位达到一定等级之后，还能“赐邑”、“赐税”，并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仆役；不同级别的军官，则按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赐爵授官。显然，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有人会因为战功而获得爵位，以及耕地和劳动力，必也有人会成为被奴役者。《荀子》上说，在秦国，士兵斩获“五甲首而隶五家”。可见，这种军功爵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军功奴役制。商鞅本人，就是这种军功奴役制的绝大受益者。他造反时所用的“徒属”，其中的绝大部分，一定是来自于他所拥有的隶户。
　　另一方面，由于军功爵制度的存在，只要战争仍在继续，并不断取得胜利，耕地和劳动力的封赏就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井田制”固然被废除了（秦国究竟有没有井田制，还是个问题），惟军功奴役制度仍在发展，决不可能出现如《裂变》的作者所说的那种情况。即原先的奴隶（隶农）都从变法中得到了自由之身，并且是从新的土地制度中获益最多的阶层。在小说中，作者甚至借一个名叫黑六的农人之口说道：“上天哪，上天，黑家九代为奴，给人当了三百年牛马。今日，我黑六有自己的地了，五百亩！天哪，天，你老人家有好生之德，差遣左庶长秦国变法，奴人有了自由身，穷人可吃饱穿暖咧。求上天赐福左庶长大人寿比南山、永作农人的守护大神哪！”作者说：“这些昔日的隶农除去了隶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财富，又和宗主户分开村落居住（指搬进了新村庄），身心在陡然间完全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尝到了挺直腰杆做人的味道，其兴奋激动之情自然要狂放地发泄出来。”
　　实际上，商鞅的变法，无非是步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后尘，把社会生产和组织纳入军事化轨道。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社会生产力是发展了，但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也极大地加深了。早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就实行了履亩而税的制度（初租禾）。这一制度，就春秋战国的通例而言，就是国家对所有耕地一概征税；而税率的不断提高，则为其中的应有之义。商鞅所谓的废井田，无非是重新确定亩积，规定人户占有土地的数量，从而确定统一的税率，以强化国家对土地的税收。但是，“废井田”之后，商鞅很快又颁布了一个缴纳新税种的命令：“初为赋”。商鞅的“初为赋”，按人头或户缴纳。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意思是说，渭河边上冤死者的冤屈未洗，而口赋又来夺人性命了。
　　田租和口赋，再加上各种军事名目的力役，秦国百姓所受的剥削是非常重的。董仲舒说，秦自商鞅变法后，征发百姓的力役、田租和口赋，几十倍于古。他说的，并不全然是商鞅变法时人民所受剥削已经达到的程度，却也足见当时百姓受剥削程度的加深。商鞅变法，大的改革先后两次。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一是编制户口，实行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二是强迫成年的兄弟分户，实行小家庭制；三是奖励耕织，打击“疲民（懒汉）”，重农抑商；四是禁止私斗；五是实行军功爵制度，取消贵族的某些特权。这些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治安，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国家税收，有利于军事上的强大，是毫无疑问的。司马迁说，这次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这样的变法，问题似乎更大。以上，已指出了军功爵制度的问题。至于抑商，无非是压制私商，而由国家来垄断商业利益。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之后，秦的盐铁之利大大高于古代。这无疑是国家向人民高价销售铁盐的结果。而强迫人民分家，一经成为风俗，则“民忘六亲，而父子相亲，兄弟相爱，患难相保之风亡矣”！更让人不堪的是，父亲用了儿子的农具，儿子竟自以为是施惠，母亲用了一下儿子的畚箕和扫帚，儿子甚至出言不逊。还有邻里之间的告奸和连坐，更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诬告之风和特务政治。“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是商鞅变法之后所逐渐养成的秦地风气。像这样的变法，或可使人民短期内受益，却一定是贻害无穷。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实行县制，二是“为田开阡陌封疆”。实行县制，其实就是在国家控制方面，实行集权和官僚化统治。这个问题，本文不作讨论。而“为田开阡陌封疆”，就是《裂变》的作者所强调的“废井田”，它的实际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根据上述的讨论，可知到了第二次变法时，所谓“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的情况，都只是昙花一现，已经不复存在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在引用太史公的这一记载时，把“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这几个字统统删掉，恐怕也是觉得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地人民总的生活状况。
　　《裂变》的作者，还设计了商鞅临刑时的场景。只见那刑场之上，四野人海都呼叫着：“商君万岁！新法万岁！”让人觉得，商鞅简直就是一个人民领袖。就在这样的群情激荡的气氛中，商、於十三个邑的代表，在商郡的郡守和所属十三个县的县令带领下，抬着祭品，拿着乐器，在行刑台前跪成一圈，举行了“活祭”商鞅进行的仪式。他们甚至在祭奠商鞅时，举起了刻有“万古法圣”的刻木铜字的匾。刑场上，有万千人为商鞅送行。送行的人中，居然还有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这样的高官，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商君商君，法圣天神；忠魂不灭，佑我万民；商君商君，三生为神；万古不朽，刻石我心。”这样的颂歌，传遍了刑场。
