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的孩子

一开始带着轻快的心情把这部纪录片看起来，后面慢慢地就让我想到了我作为一个留守儿童的小孩经历。

父母很早就外出打工，目的地是东莞白石岗，家里大人是爷爷奶奶，陪我一起长大的是姐姐妹妹。每年的春节是爸爸妈妈回来团聚的日子，在前一天他们会打电话回来说，第二天凌晨他们就会到家，到了那个早上，我就会醒得很早，跑到街上，听着呼啸而过的大车们，每次听到一个，我就向左右两边探探头，很少会等到他们，我就继续在家门口等着他们回来。回到了，就帮他们把行李搬到家里的二楼，我再也睡不着了，然后就去刷牙洗脸，吃爸妈带回来的零食。

爸爸妈妈不在的那大半年的时间里，我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起床起很早，一般都是五六点，然后开始看电视，之后才去刷牙洗漱，然后吃早餐，然后背着书包或者拎着袋子，去上学。爷爷奶奶很喜欢喝酒，他们基本管自己的吃喝与玩乐，对于我们的管教基本没有。每天的零花钱是几毛钱，甚至这几毛钱还要求他们给。

我不认为自己有多努力，但是在学校的成绩就还不错，爸爸妈妈总会拿来夸耀，我并不喜欢。我学习好也不是为了取得他们的肯定与开心，我也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也许是真的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那个时候最喜欢看电视。冬夜里我会先泡脚，然后打开湖南卫视，看完最早的变形记，然后最后一个睡觉。在冷的日子里，我会起得很早，然后打开少儿卫视，看那个每年相约的米菲兔，躺睡在奶奶的旁边，而她总是睡得很熟。

后来奶奶去世了。爷爷会等我们周末或者放假的时候，带我们去割水稻，抛秧之类的，太阳很大，季节基本在春夏，还有收地里的花生，总是弄一个下午也不能结束，我有时会偷吃那些刚从地里出来的花生们，生生的，却很好吃，我当时好像也没有拉肚子吧。

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喜欢看电视里播放的喜羊羊与灰太狼，非诚勿扰，男生女生向前冲，湖南卫视等等，趁着广告时间我们就三个人派一个人去离家不远的小卖部买冰淇淋雪条之类的吃吃，而我总喜欢跑快点，我怕慢了就不能看到电视了。

留守儿童总会进行对比，比如放学的时候从来没有父母来接，爷爷奶奶更不可能了，还有下雨的时候，从来没有大人来接我，只能等雨小淋着雨回家，不能指望着别人。开家长会的时候每一次都是爷爷来，没有想过爸爸妈妈给我开家长会。

等到他们从广东的电话屋打电话回到这没有装修过的红砖头房子，我总是用每次一样的话语敷衍他们，嗯嗯啊啊，好的，很好，之类的说辞，因为每天打这种电话真的没有多大的意义，只会让当时的我不耐烦，所以很快就会挂掉电话。

春节的时候他们总会拉扯我们三个去走亲访友，收获的压岁钱我也不记得我放在哪里，总之我记得要走很多的路，要坐很久的车，我总会睡着。还记得爸爸很喜欢用摩丝打扮自己，而妈妈没有太多的妆容打扮。当时县里盛行三轮车，所以我们总是坐三轮车，从这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每次我都会很困，继而睡着。

说到三轮车，我记得我很喜欢坐在靠近窗的位置，因为我可以控制进入窗的风的大小，我也可以一直观察与三轮车相向而行的各种车与人。

春节的假期很少，等到爸爸妈妈坐上前往东莞的硬卧长途班车的时候，我总会忧郁带泪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想到明天就见不到我的父母，就会很感伤，但是我无法抽离，只是会说出那些流泪的话。

今天看完了《村小的孩子》，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这是对一小村子的留守儿童及其家庭长达六年跟拍的纪录片。片中孩子所处的生存环境是恶劣的，学习环境、教学条件等都很差。他们的信息闭塞，没有和外界有什么连通。在问出：国家主席是谁？首都在哪儿等问题时，他们也是一片迷茫。

村中只有一个老师，还是一个代课老师，两个班一个老师，教这个班，另外一个班的就在那儿玩。听到这些话语，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助。都说教育的前提条件是先有教学环境，师资力量。而这所农村小学里，每间教室的水泥地都是裂开的，桌椅都是落后的木桌，只有一块黑板一本书。

在2011年，张老师也因不满村小待遇等问题走了，去了其他地方继续代课。班级管理的三个环境：物质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在这所农村小学里，一个都没有满足。村里的都是想着长大了之后去赚钱，爷爷奶奶也都不识字，平常也没有书香满天，只有这个放牛，那个挖菜等。

