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

一、梦露塑像的镜头与人物心理

具体到影片中，梦露塑像总共出现了七次，其中两次仅作为相对次要的画面背景掠过。故本文将剩下的五次进行单独分析（序号后为塑像出现的时刻）。

1. 01分31秒

影片以海边崭新的梦露雕像开头。小米绕梦露的脚踱步端详，小文则与同学、干爹（即之后的性侵犯者）来梦露脚边拍照。之后，小米逆着太阳光仰视梦露裸露的大腿与被白色内裤包裹的臀部，拍摄照片，表情急切中带着疑惑。

梦露的第一次出现便带有强烈的符号意味。一方面，由于其体积庞大，摄影机并未捕捉其全身的完整形象，而是透过小米的主观视角「仰视」她。另一方面，两位主要女性角色对待同一座梦露雕像的态度已经开始营造影片的戏剧冲突并构建女性处境的相对立场：小米对梦露的存在表露出疑惑，而小文则欣然接受作为「景观」的梦露并与之合影。

2. 45分36秒

梦露的第二次出现在小文离家出走时。当时遭性侵后的小文被愤怒的母亲剪去了长发，深夜寻找父亲不得，投宿于梦露脚下。摄影机再次以从下到上的摇镜缓缓扫过梦露的身躯以代表小文仰视的视角——这种态度与之前存在相似却又有细微的差异。小文此时已不再将塑像当做普通的旅游景观，它既承载着她有同学陪伴的美好时光、也勾起她与侵犯者的共处记忆。因而小文一方面将其当做暂时的庇护所，另一方面又抱着心爱的鱼缸流露出不安的情绪。

3. 76分04秒

梦露第三次出现时，小米同在民宿工作的好姐妹莉莉因为并不爱他的男友的诱骗而被陌生老板性侵，小米自己也因为与律师交流泄露信息而被民宿老板开除。梦露的脚跟、脚踝已经被小广告贴满，污迹斑斑。小米尝试着将广告撕下，却无力清除。

这仅仅是公共旅游区的一种常见现象，但在影片中，被污染的梦露正如被玷污的女性。小米此时心中仅有的同情与愤懑也是被压抑的、空洞的。她自己还在利用拍摄的犯罪证据视频（性侵者进入小文房间）勒索性侵者来换取自己的利益（假身份证）。她心中有对莉莉、小文的几分同情，却在自己的生存困境面前无法出手相助。

4. 96分48秒

这是梦露唯一一次没有与主角一起出现。在几位工人的拆除工作后，肮脏的塑像被大型起重机吊起——这也是梦露正面的笑容第一次出现于画面之中。镜头从上往下摇动，下坠的运动轨迹暗示着梦露作为女性符号的倒塌。在此之前，小文在公安局特地安排的专家检查中被认定为「无损伤」。现实生活中对女性的巨大伤害被抹去，而在黑夜被悄然移除的梦露塑恰恰是这一过程的隐喻。

5. 104分22秒

梦露在结尾出现，与开头呼应。被开除后又被夺走钱财的小米投靠莉莉的男朋友，成为了一名雏妓。当她穿着白裙等待职业生涯第一位客人时，性侵案件真相水落石出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她最终选择了出逃。

当她如《四百击》中的少年一般出走时，在高速公路上偶遇了曾经心爱而如今被搬运也将被遗弃的梦露塑像。小米眼中先流露出错愕与惶然，之后转为坚定与决绝。她的身体微微前倾，加速电动车试图追赶被遗弃的梦露。最终的镜头停留在她们的背后，小米的视线依然与梦露的裙摆形成另一空间角度下的仰视关系，而客观上她们处于同一水平线——这似乎潜藏了小米作为勇敢选择的年轻女性拯救任人摆布的女性符号的可能。

从以上五次梦露镜头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梦露与影片中两位主要人物的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既有对其美丽的歆羡、仰视的依赖，也有对这种形象存在的怀疑，最终演变为另一种尊敬、同情与付诸行动拯救的可能性。

二、梦露塑像与其他女性符号

梦露塑像在《嘉年华》符号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是影片海报的主体——这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它在影片中的关键作用。影片中也设置了诸多与之相联系的物象符号，最终反映出中国女性的性别境况。

1.

首先是梦露最为标志性的白色连衣裙。影片英文名即为「Angels Wear White」，呼应了梦露的白裙。影片中，小文在被性侵之后遭到母亲的荡妇羞辱，母亲发怒时的第一行动便是撕破小文的裙子。小文流浪海边，看到新婚爱侣们拍摄纪念照时的婚纱同样是白色的。影片结尾，小米身为雏妓接待客人时穿的衣服是白色的裙子，但做出选择逃跑时的穿著同样如此。

2.