　　读着这样的文字，不禁使人惘然而不知所在。一个为秦朝制定严刑峻法的人，居然被赋予“万古法圣”的尊号，还被赞誉为“法圣天神”，而时代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这难道不让人感到震惊吗？商鞅立法的精神，是轻罪而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所以，连弃灰于道路，都要受黥刑。在这样的“法制”之下，人们只能是动辄得罪。这样的“法制”，哪怕它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也不可能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的，反而会逼人无所不为。
　　
　　三、过把瘾就好？
　　秦末天下反秦起义时，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话，就是“天下苦秦久矣”。这个“久矣”，当然不仅是指秦统一之后，也是指秦的整个统一过程。这样的指责，当然有它的不公之处。列国争霸，天下的人民尽受其害，怎么可以都归罪于秦呢。然而，秦是当时各国中，组织得最好的一部战争机器，因此能从战争中掠夺到最多的土地和人民；而它的暴政，给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也是最为深重的。
　　但是，秦的统一是短命的。大一统对于秦来说，不过是“过把瘾就死”。兼并战争打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能以掠夺更多的土地和人民来继续维持。而当统一完成，要想以种种制度上的施为，来维持这样的统一时，秦朝就感到力不从心了。反秦起义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刘邦、项梁、项羽、张良、张耳、陈馀、英布、彭越等，都是“盗贼”。他们或出没于深山大泽，或藏匿于闾巷民间，秦朝的军队却拿他们毫无办法，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似乎对他们也无可奈何。有这样一件事：一次，在秦朝东郡，有人在一块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却因为查不出个究竟，秦始皇竟下令将住在那块陨石附近的“黔首”一概杀了。可见，大一统之下，法家的那一套严刑峻法，虽说很强势，其实也很无能。
　　秦朝的统一，在大的方面做了很多便于统治的文章，耗尽了天下的人力和物力；而一点小事，仍足以使它崩溃。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起因，不过就是因为戍卒不能按期到达服役地点这样的小事，却要被判处死刑而引起的。把国家改造成为一部战争机器，对掠夺他国的土地和人民，以及灭人之国虽或许有用，但对于治理天下就完全不够用了。那个时候的战争，说到底，就是君主与君主之间的战争。占据了人家的国土，俘获了人家的君王，这个国家就算是消灭了。但是，要使天下百姓心悦诚服，再强大的战争机器都是无用的。所以，只看到秦的“大一统”，而看不到它的“短命而亡”；欣赏它的“过把瘾”，却无视它的“就死”，觉得“过把瘾就好”，那真是太可悲了。
　　在某种程度上，商鞅的变法，当他把秦国成功地改造为一部战争机器时，秦国的扩张性，其实已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而战国时期的各大国，在这种扩张性方面，虽不及秦国来得强烈，性质上也是相同的。秦最终灭掉六国而统一天下，无非是它在军事扩张能力上强于六国。这样的制度优势，有利于战胜敌国，却并不利于维持统一。研究秦朝的历史，不能只强调它的“大一统”而“过把瘾”，更重要的是要探究它的“短命”而“就死”。明朝刘基把自秦以来的国家控制社会的方式，概括为“以力聚之”，说它犹如“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不能因为自秦以来中国有两千年的“秦政”，就觉得秦朝的统一有多么的了不起。两千多年来，人们总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不总也要大讲秦亡的教训吗？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有三代的模式，也有秦的模式。就总体而言，统一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趋势，但采取怎样的方式更有利于统一，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历史问题。比较而言，后来汉朝的大一统，较之秦朝的，就要巩固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吸取了秦亡的教训，特别是吸取了秦朝的“网密而刑虐”的教训。但是，就是这种“过把瘾就好”的感觉，竟使《裂变》的作者，对秦的统一推崇备至，把对商鞅其人和商鞅变法都说得无比完美。这样的讴歌，如果是基于历史事实，或可以认为是历史观的不同，而另当别论。可惜的是，作者完全是用“虚构的事实”，来赞扬商鞅及其变法的；所根据的是没有商鞅变法，就不会有秦的统一这样的推论。而更进一步的推论，则是只有秦国才适合于商鞅变法。作者因此认为，在“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中，华夏文明历经了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具有无可匹敌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秦帝国时代创造的原生文明，使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中历经坎坷曲折而没有亡国灭种”；“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在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所以，我们“还得感谢大秦帝国，我们那伟大原生文明的创造者”。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要说明中华文明的原生性，不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推论，就可以达到的。文学的表现，若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大一统”，就认为商鞅及其变法，一切都是那样的尽善尽美，而把真的说成是假的，用虚构的故事，来掩盖真实的历史，把“过把瘾就死”，变成“过把瘾就好”，真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文学的虚构不是虚假，必须符合历史的实际，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和感人的力量。否则，这样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在篡改历史，也失去了文学的意义。