班级只有：代课老师和学生。这两个职业，没有明确的班主任／各科老师等分别，班级没有进行组织管理，课外活动在纪录片中也是完全没有，不适合学生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这一切，却是我用微薄之力无法改变的现状。

我难以想象在湖南还有如此贫困的地区，还有这么多留守儿童连基本的上学都难以保障，而如今我切实看到了，我想，我要更加努力学习，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待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多去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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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能杰导演的纪录片大多聚焦社会边缘弱势群体，有关注乡村留守儿童的，有关注矿工尘肺病的，有关注南方民间庵堂文化的，有关注心智障碍青年的，有关注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有关注性少数群体的。在蒋导所有的记录片里，我感慨最深、哭得最多的是《村小的孩子》。

《村小的孩子》自2009年起陆续跟拍了6年，拍摄地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这里也是蒋能杰导演自己的家乡。本片拍摄时，光安村共1700余人口，有近900人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和留守的孩子们。老人们靠养鸡、种地等维持日常生计，承担着照顾孙子孙女们的重担。孩子们则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日子中，散养般地度过童年。

2004年起村小光明小学就已属危房，无法使用。大点的孩子需要每天五点多起床，去赶六点半开往镇上的拖拉机，或者步行到十四公里外的镇小学上课。而太小的孩子只能让爷爷奶奶带着去镇上租房子。这样不仅增加了开支，家里的地还荒废了，收入减少，经济更加拮据。生活对他们来说，太艰难了。2006年村领导决定私自招收低年级学生，在村民房上课，同时开始申请重建光明小学。直到2010年1月，在国家惠民政策的扶持下，光安村光明小学新教学楼终于投入使用了。但是只有二年级以下的孩子可以在村小上学，高年级的孩子们还是需要到镇上读书。

7岁的范魏煜和上初三的姐姐范魏媛跟奶奶一起生活。妈妈在生弟弟时难产去世，爸爸去广州打工，却因抢劫入狱四年。姐弟俩的学费只得靠奶奶种地卖玉米。初二暑假，范魏媛去打工挣钱攒学费，后来因为年龄太小没人敢再用她。说到爸爸，坚强的范魏媛几度哽咽，心里想好了很多话要对他讲，但如果真的见到他，她觉得自己说不出口。她说爸爸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不想伤害爸爸的自尊。2009年10月，奶奶因病去世，范魏媛和范魏煜开始跟着外婆生活。

蒋鑫一家

蒋鑫和蒋恒哥俩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他们几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外出打工了，一年都很难回来一次。2010年蒋鑫4岁，哥哥蒋恒8岁。哥俩都很调皮，每天只知道玩耍，无心学习，经常因为不写作业被老师留堂。2011年冬，哥俩的爸爸妈妈回来了，只呆了几天就又回去打工了，临走前蒋能杰导演为他们拍了一张难得的全家福。蒋恒的学业还是很吃力，他不是个聪明的孩子，怎么也背不会书上的“李白乘舟将欲行”，听到同学的嘲笑，他伤心地哭了。

2009年蒋云洁6岁，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非常乖巧懂事。云洁的爸爸妈妈带着妹妹在外地打工，很少回来，她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小云洁会照顾奶奶，帮奶奶做家务，摘到野果会带回家给奶奶吃。在被问到别人有钱买零食，会不会羡慕，小云洁说：“不想买零食，因为家里钱不多，要留着给奶奶看病。”因为奶奶不放心云洁步行十几里去镇上上学，所以蒋云洁读了两次二年级。直到该上四年级的时候，她才和蒋恒他们一起步行去镇上读书。

彼时小云洁还是个爱笑的小娃娃，会笑着喊导演杰哥，让他帮忙给死去的小鸟拍照。导演问她长大了想干什么，她笑着回答说：“我长大，想打工。”小云洁后来成为蒋能杰导演第一部剧情长片《矮婆》的主人翁，长大的矮婆（云洁的小名）笑容不再，让更多人认识并记住了这个懂事惹人疼的姑娘。

2009年至2011年跟拍的这些孩子，那时候一个个还都天真烂漫，会笑着从镜头中找自己的影子，会对着摄像机吐舌头做鬼脸，会在导演给他们拍合照的时候灿烂地笑。他们已然尝过了生活的苦，却不计较没有漂亮的衣服和好玩的玩具，他们对着镜头说着不记得妈妈的样子，眼里却尽是令人心疼的落寞。