其次是梦露玫瑰色的脚趾甲。这是小米与小文都特别注目过的化妆形式。而影片中更多的化妆品出现在成人的世界之中：莉莉在男朋友来民宿时需要小米帮她在夜晚关门，便以口红作为交换；莉莉在镜头前常常涂脂抹粉，而被性侵后则以素颜示人；小文在被母亲剪去长发后，她直接的报复手段便是剔去母亲妆奁中剩余的脂粉；而影片的正面人物郝律师的妆容则较为淡雅，并无过多修饰。

3.

第三是梦露的金色头发。商会会长在性侵之前给小米和朋友买的假发便是金黄色的，而这顶假发在打扫卫生之时被小米收为己有。小米非常珍视这顶美丽的假发，但却一直藏着。之后被莉莉的男朋友拿去玩乐、并作为要挟小米泄露事实真相的筹码。金色假发与指甲油同样是一种装饰物。

4.

第四是梦露甜美的笑容。影片中既有小文在与朋友玩耍时愉悦开怀的笑容、郝律师在与小文、小米交流时关切而睿智的笑容，也有多数女性角色在面对男性角色时献媚的笑容：莉莉在面对年轻警察时巧笑迎合，在面对老板的指责时用笑容乞求轻罚，被男朋友拉着陪陌生男性喝酒时露出尴尬的笑——小米在面对警方调查时同样如此；小文的母亲在配合警方调查时同样陪出笑脸。

5.

第五项则涉及梦露这一形象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这便是梦露的被拍摄的状态。无论在现实的历史还是影片虚构的情境之中，梦露都与摄像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梦露塑像这一春光乍泄的动作最初出现在美国著名导演比利·怀尔德的《七年之痒》中，并以影像的形式逐渐广泛流传，成为具有丰富文化意义的符号。

《嘉年华》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非常多关乎拍摄的人物行为。小米在影片开头便拍摄梦露塑像的臀部，小文也与梦露塑像合影，新婚男女成双成对在海滩边拍照。另一方面，小米在看到性侵者进入小文房间时也果断地拿起了手机拍摄——这段录像是小米换取金钱的筹码，又是最终案件的关键证据。

从以上几种符号的延伸中我们可以看出，影片中诸多与女性相关的物象都与梦露塑像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一方面来源于合情合理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共同构成了较为复杂多层次的符号系统。必须注意的是，以上列举的每一项的内涵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具备正反的多重内涵——显然，文晏的态度是审慎而复杂的。在这种多义性中，我们方能认识梦露塑像完整而丰富的内涵。

三、梦露塑像的三重内涵与性别意识表达

导演兼编剧文晏在一次电影映后交流中曾提到梦露塑像的创作动机：

这个形象在过去六十年以来，不止是西方世界、更是世界上最标志性的女性被固化的形象。我在写剧本的时候，看到南方一个小城市盖了一座号称世界上最高的梦露，有8.8米，但过了一个月就被拆掉了，原因是因为那个裙子飞得太高了。

显然，影片中梦露塑像的遭遇在现实社会中确有其事，而文晏将对相关事件的思索融入了《嘉年华》的艺术创作之中，产生了梦露塑像这一极具辨识度的电影符号。根据之前的镜头与符号分析，我们可以将梦露塑像的含义分为三个层次。

1.

首先，从最浅层的角度来看，梦露的形象是一种纯洁与风骚碰撞的美。她的身体、她的表情、她的姿态融合为极具风情的整体，纯洁清新而又奔放自如，羞赧中带着俏皮——似乎没有人能够否认她的美，就像影片中小米、小文以及其他游客自觉或是不自觉地与之合影一般。这种美让人抛开现实而沉浸其中，是未经审视与理性过滤的。

2.

其次，假如我们重新将这种「美」放置于当前的社会性别语境下，它便是一种经男权社会凝视与规训的美感。在大多数人（尤其是女性）眼中，这种美的认同并没有经过太多理性的审视，因而其中更为复杂的建构过程往往被忽略。它让多数男性为之倾倒，因而成为较多女性追求的具有典范性、标准性的美。

梦露金色的鬈髪、纯白的衣裙昭示着一种处女般不受沾染的纯洁，而她看似无意实则经有意设计的被风掀起的裙摆、低至胸口的上衣、丹唇未启的弧度又隐含着一种轻佻而魅惑的性引诱。最令人心醉神迷的大概还是她微微前倾、捂住私处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是对自己身体部位的保护，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裸露——继而在观看者的视角下形成欲拒还迎的无限遐想。这种种美感的建构，无不是传统男权社会施加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传统男性既希望女性是纯洁而高尚的，却又希望女性在面对自己时是愿意献身、释放诱惑的——当女性显得过分放荡抑或过分拘谨时，她们都不会符合男性的想象。这种纯洁与淫欲的尺度必须由男性掌握与审视——而梦露似乎是一个可以符合这种欲望标准的平衡点。

在影片中，我们便能看到小文的活泼、莉莉的娇羞、以及小文朋友的天真愚昧。我们无法直接批判这些表象必然是丑陋的，但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便是男权目光期待下的女性形象：永远可以居高临下地摆弄、意淫，更可以随时丢弃。因此，当男权社会意识到梦露塑像可能意味着一种性的逾矩、一种对规训的超脱时，它便必须拆除它。拆除意味着男性权力的行使，意味着压抑女性自主解放的可能。

3.