亮点太多：
1、“公如青山，我如松柏”鉴现代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信托责任缺失。
2、“纠纠老秦,共赴国难”鉴现今国人血性的缺失。
3、“国有二法，国之悲哀！”鉴现在法律的执行缺失。
还有更多，细细品味。

还没看完 才看到一半 但忍不住先写几点。

在体现老秦人不畏死勇敢战斗的场景真是让我动容，尤其配上bgm和那句赳赳老秦 复我河山 血不流干 死不休战。比如六国分秦去打戎狄回来 秦孝公出城接伤亡保重的军队那里，心里真的很难受。

老秦人也明事理。老白驼在法场率先发声唤醒百姓，还有百姓真的没在七百多人的大型死刑之后向卫鞅寻事，卫鞅去向秦孝公汇报说这些的时候真是为老秦人感动。插个题外话，这段真是能体现君臣二人充分的互信与情义（捂眼，其实心里巨想刷yooooooo）

另外印象深刻的就是卫鞅有着时代领先的智慧，秦孝公有大胸怀大气魄，甘龙的确是人精不然也做不到最大的官。

先写这些，等全部看完看看还记不记得再写。

赳赳老秦 共赴国难”这是电视剧《新大秦帝国》中最常出现的语句。短短两句，就把秦人的血性充分展现出来，也让我等观众听来热血沸腾。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集权制王朝——秦朝，能在七雄并立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继而吞并其他六国而统一中国，它“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四海之意，并吞八荒”的基础与实力究竟来自何方？在我们以往的历史经验感知中，自然将这一丰功伟绩归算于秦始皇，但事实上秦国的强大却得益于始皇帝的前辈们，其中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就是基础。而《新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就是讲述这段历史的。

    看完这部长达51集的电视剧后，有几点让我感受很深，并进行了相关思考。

     第一，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
    
     战国时代的七个国家，基本上在都有很多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是当时还是半奴隶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而当时的秦国更是窘困，少梁一战后，秦国河西一带、函谷关被魏国占领，而整个秦国更有被其他六国瓜分的危险。在秦国国内，也是人口稀少、粮草紧缺。秦孝公赢渠梁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中成为秦国君主的。
   