随着媒体的曝光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努力，留守儿童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一渡水镇的孩子们还是照旧地生活，但是生活也在渐渐发生着变化。他们有机会看到光安村以外更大的世界，渐渐明白了父母的艰辛和无奈。

2012年春，光安村留守儿童命运的一次大转机到来了。湖南卫士的《天声一队》通过芒果基金为8所贫困小学资助了爱心校车，一渡水镇光安村光明小学是其中之一，节目组还专门到光安村为孩子们拍摄了专题。孩子们艰难跋涉的求学路深深刺痛了全国人民的心，节目效果非常显著，校车很快到位了。但最终因为光安村没有公路，校车没能载上村小的孩子通往求学之路。蒋云洁和范魏煜、蒋恒他们，还是要继续早起，每天往返结伴走路3小时到镇上去。孩子们第一次靠近幸福的希望破灭了，留守儿童的援助之路还很漫长。

2013年CPLA开展“留守儿童筑梦计划”，中国青年慈善领袖会志愿者们为光安村的留守儿童送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他们用视频记录了爸爸妈妈想对孩子说的话，为远在外地思念孩子的父母和留守家中渴望被爱的孩子，架通了一座爱心之桥。志愿者为蒋鑫、蒋恒哥俩争取到了与父母视频连线的机会。在十分钟的短暂时间里，爸爸妈妈一直在嘱咐哥俩好好读书，以后要有出息，上大学，不要像他们一样打工这么辛苦。哥俩一边听，一边抹眼泪。视频连线的最后，蒋恒对屏幕里的妈妈说：“我爱你”。屏幕内外，父母、孩子和志愿者们，所有的人都在泪流满面。

时间到了2014年，纪录片跟拍的最后一年。蒋鑫、蒋恒的父母春节回家，一家人过了一个团圆的新年，年后他们很快又外出打工了。范魏煜、范魏媛的爸爸出狱后不久又再次入狱5年。范魏媛通过社会援助、贷款、兼职，终于去桂林读了大学。蒋云洁的父母在回家种地半年后，因收入太低，决定继续外出打工。

《村小的孩子》是蒋能杰导演处女作《路》的续集，还有一部《加一》，是关注留守儿童题材的公益纪录片三部曲。荣获第三届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最佳纪录长片奖、法兰克福影展一等奖。蒋能杰导演致力于用影像关注社会，用镜头呼吁更多人关注留守儿童，重视乡村教育。 蒋导为家乡孩子所做的并不只有记录，他一直坚持做公益，至今已筹办了5所乡村图书室，自费加社会募捐资金，购买书籍桌椅，也接受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的捐赠。同时，蒋导也在光安村连续举办了三届棉花沙乡村摄影大赛，用募捐来的二手相机，鼓励孩子们去拍摄生活中值得记录的影像。蒋导也曾发起空巢老人关爱影展，为家乡的空巢老人发声，呼吁年轻人关爱父母。

其实，纪录片里的孩子，至今蒋导也都在关注着他们。如今这些孩子都已成年，蒋恒成为一名理发师，蒋鑫也长成和哥哥一样高的大小伙。小云洁已高中毕业，假期还偶尔给蒋导兼职做助理。当年在纪录片里一起打闹的小伙伴，如今谈起这部片子，还在朋友圈打趣小时候的童言童语。

感谢关注并为留守儿童发声的记录者，也感谢所有为留守儿童提供过帮助的志愿者们。他们的行动虽未能改变现状，但他们的爱心给予过每一个受助的孩子雪中送炭般的温暖。我们祝福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童年有父母温暖的守候，让孩子们都能记得爸爸妈妈微笑的脸。谨以此片献给全国2.5亿农民和6100万留守儿童（更多资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棉花沙影像工作室）。

不知道为什么越看越能想起《看见》里柴静对卢安克的采访，那篇〔无能的力量〕。一个以镜头的方式给我们视觉上的直接冲击力，一个以文字的形式间接带我们感受心的力量。

之前看过类似的纪录片，总觉得如果不能带去幸福，就别让他们看见希望。也有人说：没有什么比带给人希望却无法改变现状更痛苦的了。这些我都赞同过。

影片中我能感受到留守儿童的“极端”，甚至认知局限和空洞感。但我无法共情，我感知不到摄影机背后的生活，和他们不同的特点。虽然已经尽力做到纪实，但总有一些黑暗是我们看不见的。

天生人，命已定。只希望这样的影片多多推广，不是为了换取同情。只是为了在中国的留守儿童逐渐要变成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前提下，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