影片最终，小米眼神坚定地追逐被拆除的梦露塑像。这一行动所暗含的是一种重塑梦露形象女性主体地位的要求：纯洁、放纵或是若即若离的诱惑并非女性的原罪，它应该是一种摆脱男性目光束缚的自主状态。

在影片中，小米一直不算是传统的女性形象。她的面容谈不上娇俏且没有装饰，她的衣着缺乏搭配，她的性格不够温柔——就连在男警察面前的礼貌也显得极为不自然。然而，尽管她是如此的不合男权社会规范，她同样受到了男权的侵犯——又或者说，正因为如此，她才遭受侵犯。她意识到：她不可能在社会对自己所处的性别群体的态度中置身事外。她一边将犯罪证据视频交给律师寄希望于小文的拯救，一边绝望地开始了被迫贩卖身体的人生。而最终前者的希望浸染了后者，不论结果如何，她决意选择自由——并在梦露塑像擦肩而过时决定参与其中，去重塑这种女性群体性的自由。

此时，小米所追逐的梦露已不再是那个被凝视的、被束缚的梦露。正如莉莉的耳环被摘下后又被小米重新戴上，梦露的性意味被无情压抑却依然萌动而具有生命力；在被男性权力毁坏之后，它反而具备了重生的能力——而重生的可能性便掌握在如小米一般勇于自主选择的女性及其同盟者手中。它们的任务便是将梦露的纯洁、奔放包括性内涵真正从男性目光中解放出来。白裙与否、化妆与否、微笑与否，都不能直接决定女性的属性。在这一升华的状态中，女性获得的是真实、自主而丰富的人生选择。

综上所述，《嘉年华》中的梦露塑像在人物心理、符号设置以及最终的主题表达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形成了对当下中国女性现状的映射，也潜藏了未来性别平等的光明可能，从而达致了视觉奇观与社会现实的流动性重叠。在影片中，梦露既是被凝视、被毁弃的对象，又暗含了解放的主动性。由于这一核心符号的多义性，影片的女性主义思想也不再单一僵化，而涵盖了多重选择的范围指涉。因而《嘉年华》所内蕴的性别平等要求既有着强烈的反压迫意识，也是流动、可塑、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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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电影，心上心下个不停。白裙少女，冰川蓝机车，还有前方未尽的路，到底哪个能逃离现实到更远。我们无从知道。

海边的故事在小米的出走后，戛然而止，可又确实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去上路继续。

当时我冒出来的心里想法，跟先期观影的朋友出奇一致：这是2017年，在电影院看过的华语片最佳。

《嘉年华》的成熟，不仅意味着文晏从拍摄《水印街》到这部影片的惊人提升，其镜头语言与作者诉求的统一性，暗中抛索，丝丝入扣，营造了一个真实，梦碎和绝望的东方时空。

它的成功，也不是孤立的存在。黑户少女小米，未尝不是从湖南飞来的《笨鸟》，或者是更遥远的，来自云南边陲的《米花之味》。如此跨度的联想，只为说明《嘉年华》的出现，不但是对导演艺术才华的肯定，也是写实风格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并不是孤立个样，一小版块。它们是有白纸黑字的充分根据。

再用大白话说，《嘉年华》是近十年少有的，聚焦于当代社会矛盾与性侵少女案件的电影。有人试图告诉外国观众，电影里的中国，就跟现实中的中国一模一样。我所想到的也如出一辙，电影人物所出没的空间，跟现实中生活的市镇一模一样。

片中人物包括了黑户，打工者，旅馆老板，无业人员，流氓打手，小学生，普通父母，警察，律师，医生，还有面目模糊的权势人物。之所以一一历数这些身份职业，正是因为观众在现实生活经验中，会与这些角色产生过实际接触，并进行有效观察。

《嘉年华》从一片海滩，一座海滨城市，一间根植于每个人出游印象中的民宿酒店，引出发生一个房间内的黑暗秘密。好奇，疑惑且不安地注视这一切的，除了电影院观众，除了监控摄像头，还有一个年轻女服务员的眼睛。