        为了使自己国家占领更多城池称霸四方，当时各个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如齐国以整顿吏治为主的“新政”、韩国申不害进行的“术治变法”，但这些改革都为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综合国力，他们改革进行的深度、广度都不能跟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相比。秦国当时为什么能进行较为深彻的变法，很大原因是秦国当时随时都有面临亡国的危险，如果只是单一政策或条规的改变都仍然无法走出困境，倒不如来次风暴式的“大换血”。通俗点来说就人比如都要死了，还管什么痛不痛阿，先保命再说。

       第二，变法的主导力量和支持力量够强大。
       
      说到这点，商鞅的作用自不待言。但是更多地人却忽略了秦孝公在变法中所起到的杠鼎之力。变法之变，到底是阶级的重组、利益的重新分配，这自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阻力与各种全新困难问题的出现。秦孝公一如既往地给予了商鞅极大的信任与权力。太子年幼时被坏人利用犯了法，商鞅依照律法将太子首傅、秦孝公的哥哥公子虔处以劓刑（割掉了鼻子）。试想如果没有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商鞅也不能把如此这位王亲国戚怎么样。再看看一百多年前的维新变法，其失败的很大原因就在于支持变法的力量不够强大。维新派所依靠的光绪帝没有实权，所以变法还未怎么开始就胎死腹中了。



      第三，百家争鸣和儒家缺陷的反思

      虽然之前知道“百家争鸣”一词最先来自战国时期不同的学派观念。但是始终对这一方面停留在浅层次的认识上，不过看完此剧后就有了深刻的看法。在剧中，法家、儒家、墨家等学派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念，每一派都能在学殿上自由表达己方的观点。这里不得不说下在某次学宫辩论中张仪辩驳孟子儒家学说的一番言语：“儒家大伪，天下可证：在儒家眼里，人皆小人，唯我君子；术皆卑贱，唯我独尊；学皆邪途，唯我正宗。墨子兼爱，你孟轲骂做无父绝后。扬朱言利，你孟轲骂成禽兽之学。法家强国富民，你孟轲骂成虎狼苛政。老庄超脱，你孟轲骂成逃遁之说。兵农医工，你孟轲骂为未技细学。纵横策士，你孟轲骂作妾妇之道。你张扬刻薄，出言不逊，损遍天下诸子百家！却大言不惭，公然以王道正统自居。凭心而论，儒家自己究有何物？你孟轲究有何物?!”

       几千年来，儒家学说都是以主流占据支配着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即使是现在，孔孟之言都还是大行其道。儒家学说，固然有可取的地方，但是其局限性和缺点却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批驳，张仪当下的这番言语跟众人如今对儒学的思考就有相似之处。

       儒家学说，提倡的重要的一点就是“王道”、“教化”，强调要用道德来施政或者约束百姓。这种愿望可能是好的，但是实际上操作的可能性很差。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虽然礼遇孔孟，但终究没用他们的政治主张去治国，因为根本行不通。就如当下的中国，“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等理论不知给干部说了多少次了，但是有多大作用？贪污腐败包养情妇猥亵女童的干部照样一大把。

     第四，法制、法治、人治

         作为变法的主导者，商鞅的“法”的精神的遵守与执行让人敬佩不已。剧中，为了惩治民众私斗，商鞅下令抓捕七百余人重犯正法，这其中有老秦人贵族，最普通的百姓，还有刻国耻石之功的白驼老人，秦孝公嬴渠梁不忍一下子杀那么多人，于是跟商鞅有了一番对话：
   
        “不能变了？”“法令如山”
　　“不能缓？”“法贵时效”
　　“不能减？”“减刑溃法”
　　“不能特赦？”“法外无恩”
　
      渠梁四问，商鞅四答，把法的本质和内涵表现出来。又如孝公临终前留下数道密诏，拳拳之心尽在指望自己身后能保卫鞅周全，类似这种先君密诏情节在各种历史剧古装剧中可谓比比皆是，往往是为了表现这些君王的未雨绸缪之英明，然而在这里，这些布置密诏却被卫鞅一一收回销毁，其理由是，“你有密诏，他有密诏，谁想抗命就抗命，国法何在，安定何在？”

     总之，剧中所展现的这种以法至高的精神，对人治的批判，是以往的历史古装剧都达不到甚至完全不能相比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