在文晏的构思里，片中女性角色性格多样，各具特色。也不难发现，《嘉年华》的女性卡司上，她们的长相特征，比如大眼睛。从00后强势崛起的文淇、周美君，到曾是中戏五朵金花之一的史可，都有某种相仿神似。在她们身上，埋藏了人物命运互相转换的可能性：比如长大以后的小文，变成了小米。未来的小米，也许变成了莉莉。结了婚，生儿育女，又变成了小文的妈妈。如果不是这么悲观绝望，倒还有成为一个代表正义与公信律师的可能。

片中还有一个大写的，居高临下的女性形象。《嘉年华》从海报，开头，剧中再到结尾，一再反复出现了这座巨大女性雕塑的戏份。值得一提的是，它从未在一个大全景里面出现。我们所看到的梦露，只是一小截，一部分，直到被支离，吊起，拖车拉走。

海边的梦露雕像，她云集了女性性征魅力于一身，又是吸纳了男性欲望的万千投射。好事者研究说，当梦露瞪大双眼，她有如洋娃娃般的青春少女。当她微垂眼帘，又是热情似火的性感女神。男权社会错乱的欲望倾轧，导致了《嘉年华》事件的轮番上演。正如微博热搜上的女童、留守儿童、中小学生、研究生博士……每次看到这类新闻报道，网友都会无奈感慨，她们不是最后一则。

小米的手机里，拍下了梦露的裙下风采。拍婚纱照的人们，只是把梦露当做背景。她的大红高跟鞋，飞扬起来的裙摆，肆无忌惮地面对着大海，也引来了狂蜂浪蝶的小广告。

戏中男性，唯一有正义感，秉持了正常操守的，只有看起来不像父亲的耿乐。令人觉得讽刺的是，这名父亲的婚姻家庭与工作事业都有问题，处于同样好不到哪去的境地。令部分观众觉得不够的是，他好像应该爆发得更为强烈、粗暴一些。

在耿乐身上，《嘉年华》再次压制了一点就燃的怒火。那不是电影想要的。

无人，空旷荒凉的海边游乐场，正在等着一场即将到来的盛大嘉年华。可是，在庞然大物的充气通道上，只有两个女孩避开了家长，学校与人群的嬉闹时光。她们像渺小，徒劳的钟摆一样，停留在了人生中的某个时刻。

如此情景，尚还引发不了成人世界的孤独，寂寞和感叹。306房间的秘密，只会在小文不断长大后，被扎破，并发作，足以把一个纯洁的人类摧毁。

回想这一幕，就能发现《嘉年华》的忧伤所在：她们的快乐成长，只是需要陪伴。好比回到小文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就连无聊踢树枝的场景，也快乐胜神仙。

《嘉年华》所要说的，当然也不止于这碗鸡汤。少女与金钱，啤酒，假发，口红的关系，无一例外地指向了成人（男权）世界的贪婪诱惑。面对这场上下合谋，无时不在上演的倾轧侵害。小文的悲剧，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几乎没有现身示人的刘会长，并不是一个类型片里的孱弱反派。恰好相反，他的模糊，他那无处不在的触手，GPS定位，买通警医，已经强大到了足以颠倒黑白，就地掩埋的疯狂和荒诞地步。

梦露雕像的离去，引发了一些影迷对于安哲罗普洛斯，《再见列宁》的联想追忆，更有甚者，觉得少女的机车驰骋——在速度感变化提升中感受到生命节奏变化，也会想起《南国再见，南国》和《路边野餐》。在我看来，影迷型的触类旁通疯狂联想虽然过于放飞，却更说明《嘉年华》所表现的环境时空，是一个真实，可信，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世界。《嘉年华》被与之并提，说明了水准可靠。

雕像当然也会死亡。费里尼《甜蜜的生活》的开场，就是一尊耶稣雕像，被直升机吊在天上被拉走，遍布空虚。主人公迷失了自己，失去了一颗纯真的心和对生命的开放态度。那个荒诞故事发生在罗马，费里尼却认为是一座内心之城，永恒之城。

《嘉年华》的海滨城市也是如此。同情片中的小文与小米很容易，但《嘉年华》要说的东西：爱，温暖，还有停止来自外界与亲人的二次伤害。其实更难。

很久没在影院看过如此平实自然并贴合现实，几乎完全削弱男性角色一贯的既定主导优势侧重于女性角色的刻画、触及敏感还能安好上映的国产电影（看得出有妥协的成分，但没多大影响），非常难得。近年来女性导演的活跃度相当高，才华尽显，佳作不断，展现出比起男性导演更为细腻沉稳的强劲实力，更能设身处地的站在女性的立场来看待和思考问题，但在国内几乎难得冒出来一个。没抱多大期待看了《嘉年华》，超出预期的好，看到了一个仅透过女性视角用精准的镜头果敢的对准社会阴暗面并投入关切目光的女性导演，着实令人惊喜。

片中以配角出现的男性角色几乎都是以负面的形象示人，窝囊的父亲，势利的老板，只认钱的小建，知法犯法的王队，滥用职权的无耻高官…，虽没多少戏份，但从典型的中国式社会结构和形态来看，男性依旧占据着更多（高）的自主权和社会地位，无论是情感或生理(先天），抑或社会处境中的生存状况和附加定位（后天），女性都是容易受伤害的一方，但不少女性依然很传统或单纯的对男性抱有一定的幻想和依赖，这点从片中小文的母亲（把望夫不成龙的愤恨发泄给孩子）和莉莉的身上可以看到对男性期许的幻灭所受到的伤害，女性需要独立的意识显得更加强烈，同时也能了解到家庭的情况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起着非常关键的重要作用。

导演文晏并未单一的围绕一个女性角色展开，而是通过一起极具社会性的性侵事件串联起几个不同年龄层和身处迥异生活环境中的女性角色，侧重的则是未成年人女性这一类，一旦没有了家庭的保护和安定，缺乏家人的关爱或是生活在一个不健全的恶劣家庭环境中，她们很可能会成为具有男性优势与不公待遇的社会体系中的受害者或牺牲品，片中未成年的小文和小米就是很鲜明的例子，父母分离，父亲无能，母亲无责，懵懂叛逆不懂事，身心接连受到伤害；小米离开老家到过15个地方，来到这里只因暖和，即便是乞丐在冬天留宿街头也不会被冻死，在旅店隐瞒年龄打工过活。她们做出过选择和挣扎，但换来的却只是伤痛和泪水。

现实是电影的灵感来源，前者要来得更加的荒诞和悲凉，不少局外人觉得文晏拍摄的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虚构故事，却有着一股真实和令人信服的力量。但作为当局者来看，却相当的现实和普遍，只是鲜少会搬上台面来看，无论是小演员形象老道的演绎，还是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拍摄手法，手持摄影或是特写镜头，自然而写实，节奏行云流水，没有多余的情感表达和说教成分，甚至没有利用配乐来达到渲染氛围或带动情绪的作用，带有主观倾向的意识给人一种客观影像呈现的感觉，观众的注意力会莫名的受到角色的牵引（紧随），投入其中换位思考，文晏拍得并没有很张扬或露骨，却很尖锐、内敛且直接的触及到那块常被忽视和掩盖的敏感面。

《嘉年华》会引起观众对于未成年女性问题的反思和关注，他们有着一颗在对于成人世界还未有太多了解却承受了太多伤害的脆弱心灵，变得敏感而封闭，小小年纪便要直面现实阴暗且丑陋的一面，没有社会保障和教育的引导，难以讨回公道，如何维持生计，想尽办法艰难生存，拥有超越实际年龄的成熟和城府，笑容和单纯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犀利的目光、痛苦的隐忍和忌惮的冷漠。而她们的经历和处境同时也涉及到严峻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另一名受害女孩的家人选择息事宁人（现实中太常见），自欺欺人地给孩子一个虚假的美好未来设想，这样掩盖事实的举动只会让这类事件更加猖獗，而随着孩子慢慢的懂事，内心深处永远会有个隐隐作痛无法愈合的伤口。

畏权的下级不敢吭声和反抗，要不就跟着同流合污，私下解决，暴力对待，弄虚作假，睁眼说瞎话，看到了一种手握权力、腰缠万贯即可为非作歹或任意妄为的病态社会体系，片中的成年人里愿意伸出援手并有勇气和能力帮助并捍卫她们权力的只有史可扮演的女性律师角色，但也难以解决实际根本的问题（戏外，这类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光看前面，小米和小文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伤痛，她们努力的想要从中摆脱出来，逃离只会打骂的母亲，耍小聪明走捷径只为生存，但回馈而来的依旧是充满荆棘的处境和自主权的缺失。全片特别惹人注意的是有很多象征性的场景、道具和细节， 来作为一种隐喻式的客观表达（给观众解读的空间），联想到了《雾中风景》中从海水中被托起的半握拳的大手。

文晏拍了一场属于女性的“嘉年华”，没有欢声和笑语，在藏污纳垢中流淌着她们的血泪、无助、孤独和痛楚。前后呼应的“梦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小米抚摸她涂了指甲油的脚、拍摄她的裙底、撕下腿上的招贴广告，小文的金色假发，首饰、衣服、化妆品、生理（性），每个女孩都会经历的成熟过程，只不过片中的两个还未成年的女孩是充满污浊和伤痛的阅历推着她们从好奇、尝试到成为。最后算是一个看似积极的开放式结局，小文跟着父亲一起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小米则做出了人生重要的选择，逃离后与被拆卸的“梦露”在公路上平行穿行的一刻，像是告别过去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和自主权、化被动为主动勇敢前行和追寻的象征。但放眼现实，悲剧却还在不断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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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承水怪赠票，去看了电影《嘉年华》。这是一部极具勇气，艺术上也颇为出色的电影。我已经记不起上次在电影院看到对社会问题有观照的电影是什么时候了。

导演文晏在映后提到她所选取的第三人（酒店服务员）视角，是一种旁观者的位置，极为克制。这种“克制”在电影中非常明确，没有直接表现会长性侵小女孩的过程，没有受害者哭天抢地，没有父母的申诉，唯一一个称得上激烈的情绪时刻，是耿乐饰演的父亲在看到医院召开发布会说女儿并没有被侵害后，试图上前和医生理论。那是一个远景。电影里甚至没有侵害片里常见的刻板人物，如果想想最常被提到的《熔炉》和《素媛》，首先会想到其中令人不寒而栗的坏人，和极其无辜的好人。

《嘉年华》里，每个人都陷在自身生活的困境之中。小文父母有不如意的婚姻，这是他们疏于关怀女儿的原因。小米从小流浪各处，以自保为本能，所以不愿相信律师。酒店老板算是个比较规整的反面形象，不想惹麻烦，就藏起了视频证据。所有人的困境织成网，小女孩们再也逃不出去。造成她们悲剧的是性侵者，也是所有人。

看完电影和沛沛吃饭，我们自然讨论了起来，提到了电影的风格，克制。有很多评论说这就是中国的《素媛》和《熔炉》，但两部电影的风格差异太大了。看《素媛》、《熔炉》会痛哭，但看《嘉年华》更多的是叹气。《素媛》、《熔炉》是这样一种电影，完整地展现了美好被撕裂的过程，有一个确切的反派，有一整套体制的压迫，有一方坚持对抗的力量。无论结果如何，任何一种情绪，对美好的同情，对反派的痛恨，对坚守者的感动，都得到了有力的释放。观众内心，也因为观看这部电影，完成了一次伸张正义的过程。

这与《嘉年华》的克制，并无优劣之分。而我在想，克制固然是导演的审美偏好，但同时，它几乎是唯一可能在中国实现此类题材的方法。因为我们反抗的对象是缺失的。有伤害发生，就有施暴者，而施暴者不可描述。《嘉年华》里的施暴者是着墨最少的一个角色，只有前后寥寥几个镜头，几乎可以认为是符号。他是“商会会长”，其中一个受害小姑娘的父母的朋友。而文晏最初对这类题材感兴趣，是看到各地当时被广泛曝出官员、校长性侵幼女的新闻。权力者被置换成了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坏人”。即便如此，施暴者的面目仍然是模糊的。他没有像《熔炉》中的那个肥头校长，缓慢露出猥琐又骇人的笑容，定格成经典的加害场面。他无法被记住。

故而无从指责，无从怪罪。母亲只能骂女儿，以后不要再穿浪荡的衣服。父母相互埋怨，“如果不是你想和会长套近乎，怎么会让女儿认他当干爹？”阻碍律师取证的是酒店服务员和老板的自私，而警察的干涉被匆匆带过。人性的弱点如泣如诉，可真正的恶呢？真正的恶是故事的背景，还走不到舞台中央。

一旦指认出恶，必然要求指认出恶的原因，完成对恶的惩戒。你必须说出魔鬼的名字。但我们生活在不允许魔鬼存在的次元里。

当看到医院造假，医生对媒体说两个小姑娘并没有受到侵害，观众憋屈的情绪到了一个极值。小文父亲几下无助的挥手，除了自取其辱之外毫无用处。但很快镜头一转，以画外音的方式告诉观众，施暴者被抓了，干涉案情的警察被抓了，造假的医院负责人也被抓了……仿佛有一个全能的天神，于无声处主持了正义。而这天神是谁，如何主持了正义，就和这恶一样，没有来处，没有身影。

中国的观众，早已学会脑补电影。一看到这里，观众席马上有人私语，“删的还挺多”。我们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心领神会，生怕导演不知道“我懂的”。

电影的克制是一种“职业”的创作态度。它抗拒直诉苦难的悲情，谢绝沉溺于悲伤，甚至是体面的。它可能是我们唯一能保留尊严的方式了。在这一点上，对导演有极大的尊重和敬佩。

没拍出的那些呢？专注的哭泣，彻底的愤怒，以及决绝的反抗，最终迎来胜利。这些我们没在电影里看见过，也没在现实中实现过。

在电影《嘉年华》的映后，我听到了很多观众的讨论，讲述自己的经历或者知道的关于性侵的案件，也在观影后由衷的感谢这部电影。好几个女孩流下了泪水。一部好的电影，首先扛起了它应有的责任。有勇气，有力量，也有美和暖。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件使得虐童和性侵受到了社会重视，也引起了大众的愤怒。在谈性色变以及缺乏基础性教育的中国，大多数女孩在遇到类似的事件，都选择了沉默，甚至是在长大后才意识到自己被性骚扰。

电影《嘉年华》始于沙滩上巨型梦露雕像的裙下。12岁的女孩小文和小新被当地商会会长强暴，而15岁的女服务员小米目睹了这一切。电影并没有直接表现小女孩受到侵害的过程，而是围绕事件之后的剧情展开。

影片有个很浪漫的名字，导演文晏解释：“我们生活在一个像是嘉年华似的时代，无比光鲜，无比喧嚣。大家没有办法停下来，没有办法去思考背后的人和故事。我恰恰想讲的是这些光鲜背后的故事。而且嘉年华字面有美好年华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名字。”

对比女性角色，片中的男性怯弱、无措、自私自利，没有正面出现的犯人刘会长，作假证明的警察和妇产科医生，压榨员工的酒店经理，殴打女朋友的健哥，忍气吞声的女孩父亲。这并不代表本片是一部女权电影，而是导演在要求，男性应该发声。

影片的结尾，小米穿着白裙子骑上莉莉的电动车疾驰，再次踏上漂泊的未知。就像影片的英文名《穿白衣的天使》一样，无论她今后的遭遇如何，无论等待着她的会是什么，她永远拥有精神上的纯洁。

在金马奖获得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三项提名，《嘉年华》还是今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的华语片。

这是女导演文晏的第二部长片，历经四年的筹备和一年的剧本打磨，这并不是一次不负责任的社会新闻事件的改编，而是经过深入思考后的历时良久的有态度有技巧的创作。

她说希望这部电影能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起点，而不仅仅是一次情绪的宣泄。

电影虽然是在讲性侵，但它没有直接讲这个施暴者是如何去性侵小女孩，也没有女孩自己的心理状态的描述，而是去讲性侵之后，围绕这件事相关人群的反应和随之带来的事件。您是如何做出这样的视角选择呢？

文晏：当时我也做过一些研究和咨询，这些孩子还处于懵懂的状态，尤其这种一次性的伤害，她们都不太懂，在当时表现不出明确的态度。我们国家没有性教育，很多孩子连身体的部位都说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这样的案件大家都不知道。她不会表达，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说。

我不想故意拍得很惨来赚取大家的眼泪，我想讲的是整个社会机制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所以我选择了这样的处理方式，反而是之后大家的反应给她造成了二次伤害。

所以也没有很细致的去讲事件发生的过程。

文晏：加害人没有那么重要，这样的事件发生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但我不讲偶然性，而想探讨社会必然性。犯罪总是有，我们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案件，如果对待这样的少女，我们整个社会该做什么保护措施。案件只是一个载体，所以在片中我也没有让加害人正面出镜。

小演员是否知道完整的剧本？还是调整为她们可以理解的剧本？

文晏：文淇是在开机前才给她看了她的一半剧本。她们的年龄太小了，也不太可能理解剧本的整体，所以只要专注在她自己的那部分就行了。她只要理解流浪儿童打工，每天为了多挣五块钱这部分就行了。

美君我是完全没有给她剧本，让她专注于跟父母的关系，建立人物情感。没有必要给孩子她们不能理解的东西，那样不能帮助她们的表演。

片中的男性形象都是比较怯弱的，影像上的表达也是不完整的，您是在刻意弱化男性吗？

文晏：我的电影反对的是偏见，所以我不可能带着偏见去写剧本。我想反映的是社会对女性问题无意识的状态。相比一些西方社会，我们对女性问题的探讨相对少，女性意识也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没有专门对男性有怎样的处理。

我关心的是人的境遇。你之所以是今天的你，是你所有成长环境和周围人造成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才会做这样的选择。我想通过这些小人物，投射出整个社会的样貌。

有人觉得父亲懦弱，但是这些小人物确实是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他是没有发言权的。耿乐说“那公道呢？”，我一定要让他说这句台词，但是是退后三步才说的方式，就因为我们的公民在今天的社会里不习惯说这样的话，而事实上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坦荡的大声说出来的。

小米有句台词非常感人，说这里沿海很暖和，即使无家可归也能睡个好觉。如果向观众完整的讲述小米这几年的打工经历，一定会触动到更多人，为什么没有讲她自己的这部分？

文晏：留白让你去想象，其实是更打动人的。就像今天我跟你见面，以后很可能就见不到了，我对你的了解就只是个片段。但是想象的空间是特别大的。篇幅所限我只专注于现在的故事，但是我想在有限的时间内让你看到小女孩做了这些事情，让你最终理解她是从哪儿来的。

当时选定南方，就是我想，一个流浪儿童经常食不果腹、流浪街头，她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就需要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

电影很有趣的一点是她没有出于同情而帮助她，而是她自己的境遇让她这么做，这是怎么设置的呢？

文晏：一个是为了避免商业片的套路，两个主角一定要有很多的交锋，我希望它有一种真实感。她们唯一的偶遇是开篇那一次，但她们彼此的影响是更深刻的，她们面对的抉择才是彼此真正的联系，而不是说一定要碰到。

电影里很少出现完整的梦露的形象，只有指甲油、高跟鞋等等符号，为什么？

文晏：前后出现过六次，也是非常仔细的设计。从第一个镜头出现难以分辨，到后面红指甲对观众的冲击力。梦露的形象大家看得太多了，我也不需要她在片中非常具象的呈现。她就是代表了一个女人。

有人看完电影说我在片中其实只讲了一个女人。她所代表的就是这样的概念。很多人光看她的脚就已经能认出她来了。

小文第一次夜里来到海边看到的是她的背影，她很丰满，有宽宽的肩膀，带有一点点母性，小文会觉得她就像她的妈妈一样。她有很多丰富的意象，我用不同的角度去呈现，也有不同的意义。

我不想让大家只是想到梦露，而是想的是女人。

看片时有两个镜头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做妇科检查时的主观视角，另一个是梦露腿间的灰色建筑。这是女导演少有的生猛镜头。

文晏：这两个镜头基本上就是主题嘛。我知道那个主观镜头观众看起来会有点不舒服，但这就是二次伤害。我不会去拍那种纯粹宣泄性的为了效果的镜头，但我觉得这个镜头是必要的。

比如我不会去拍性侵的场面，我对这个暴力不感兴趣，而我想要让观众看到的是社会对孩子的二次暴力。它是必须的，也是非常冷峻的，差不多是剧本创作阶段就想好了的。

看短评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结尾都想到了《四百击》。

文晏：我其实没有想到，但后来也好多人跟我提到。好电影对你的影响是下意识的，你喜欢这部电影，它进入到你的血液，不知道哪天就会生长出来。

上映版本加了一段广播，很多观众都觉得突兀，这是为了过审而特别加的吗？

文晏：下次你可以再仔细的听一遍这个广播，它还有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大家关注的大多都是案件，但我关注的是女孩子的成长。

我们希望电影能跟观众见面，也希望能在不牺牲我艺术表达的情况下，完整的保留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做一个非常小的变通，而且也不是简单粗暴的变通。

这件事情是跟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受到很好的辅导和帮助，她到了成年面对爱情面对婚姻，都会反射出很大的问题，伤及的不仅仅是她自己，还有她周边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意识，比如性骚扰，在西方是很清晰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话这样的行为就是性骚扰，你马上就可以寻求法律手段。但在中国这是非常模糊的。这个电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讨论问题的起点吧。

很多人在看完片之后贸然的打上了女权电影的标签，这应该是您特别反对的吧。

文晏：对，我觉得标签都是简单粗暴的，所以我的电影采取的角度才是相对客观冷静的我也没有说我要引起大家强烈的愤怒或是怎样。愤怒不解决问题，愤怒不是导致很好的结果。反而需要冷静的思考和探讨。过于标签化口号化处理问题，就会造成一些对立和不愉快，但我们要的不是对立，而是大家共同来解决一些问题。

不管是参与制作还是自己执导，您选片的标准是什么？

文晏：就是好的东西吧，哈哈。会选择自己非常喜欢的，有艺术表达的、独立思考的、有立场有态度的电影。

大家在看完这部电影后提到了很多导演，比如觉得像安哲的电影，结尾像《四百击》，女主角又有点像戈达尔女主，包括摄影也请来了达内兄弟的御用本诺·德福。感觉您是一位很有迷影烙印，但是又不会做炫技的导演。

文晏：真正做自己片子的时候我不太参考其它电影，尽量让自己保持独立思考，但以前看过的电影会作为养分。也是因为处理这样的题材，要特别尊重你的人物和主题，但凡在里面加入任何炫技，别人就不再关心事件。这个题材决定了你必须非常朴素的捕捉和表现它。

对片尾音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国内的创作者吗？

文晏：是的，文子，《夜车》《白日焰火》都是他做的。我们反复沟通，他也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第一次看完就说，给这样的电影作曲是很难的，因为现实主义不需要宣泄性的音乐，而是一点点进入，又要特别契合那场戏，把所有的压抑都释放出来。

您觉得这样的小演员，参与的第一部作品又是很特别烦的题材，您对她们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期许吗？

文晏：我们在拍摄和宣传的时候都是对她们非常保护的，所有工作人员的言行都非常注意。尤其像美君演这样的角色，我们不能让她受到任何伤害和偏见。

小孩的路很长，她们是否能成为优秀的成年演员，都很难说，对于未来的计划我们也是顺其自然的，不给她们任何压力。

很难把她们当成普通的童星来看待，也不想把她们当成明星，不管是赞美还是批评，都要实事求是。